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内字十分丰富，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这些丰富多采的西夏文文献，把我们带回到古代的西夏王国之中。　　(一)西夏文文献中有各种官私应用文书。　　草书《瓜州审案记录》再现了一幅西夏时期在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侵夺牲畜财产案的图象。已发现有十二纸残页，其中有五页记载着日期，知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午(1 ...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内字十分丰富，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这些丰富多采的西夏文文献，把我们带回到古代的西夏王国之中。

　　(一)西夏文文献中有各种官私应用文书。

　　草书《瓜州审案记录》再现了一幅西夏时期在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侵夺牲畜财产案的图象。已发现有十二纸残页，其中有五页记载着日期，知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午(1069)和二年(1070)所记。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的西夏文文书之一。

　　恰恰在这一审案记录整整一百年后，西夏天盛二十一年(乾佑元年，1170)，有一件党项族妇女出卖自己土地的契约，其中有土地的四至和当事人、证明人的名字。这一卖契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典型资料。

　　西夏天庆虎年(1194)，十个西夏党项人和汉人共同出钱，互相帮助助筹款，为此用西夏文写了二个凭据《钱会单》。这一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下层的经济状况以及货币使用情况。同一类的文献还有西夏光定未年(1223)谷物借贷文书。

　　《黑永城守将告近禀帖》系西夏乾定申斗(1224)西夏北部军事重镇黑水城守将要求调往内地的申请书，其内容反映了西夏末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况。乾定酉年(1225)的《黑水城副将上书》也有这方面的重要资料。事隔一年后，蒙古军队便一举攻占了黑水城。

　　此外还有西夏文历法、占卜辞、乐器图谱解说词等杂项文字。

　　(二)西夏文文献中有学术价值很高的法律、历史、文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

　　《天盛旧改新定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的法律条文汇集，长达二十章，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根据这一文献中的材料，我们能比较系统地知道西夏政府机构分成五等，每等中包括有国家和地方的一些官署机构等重要情况。可见，它是研究西夏社会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与法律有关的文书还有《新法》、《亥年新法》、《西夏官阶封号表》等。

　　太祖继迁文，是记录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后被追谥为太祖)活动的历史著作。

　　用西夏文写的文学著述有诗文集、格言集、谚语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武成地区发现的西夏文药方，从病名和药名看多与中原相同，从中可看出我国传统的医学对西夏地区的巨大影响。

　　(三)西夏人编纂了多种类型的字典、辞书，在我国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水平之高，种类之多，堪与当时的汉文辞书相比。

　　《文海》是一部大型西夏文韵书，编纂体例上兼有汉文《说文解字》和《广韵》的长处。每一字条下均有三部分注释：先以四字解释文字构成，次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最后以反切注音。传世的《文海》系一残本，仅有平声部分和杂类部分。平声以韵分类，共九十七韵。上声不存，据另一部韵书《文海宝韵》得知为八十六韵。杂类分子、上两声，每声再以声母分类。《文海》的学术价值很高，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也有参考价值。

　　《音同》是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可以把它看成是《文海》的姊妹篇。全书共收六千多宇，按声母分成九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无同音字的独字分别列于各类之后。每一字下都有极简单的注释。该书先后至少有四种刊本传世。其中主要有两种，一为西夏正德壬子六年(1132)重新整理刊印，被称为小字本，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水城遗址附近发现的《音同》残本为另一种刊本，是为大字本。《音同》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从藏于苏联的一种《音同》重校序残页中得知，《音同》开始由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等编辑。后来至少有五种版本问世。

　　有一种长卷式写本西夏文字书特别值得重视。其中被解释字以声母分类排列，与《音同》字序相近，而对每一字的解释内容却与《文海》相仿，包括被注释字的构造、字义和反切。显然这是有人想编辑一部兼有两部重要字书特点的辞书，这种可喜的尝试对现代编纂字典都是有益的启发。

　　有一种特殊的字典，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党项人骨勒茂才编于西夏乾祜二十一年(1190年)。此书以事门分类，其特点是每一词语条目都列有四项：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字注音。这种西夏文—汉文互注音义的双解语汇本，为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此书对早期解读西夏文和构拟西夏语音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是目前初学西夏语文最便利的入门工具书。

　　还有一种更为特殊的西夏文字典，名为《要集》，也是按照事门分类，其中每一个西夏文词语，都用汉语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用汉文而是用为汉文注音的西夏文。这种别具一格的注释对西夏人学习汉语，或对懂得汉语又粗通西夏文的人进一步了解西夏文字义是很有帮助的，它是西夏境内蕃、汉语言同时使用，互相交流的又一个例证。

　　西夏人还编制了西夏语韵表以及韵图，名为《五音切韵》。韵表是每一声类一表，共九个表。韵图是每韵一图，共一百零五图。西夏人用图、表展示了自己对西夏语音的分析研究，显现出西夏语音的一些重要特点，也不失为研究西夏语言系统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一种叫作《圣立义海》的词书，其内容包罗甚广，至少有五册十五章，如第十四章有“父对子慈”、“母爱惜子”等条目。它相当于汉文类书，实际上是一种分类的百科式大词典。《义同一类》则是一部大型同义词典。西夏还编有多种《杂字》，有的以事门分类，每类下列常用词语若干条，有的把日常生活用语编为四言诗歌，以便教学和记诵。

　　(四)西夏文文献中包括有：大批译自汉文的典籍。

　　《论语》、《孟子》、《孝经》这些儒家的经典著作，都已译成西夏文。

　　《论语》传世的为木刻本，已残。从残本看，章数与汉文《论语》不符。有人认为是陈祥道注本，有人则认为是西夏学者斡道冲所注。

　　《孟子》有两种抄本。一种有注释，用竹笔手写，字体整齐遒劲。另一种无注释，有朱砂红字校改笔迹。

　　《孝经》乃是手写草书，以朱砂红字修改处比比皆是，似为译本手稿。全文十八章基本保存完好。这一译本序言末的题款表明为宋朝吕惠卿所作，知为吕注本。吕注汉文《孝经》早已失传，但这种注本却意外地保存于西夏文献中，可补充失传的汉文文献。

　　《类林》译自汉文类书，是中国历史人物分类故事集，原底本为唐朝于立政撰十卷本《类林》，早巳失传。据传世残本可知西夏文本有十卷五十篇。如第三卷有敦信篇，烈直篇、忠谏篇、圣明篇，行果篇、隐逸篇。敦信篇中有魏文侯、昊起、季札、孟子，尾生、晋文公、郭圾、范式等人物故事。该书刻印于乾祜十二年(1181)，对研究西夏语语音、词汇、语法，了解西夏和中原的文化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译自汉文的书籍中，有几种兵书十分引人注目。《孙子兵法三注》乃曹操、李筌、杜牧所注《孙子》的译本。也是一个残本，仅存中、下卷的一部分，书后还有《孙子名记(传)》。此外还有其他版本的《孙子兵法)以及《六韬》、《黄石公三略》等兵书。西夏统治者历来重视武力，经常与宋、辽、金、吐蕃用兵打仗，所以系统地翻译从实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汉文军事著作便成了当务之急。西夏还翻译了唐朝昊兢编撰的《贞观政要》(名为《贞观要文》)、春秋诸国史汇编《十二国》等。

　　(五)西夏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述是译自汉、藏文的佛经。

　　

　　国内以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最多，计有一百二十余卷。其中以木刻本《慈悲道场忏法》、《金光明最胜王经》，手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多。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明代壬子五年(1372)刊印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西夏文佛教文献。

　　此外，宁夏、甘肃、陕西一些单位和个人也藏有部分西夏文佛经。

　　国外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西夏文佛经数量最多，总数在三百种以上。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京都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等处也都有西夏文佛经入藏。斯德哥尔摩所藏西夏文文献中有《西夏三藏圣教序》残页，其学术价值较大，值得重视。

　　(六)用西夏文书写、镌刻的碑文、题记较多，并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文物、史学价值。

　　著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建于天祜民安五年(1094)，碑阳刻西夏文二十八行，碑阴刻汉文二十六行，篆书碑额，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碑文记有西夏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史实。

　　银川市郊西夏皇陵内的碑亭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块，其中有仁宗皇帝墓碑的篆字碑额，不少残碑块记有年号、帝号、人名、地名、族名以及职官名称等，对研究西夏史很有价值。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在大都(今北京)西北的居庸关大道上，修建了一座过街塔，塔基门洞内壁上刻有汉、梵、藏、八思巴、西夏、回鹘六种文字，其中西夏文七十余行，内容有经题、经文，其中的西夏文陀罗尼(睨)是研究西夏语音的重要资料。

　　敦煌莫高窟也存有一方与上述文种相同的六体文字碑，建于元至正八年(1348)，比居庸关石刻晚三年，系速来蛮西宁王及其眷属所立。碑身用六种文字分别刻写：唵、嘛、呢、叭、嘧、吽六字真言。

　　明朝党项人在保定郊外佛寺中树立了两座八角石幢，名为“相胜幢”，除年代、人名等题款外大部分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原为超度死去的僧人而立。两幢所记西夏文人名近百个，对探讨党项人后期历史有重要价值。所刻陀罗尼又能与居庸关陀罗尼石刻相互参照校补，更便于研究西夏语音。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遗存西夏文题记百余处，是那里少数民族文字题记中最多的一种。这些题记中有西夏的国号、年号、人名，职官称谓、佛事活动等，有补于西夏历史、宗教的研究。此外，甘肃省的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也有西夏文文献和石刻发现。近年来内蒙古和宁夏又发现了西夏文摩崖画。

　　(七)铸刻有西夏文的印章、牌符，钱币等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已经发现的西夏文印章有很多，分别藏于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浙江等省的十几个单位，有的为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流失于日本，总数多达一百余枚。印文绝大多数是九叠篆书，有二字、四字、六字之别。其中以二字者居多，印文可译为“首领”二字，知此种印章为军事长官所用。印背大多刻有制印的年款和用印的人名，有的在人名前冠以“首领”、“正首领”的职称。这种印数目较多掌印者应非高级将领。汉文史籍记宋、夏之战时，常记获印若干，可能即指此类印章。印背所记年款是订正史书误记西夏纪年的重要依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官、陕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分别收藏有西夏文铜牌，有些上刻西夏文《内宿待命》或《防守待命》，显然是巡守所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各藏西夏文勃牌一合，内刻双线西夏文四字，可译为“敕燃马牌”，是西夏最高统治者急速传递命令的合符信牌。这种特殊的符牌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骠悍的西夏持牌信使，跨马急驰，日夜兼程的紧张情景。

　　西夏文钱币目前发现的有“福圣宝钱”、“大安宝浅”、“贞观宝钱”、“乾祜宝钱”“天庆宝钱”等五种。“福圣宝钱”是西夏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所造，比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夏文书面文献《瓜州审案记录》还要早十多年，是现在所知最早的西夏文文物。西夏也铸汉文钱币，上有汉字西夏年号，如“天授元宝”、“天盛元宝”、“天庆元宝”、“光定元宝”、“皇建元宝”等，与西夏文钱同时流行于境内。其中以“天盛元宝”为最多。有一种元朝大型钱币，很有特色，它的一面有汉文“至元通宝”四字，另一面穿孔上下是八思巴字拼写的“至元?”二字，穿孔右方是阿拉伯文拼写的“通”字，左方则是西夏文译音字“宝”字。这是一种有四种文字的特殊钱币，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民族关系，显示出元代党项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刻有西夏文的小刀，上海博物馆藏有刻划西夏文的精制黑釉瓷瓶和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宁夏博物馆收藏有用西夏文标明自身重量的银碗。此外，美国芝加哥大学巴河夫教授藏有镌刻西夏文的铜斧一件。

　　通过以上粗略介绍，可以想象到西夏文文献十分丰富，西夏的文化事业相当发达，西夏人民在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和体现本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西夏文文献是我国丰富多采的民族文献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一般说来，汉文史籍中的西夏史料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而没有被利用的西夏文文献为数却相当多，这些宝贵资料很可能会影响今后西夏历史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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