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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黄月
帝王将相、平民百姓,谁是历史的主角?重复进行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举办的鸣沙史学嘉年华“寻找历史主角:成为焦点的日常还是日常吗”活动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围绕着国内近年来流行的日常生活史进行了讨论。
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中,侯旭东提到,西方日常生活研究的兴起,则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现象学的兴起包括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以及海德格尔对“此在”“日常”等的深入思考有关。在中国,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起“新史学”运动,强调历史学必须兼采社会科学的理论,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20世纪,中国历史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历史学家常常觉得历史研究需要对社会政治经济各个不同层面进行解剖,这背离了原来的传统历史叙述的传统,也就是讲历史故事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读者也疏远了历史学家。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史,正是对这种主潮的一种反动。
今天,日常生活虽然得到了关注,但也说不上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侯旭东认为,它体现了历史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多元化的方向。“因为多元化,我们才能看到过去的丰富多彩,理解过去的复杂性,不会把历史看成简单地按照某些规律发展到今天的,也能够让我们对当下的理解能够更丰富一些。”
研究帝王还是个体,是给自己在世界上找一个位置
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史传统是“常事不书”,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日常”往往是不被史书所记录的。这也导致留存至今的历史资料绝大部分只是记载帝王将相,普通民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赵世瑜认为,一出戏中往往有主角有配角,但是,实际上这都是人们有意的安排,如果换一个角度,重新写作历史,可能就会把主角和配角颠倒过来。例如人人都知道秦始皇的称霸,认为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鲁西奇却对南方的同时代的秦朝书吏喜更感兴趣,他提出,秦始皇很伟大,但没有普通人喜(秦国人,前262年-前217年)怎么会有秦始皇?所以,“我更愿意关注喜的命运,他的生活,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
“我们去关注或研究什么,其实是给自己在世界上找一个位置。”鲁西奇认为,一个人如果更关注世界的总体架构,就会关注创造架构的那些人;觉得帝王生活吸引人,当然可以关注他们;如果认为自己是飘荡的个体,就会更加愿意关注那些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微小个体。
侯旭东则认为,不论是普通人的日常还是帝王将相的生活都值得研究。“老百姓特别喜欢看历史剧,就是因为其中帝王将相也是人,其中反映了很多日常。其实我们对帝王将相的日常也不够了解,如果我们去补充,也可以把他们从模式化或者脸谱化的书写中解救出来。”他提出,对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常见看法是,认为日常就是普通人的日常,但是研究帝王将相的日常也可以给过去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另一个对日常生活史的误区是,人们常常认为日常生活史关心的主要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其实这只是狭义的日常。人的历史就是日常生活史,工作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过去对历史精英人物的研究总是放在了政治史、制度史里,放在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可以重新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去理解,让人们对人物的理解更加有血有肉。
从陆游的面食诗歌中窥见历史
历史学家从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中可以挖掘出什么价值呢?以包伟民新作《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过去,学者们根据史料,把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麦作发展归结于外因,认为这一发展主要来源于北方人逃到南方,移民推动了麦子生产的扩张。在《陆游的乡村世界》当中,包伟民通过对陆游——这位居住在南宋浙东农村、有近一万首诗流传的诗人——的诗作对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
他在陆游“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荞饼新油香,黍酒瓮面浓”等诗句中看出了面食在山会地区民众饮食结构当中的普及。不仅如此,面食还深入到了节庆的习俗当中。陆游留下的文字也显示,山会地区的民众在新年佳节会吃“年馎饦”也就是面片汤,他曾经记载“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饦”。而形成节庆习俗的前提,当然是因为面食在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传统,而且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们的饮食当中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陆游吃面食,他周围的农民也都是这么吃的。”包伟民从陆游留下的诗作和记录中看到,南宋的江南人并没有在饮食习惯中排斥面食,而是恰恰相反。他看到,面食的发展不一定主要靠北方移民的推动,而是南方人依靠稻麦连作提高产量,麦子产量上升,以致影响了习俗。赵世瑜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提出,对陆游诗句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陆游生活的地区是如何成为一个湖区的?随着湖面的减少,原本水上的人们去哪里了?是否成为了农民?这说明陆游的日常生活是和很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材料稀缺与远离平民:历史学家研究日常的难题
包伟民看到,虽然中国人总是说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角,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当中很难体现出劳动人民。这一情况很大由于缺少材料造成的种种困难。鲁西奇就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例指出,“每天读书、写字、讲课、买菜、吃饭、睡觉,真的没什么可记。教了30年的书,如果让我描述自己这30年的日常,300个字就够了。”因此,对于长期生活在单调的日常环境中的人,很多被记录下来的日常本身可能已经不太日常了。
另一方面,即使有很多日常生活被记录下来,也不受重视,甚至逐渐消失。赵世瑜看到,历史记忆的与遗忘相伴而生。有很多日常并非“不书”的“常事”,例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都在搜集和整理大量的地方民间文献,内容包括政府到地方收税、老百姓如何应对等日常记录,这些记录在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数量甚至远远超过正史。但正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些记录司空见惯,很多都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流传下来。
研究日常还不仅仅是材料稀缺的问题。鲁西奇以《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指出,陆游的诗作虽然记录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但他却不是农民,而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和文人,他笔下的乡村生活跟一般民众的生活有一定距离,甚至可能是诗情画意的。今天的历史学家又通过陆游的视角,再去理解当时的乡村,这当中写出来的文字又变成了自己的理解。那么历史学家还原出来的所谓日常真的是日常吗?”
针对这个问题,侯旭东提出,尽管难以复原,历史学家还是要有意识地调整观察视角,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哪怕是在创造的真实当中,也可以一步一步接近真实。赵世瑜说:“历史学者做的就是把所能够找到的材料尽可能地按照某种人为主观的认为是客观的逻辑,把它连缀起来。”历史学者的一切工作都是在连缀碎片,探索这些碎片背后的深层的结构,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结构。鲁西奇则看到,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房间、院落、田地、村落、集市或者县城里的活动,构成了他的日常的空间结构。出生、成人、结婚、生子、服役、打官司、衰老、生病、死亡,这些事件把他生命的日常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展现出日常的生命的结构。这样,一个人的日常就在某些制度与环境造成的结构里展开。很多时候,处于历史进程当中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所处时空的、生命过程的世界的结构,而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将其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