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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宋艳萍丨“美人”、“才人”考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所见“美人”、“才人”引发

摘要: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軑侯及其妻儿的墓葬,其中二号墓是軑侯的,一号墓是軑侯之妻辛追的,三号墓是軑侯儿子的。1973年底到1974年初,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被挖掘。在三号汉墓出土的遣册中提到:“右方女子明童凡百八十人,其八十人美人,廿人才人,八十人婢。”关于遣册中的“明童”,学界存在争议。游振群先生认为遣册中记载的“美人”、“婢”等 ...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軑侯及其妻儿的墓葬,其中二号墓是軑侯的,一号墓是軑侯之妻辛追的,三号墓是軑侯儿子的。1973年底到1974年初,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被挖掘。在三号汉墓出土的遣册中提到:“右方女子明童凡百八十人,其八十人美人,廿人才人,八十人婢。”[1]关于遣册中的“明童”,学界存在争议。游振群先生认为遣册中记载的“美人”、“婢”等,当指三号汉墓中出土帛画“划船游乐图”中的女子形象[2],则“明童”为帛画中人。而郑曙斌先生认为:“明童为軑侯府内等级身份不同的家童,因其具有葬俑特征,又只见记载不见实物,可能是模拟葬俑的‘人俑’而名之曰‘明童’;根据文献的葬仪与纪年木牍来看,‘明童’可能在葬日大遣奠时参加葬仪,为葬日在遣奠时当众宣读的‘遣者’,葬仪结束后随柩车一道送葬,表达送死之意。”[3]郑先生认为“明童”为家童,是活生生的人。按照这种说法,“美人”、“才人”也应为活人无疑。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有各自道理。本文暂不探讨“明童”,只就遣册中出现的“美人”、“才人”,结合传统文献加以探析,揭示汉初“美人”、“才人”的存在状况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轨迹。

一、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所见“美人”“才人”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有“美人”、“才人”简文。相关简文如下:

从简文看出,美人数量很多,有八十人。简文只强调了美人的服饰特点,却没有透露其他信息。这些美人身穿裘、蹇、绮等做成的衣服。裘,《玉篇》解释为“皮衣也”,是用珍奇动物的皮做成的衣服。周代有司裘一职,“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可知裘是有身份高贵之人的专利。蹇通“褰”,《说文解字》解释为:“褰,绔也,从衣寒省声,《春秋传》曰:‘征褰与襦’”[4],可知褰为裤子,应为丝织品做成。绮,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刘邦规定:“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5]颜师古注释“绮”为“文缯也,即今之细绫也。”[6]看来绮是一种质地细密的丝织品,汉代商人没有资格穿这种质地的衣服,只有地位较高者才有资格穿着。裘、蹇、绮,都属于华服,非普通百姓所能享用。从此看,美人身份比较高贵。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记录了二十位才人,关于她们的出身地和从事的职业,我们用表格形式表现出来:

从表格看,这些才人都是擅长歌舞,精通乐器的女子,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有才艺之人。这些才人来自河间、郑、楚等诸侯国。文献记载中,这些地方多出有才艺的女子。所谓的郑声,就是一种发源于郑国的音乐,从先秦以来一直是与朝廷雅乐相对的音乐类型。孔子曾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7]因为郑声淫,所以孔子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8]。尽管郑声不断遭到批判,但从先秦以来一直没有灭绝过,汉武帝时期甚至出现了“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9]的局面。那么,郑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如此喜爱?据《东观汉记·卷十三·宋弘传》中记载:“上尝问宋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上每?,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於荐举。闻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乐,非颂德忠正也。’”[10]“繁声”是郑声的主要特点,南朝梁何逊在《七召·声色》中亦曰:“至乃郑卫繁声,抑扬绝调,足使风云变动,性灵感召。”可知“繁声”应为抑扬婉转,令人身心大悦之乐,难怪深得社会各阶层喜爱,生生不息,屡禁而不止。楚歌、楚舞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乐舞形式,项羽被围垓下时,刘邦令将士“四面楚歌”,致使项羽军心涣散,惨败而亡。汉高祖刘邦将去世时,令戚夫人“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11]可知楚国歌舞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乐舞形式,必定优美婉约。汉代歌诗有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就包括“《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12]看来楚、河间、郑都是汉代著名歌乐之地。从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的“才人”简文可以看出,这些才人来自楚国、河间、郑国,她们的身份是舞者、歌者和演奏乐器之人,都是具有文艺才能的女子。

游振群等先生认为,遣册上“美人”、“才人”简文,所对应的是三号汉墓帛画“划船游乐图”中的女子形象。[13]这幅帛画上画有很多人物,全为女子。由于残泐严重,我们只截取其中较为清晰的一部分:

游振群先生对这幅画描述道:“一叶扁舟上,一个黑衣女子侧身躬立于船中,仿佛在作某种仪式,虽相貌难辨,但观其老态龙钟且地位显著,当为三号墓主之母。其形象也确实与马王堆1号墓女尸及非衣上的墓主人相似。在她的身后,有一白衣、一黑衣两个婢女奋力撑篙,当为‘八十人婢’中之两人。船头隐隐可见的三个淡装女子,绰约多姿,当为‘八十美人’中之三人。所有人物素裙白衣。”[15]游先生的描述非常生动!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黑衣女子是否为三号墓主之母,但船头三位女子悠闲嬉戏,身着华服,这些特点和遣册中“美人”的描述相符,应为遣册中所记载的“美人”。游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因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明物中,没有和遣册中记载的“美人”、“才人”等明童相对应者,只有帛画中出现大量人物形象,游先生说“明童”指帛画中人也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帛画残泐厉害,我们无法辨识画面中“才人”的形象,实为憾事!

二、 汉代“美人”“才人”考析

(一)美人

先秦时期,美人并不专指国君或诸侯王的配偶,而多指绝色女子。《管子·小称》中曰:“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16]这里的美人,指毛嫱、西施等美女。《韩非子》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如《韩非子·修务训》中曰:“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17]

秦到西汉中期之前,美人已经成为皇帝及诸侯王配偶的称谓。万石奋的姐姐被刘邦召为“美人”,这时的美人,已经不是先秦时期所指美女,而是皇帝的配偶。万石奋姐姐之所以被召为美人,是因“能鼓琴”[18],从这一点看,汉初美人也是精通乐器者。汉初美人并非皇帝所专有,诸侯王亦可拥有。汉惠帝时,燕灵王刘建去世,他的美人生有一子,这个儿子应该继承燕国王位,但却被吕太后派人杀死了,燕王因没有了后嗣,燕国被废除。淮南厉王刘长,是赵王张敖的美人所生的儿子,为人骄横不法,被汉文帝流放到蜀郡。汉文帝在诏书中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19]跟随刘长流放到蜀郡的,是受宠幸的十个美人和才人。汉武帝时期,江都王刘建在其父去世但未葬之际,召其父的美人淖姬等通奸[20],被认为大逆不道。可知一直到西汉中期,诸侯王还存在美人这一级别的配偶。随着“推恩令”的实施,诸侯国势力逐渐缩小,诸侯王的地位急剧下降,“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21]此后,美人之称只限于皇帝配偶,诸侯王配偶不再称为美人。

美人的出身在汉代有个变化过程。刘邦召万石奋的姐姐为美人,万石奋自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22]万美人出身贫寒,可知汉初选择美人并不强调出身。东汉时期,美人出身有了严格要求。每年八月征收算赋时,政府派人到洛阳乡间,选择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容貌端庄的良家童女入宫备选,皇帝的嫔妃们大多来自这些被选上来的良家童女,其中也包括美人。汉代良家为中产之家,贫寒之家的女儿不在备选之列。

(二)才人

西汉中期之前,才人并不是皇帝及诸侯配偶的专称,而是专门从事舞乐之人。据《史记·仓公列传》记载: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23]

淳于意是汉初齐国太仓令,被称为“仓公”。他是位名医,应召到济北王府为各位女侍者诊脉,其中一个叫竖的女侍者被查出有重病。竖被称为“才人”,她的特点是“好为方,多技能”。“才人”竖的身份为多技能的侍者,而不是济北王的配偶。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所生活的年代,和淳于意所处时代相距不远,都属于西汉前期。才人竖和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才人”特点相同,都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子。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中的才人,也应该和才人竖的身份一样,都是侍者。

汉元帝时期,才人数量众多,很多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对此进行批判。如中郎冀奉上书汉元帝道:“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24]未央、建章、甘泉宫,都是皇宫中的宫殿,每个宫殿都有一百多才人,杜陵园中亦有才人。诸侯王的后宫及陵园中,都有大量才人,可知西汉中后期才人数量庞大。这些才人只有一部分受过皇帝或诸侯王宠幸,其他都是普通艺人而已。大量才人困于后宫不得婚配,有悖人伦天性,冀奉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建议将才人数量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从冀奉的上书可以看出,汉元帝时期,才人在皇宫和诸侯王宫内大量存在,此时才人还是以精通乐舞为主,但已经成为皇帝或诸侯王配偶的备选者。

东汉时期,才人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汉明帝外出游乐时经常召令才人跟随。如“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25],皇后和其他嫔妃都没有跟随的机会。汉和帝时,邓皇后非常贤良,“时帝数失皇子,后忧继嗣不广,恒垂涕叹息,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26]邓皇后为了使汉和帝多有子嗣,多次为其选择进献才人。此时的才人已经成为皇帝配偶的代称,只是终汉为止,才人一直没有进入内宫爵级系统,地位一直很低。

才人地位低,主要原因应该是其出身低微。从《史记·仓公列传》记载可知,才人竖是济北王“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竖是济北王花钱买来的,和竖一起的四人,共花了四百七十万钱,则一人平均合一百一十七万五千钱。《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记载有候长礼忠家产的简文:

从简文中可以看出,小奴一人直一千五,大婢一人二万。才人价格为一百多万,可见其价值远远超过当时的奴婢。才人的价格高,自然因其精通才艺,奴婢及普通女子无法与之相比。济北王“市之民所”,这里的民,应指普通的贫困之家,不然不会卖掉女儿。汉元帝时期内官爵级系统中没有才人,最低一级为上家人子和中家人子,可知才人出身至少要低于当时的中家。汉代中家之上的人家称为良家,良家之下属于普通的贫困之家。才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即使生子也不会改变。

(三)汉代后妃爵级制度

从秦朝开始,美人正式被编入后宫等级序列之内。秦朝建立后,将诸侯国的美人都集中到咸阳诸宫殿,并建立了后宫爵级制,“爵列八品”[28],《前书》对此解释曰:“正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29]八品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西汉初期沿袭了这一爵品。到汉武帝时期,增设婕妤、娙娥、荣华、充衣四个等级,汉元帝时又增设昭仪,并将昭仪地位提升到婕妤之上。形成为十四等级。依据《汉书·外戚传》,我们对汉元帝时期皇帝配偶称号与爵、位的对比关系列表如下:

从表格可以看出,汉元帝时期,从昭仪到夜者为十四等级,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为待选者,虽有位次,但不归入十四等级之中。汉代后宫系统,以位与爵来标识等级的高低。每个等级都有相对应的位和爵。这种现象反映了汉代政治制度中存在的两个品级系统,一个是位,也就是禄秩,一个是爵,这两个品级系统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秦代创立了二十等爵制: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后宫系统所对应的爵,就是秦代以来的二十等爵。在后宫嫔妃等级中,美人位视二千石,爵比少上造。秦汉二十等爵中少上造属于第十五等,而从第八等公乘之上都为高爵,可见美人爵位较高。表格中的位视,出现了视丞相、上卿、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有秩斗食等十三个级别,反映了汉元帝时期秩次的情况。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30]成帝所除应为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个等级,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中曰:“汉制,三公号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中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31]颜师古将汉代的秩次分为十五个等级,里面没有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个等级,这应该是汉成帝之后的秩次情况。汉元帝时期美人视二千石,相当于郡守的禄秩,可见其位次较高。

王莽建立新朝后,在后宫制度设置上与刘汉王朝后宫系统有了很大不同。依据《汉书·王莽传》,我们列表如下:

除皇后和美人外,嫔妃的名称已与秦汉以来完全不同,级别也不像以前分得那么详细,爵级被取消,各级人数有了严格规定。王莽的嫔妃序列中,美人的名称没有改变,级别也和前代相差不大,美人数量被限定为二十七名。公、卿、大夫、士是周代的爵制系统,可知王莽是按照周代爵制来设置后宫系统的。王莽崇尚《周礼》,以《周礼》为蓝本设置官制系统,后宫系统自然也不例外。

东汉时期,沿袭西汉元帝以来的十四等级,只是名称略有更改,彼此品级也略有调整而已。美人的品级基本没有变化。才人始终未列入爵级之中。

纵观整个汉代,没有才人因生子而当上皇后或皇太后者,甚至成为爵位稍高的嫔妃的机会也很少。但美人却不同。东汉时期,美人出身较好,都是良家子。汉冲帝的母亲虞美人“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32],其父亲为郎中,祖父为衡屯骑校尉,可谓出身名门。出身好,加上生下龙子,所以虞美人能顺利升为“宪园贵人”。[33]汉灵帝时宋美人也因生贵子被立为皇后。汉献帝的母亲王美人, “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34],在她生下献帝刘协后,遭到何皇后的嫉妒而被鸩杀。献帝即位后,“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35]。美人地位的上升,和其生子有关,也和她们的出身有很大关系。身份高贵,注定了她们的地位比出身卑微的才人为高。

三、汉代之后的“美人”、“才人”考析

三国曹魏时期,基本承继汉制,只是稍有损益,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形成了一套内官爵位制,我们列表如下:

三国魏时的后宫系统,在爵次排列上与秦汉时期已有不同。秦汉二十等爵中最高是彻侯(汉武帝时改为列侯),次之是关内侯。但三国魏时并无列侯,关内侯之上依次为诸侯王、县公、县侯、乡侯、亭侯,从这里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爵制的变化。美人视比二千石,和汉元帝时相比,美人地位稍有下降。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三国魏时才人还是没有进入位爵系统,但魏明帝修治洛阳宫,建昭阳、太极殿,并在各殿之北设立八坊,将“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36],这些才人已完全成为皇帝的配偶,她们与“习伎歌者”身份完全不同。

晋武帝时,在汉、魏内宫制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调整,我们列表如下: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晋武帝时期后宫系统没有汉魏时期分得那么细,只分出四个等级。在位次对比时,将爵和禄结合在一起。从这里可以窥知,秦汉以来的二十等爵制在西晋时期已经消失殆尽,爵位制已与禄秩制合而为一。西晋时美人爵视千石以下,与汉、魏时视二千石相比,地位明显下降。而才人和中才人首次出现在内宫爵位系统中,竟与美人爵级相同。中才人由晋武帝始设,与才人相并列。上表反映出,晋武帝时期,在美人地位下降的同时,才人地位大幅度提高。从之前没有爵级到现在视千石以下,才人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南朝宋明帝时,对内官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泰始元年,“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复置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37]泰始三年“又省贵人,置贵姬,以备三夫人之数;又置昭华,增淑容、承徽、列荣;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凡五职,亚九嫔;美人、才人、良人三职为散役。”[38]美人、才人在南朝宋时期变成了散役。散役,本指没有固定职事的差役,美人、才人由晋代爵视千石以下变为散役,说明她们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此后宋明帝“留心后房,拟百官,备置内职焉。”[39]惜具体制度没有记载,不知美人、才人等比拟何等官职,名品为何。

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40]南齐时将美人、中才人、才人列为散职。散职为闲散的职位,也就是没有实权的官职。散职和散役性质相同,南齐与南朝宋时美人、才人等地位相同。南齐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职,“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41]可知南齐时期,太子也可以拥有才人。驸马都尉是汉武帝始置,负责皇帝出游时随驾车马之职,俸禄为二千石。三国时魏国何晏以帝婿身份授官驸马都尉,此后这一官职变成了帝婿的专称,也由实官变成了虚职。太子宫才人比驸马都尉,虽然此时这一官职为虚职,但社会地位不低。

南朝陈时,比拟古代的三夫人、九嫔、五职等,设置了不同称谓的嫔妃,另外,“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职,其职无员数,号为散位。”[42]南朝陈不再设立中才人,而置美人、才人和良人,三职没有固定员数,号为散位。所谓散位,其实与散职、散役意义相同。说明在整个南朝,美人、才人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北魏孝文帝时,改定内官,我们依据《魏书·皇后列传》列表如下:

北魏的内官表中不见美人和才人的踪影,说明此时美人和才人已被排除于内官序列之外。孝文帝另置女职,以管理宫内之事。我们对这些女职以表格形式表现出来:

美人、才人出现于女职系统之中,美人视三品,中才人、才人视四品。此时的位次对比中,没有了爵制的痕迹,而是以官品相比照。孝文帝时期,将内官与女职分开,内官应该直接是皇帝的嫔妃,而女职则未必,只是管理宫内之事的女官而已。这是北魏时内官制度的一大转变。美人、才人成为女职而非内官,应该是地位下降的表现。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有北魏内司杨氏的墓志:

大魏宫内司马高唐县君杨氏墓志:内司杨氏,恒农华泠人也。汉太尉彪之裔胄,北济州刺史屈之孙,平原太守景之女。因祖随宦,复旅清河。皇始之初,南北两分,地拥王泽,逆顺有时,时来则改,以历城归诚,遂入宫耳。年在方笄,性志贞粹,虽遭流离,纯白独著,出入紫闺,讽称婉而。是以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宫女,又以忠谨审密,释典内宗,七拓孝敬,天然能使,边豆静嘉。迁细谒小监。女功紃综,巧妙绝群,又转文绣太监。化率一宫,课艺有方,上下顺厚,改授宫大内司。宣武皇帝以扬忠勤先后,宿德可矜,赐爵县君,邑兮高唐。天人芒昧,子长昔慨,不幸早折,薨於洛阳宫,年七十。合宫悲愍,同声凄泪,遂相与镌铭刊诔,记号云尔。其辞曰:照照哲人,灼灼华名,善始令终,克儁克诚。播兹茂称,内司有杨,其称伊何,孝敬自天,兴斯宗柘,嘉豆牋牋,克广德心,课艺有肩。上下虔虔,勖力勉欤,不幸号折,合宫悲泪。克石刊号,以诒来视。正光二年岁次星纪十一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记。[43]

墓志中提到“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宫女”,可知北魏时期有选才人充当宫女的制度。从铭文中看,杨氏十五岁入宫,被太皇太后选为才人,才人此时只是宫女身份,并不等于皇帝的配偶。杨氏从才人进而升迁为细谒小监,然后升为文绣太监,接着改授宫大内司。从孝文帝所置女职表格中可知,才人视四品,而内司则为女职的最高等级,视尚书令、仆,为一品之官,地位显赫。仔细研究杨氏墓阙铭文,她并没有受到皇帝宠幸的任何信息。从杨氏在宫中为内官的经历来看,她的升迁并不是因受皇帝宠幸之故,而是她自身的才干和品德。杨氏的升迁之路,证明北魏时期女职确实和内官属于两个系统。

隋炀帝参照旧典,自制嘉名,与前代有很大不同。我们列表如下:

隋代内宫各等级都规定了具体的员数,这是之前朝代所没有的。而且对各等级的服饰、印绶、佩玉等做了详细规定,推进了后宫系统的礼制建设。从表格可以看出,隋朝的美人和才人再次被列入嫔妃序列,此时没有了内官和女职的区别。美人和才人等级相同,都为品正第四,和孝文帝时相比,美人地位下降,而才人地位没有变化。

唐代内官和宫官是分开的,内官为皇帝的配偶,负责辅佐皇后,打理后宫事宜。而宫官则负责宫内的各种具体事务。宫官相当于北魏时期的女职,不过北魏时期美人和才人属于女职,而唐朝时则属于内官。我们对唐玄宗时期的内官列表如下:

唐玄宗时期的内官分为四个等级,三妃、六仪、美人、才人。各等级规定了具体的员数、对照品阶和具体的执掌。隋代美人和才人都是品正第四,两者地位相同,而唐代美人品级为正三品,才人品级为正四品。与隋代相比,唐代美人地位上升,而才人则没有变化。唐代时,才人的出身要求提高,顺宗庄宪皇后王氏从曾父开始就是朝中官员,她幼年时就“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44],这和汉代才人出身于贫寒之家不同。唐代才人因生子而成为皇后或贵妃的机会大大增加。武则天进宫时为才人,后来不仅成为皇后而且取代李唐王朝而成为大周的新天子。顺宗庄宪皇后王氏也是从才人而升为皇后,敬宗郭贵妃开始也是才人,后来被册封为贵妃。

宋代分为内、外命妇。内命妇为皇帝的配偶,外命妇为公主之下有爵命的女子。内命妇分为五品,第一品: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第二品: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第三品:婕妤;第四品:美人;第五品:才人、贵人。美人从唐代的正三品变成了第四品,而才人从唐代的正四品变成了第五品,地位都有所下降。

金代初期,内官制度不甚完善,直到金章帝时才大备。金代的内官制度我们列表如下:

金代美人视正四品,才人视正五品,这和宋代相同。可以得知,从宋代开始,美人、才人的品级已经固定,此后变化不大。

美人、才人历史久远,从先秦到清代,书写着一部后妃史。先秦时期,美人、才人都不是天子嫔妃的专称,美人指绝色女子。从秦朝开始,美人进入后妃爵级制,但才人一直到西汉中期都是才艺女子的代称。随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力的加深,美人、才人渐渐成为皇帝的专享。在后宫的爵秩系统中,虽然美人、才人地位起伏不一,但一直处于中下等级,无法与皇后、三妃、九嫔等相比。她们可以通过受皇帝宠幸、生子等方式提高地位,但得到提升的毕竟是少数。厘清美人、才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西汉后期以来,美人、才人只能在皇宫存在,其他诸侯王及侯都被剥夺了拥有的权力,这是中央集权制被强化的结果。从历史变化轨迹看,各朝代中美人的地位相对稳定,而才人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地位一步步提高。越到后世,对美人、才人的品秩规定越规范化,相应的礼制规定也越细。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册,为我们研究西汉初期的“美人”、“才人”提供了可靠史料,使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两者的真实身份和地位,对于汉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第43页。

[2]参见游振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第75页。

[3]郑曙斌:《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之“明童”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第42页。

[4]《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96,171页。

[5]《汉书·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75,65页。

[6]《汉书·高帝纪下》,66页。

[7]《论语·卫灵公》,中华书局,2002,164页。

[8]《论语·阳货》,187页。

[9]《汉书·礼乐志》,1071页。

[10]《东观汉记校注·下》,中华书局,2008,493页。

[11]《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75,2047页。

[12]《汉书·艺文志》,1754页。

[13]参见游振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第75页。

[14]游振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第77页。

[15]游振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第75页。

[16]《管子·小称》,《百子全书·3》,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7]《韩非子·修务训》,《百子全书·3》,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8]《史记·万石列传》,2763页。

[19]《史记·淮南衡山列传》,3079页。

[20]参见《史记·五宗世家》,2096页。

[21]《汉书·诸侯王表》,395页。

[22]《汉书·万石君列传》,2193页。

[23]《史记·仓公列传》,2805页。

[24]《汉书·冀奉传》,3174页。

[25]《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72,409页。

[26]《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420页。

[27]《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28]《后汉书·皇后纪》,399页。

[29]《后汉书·皇后纪》,399页。

[30]《汉书·百官公卿表上》,743页。

[31]《汉书·百官公卿表上》,721页。

[32]《后汉书·皇后纪下·虞美人》,440页。

[33]《后汉书·孝灵帝纪》,337页。

[34]《后汉书·皇后纪下·灵思何皇后》,450页。

[35]《后汉书·皇后纪下》,452页。

[36]《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104页。

[37]《南史·皇后列传》,中华书局,1975,316页。

[38]《南史·皇后列传》,316页。

[39]《南史·皇后列传》,316页。

[40]《南齐书·皇后列传》,中华书局,1972,389页。

[41]《南齐书·皇后列传》,389页。

[42]《陈书·高祖章皇后列传》,中华书局,1972,125页。

[43]《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26页。

[44]《旧唐书·后妃列传下》,中华书局,1975,2194页。

*文章原载湖南省博物馆编《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艺术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16年。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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