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李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
李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大家好，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报告将站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互动的角度，从古罗马、古希腊对中国的认识为开端，以文明的交流与互见为切入点，梳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
了解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历史，可以进一步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可以更好的理解“和而不同”的理念。
一、西方对中国最早的认识——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传说
众所周知，中国和欧洲分别处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是无尽的旷野沙漠和连绵的崇山峻岭。先秦两汉时期，中西交通尽管艰难，但仍有许多痕迹可寻，那些在欧亚腹地时常迁徙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口头传说，零星记载形成了西方关于中国最早的认识——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传说。
自夏、商、西周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各族文化就发生了交流和影响，并且通过游牧民族与中亚、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间接地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使得欧亚大陆逐渐构成了一个链环。随着欧亚草原之路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和希腊两个文明国家间的交流就是靠中国农耕文化首先与西方游牧文化进行接触，然后又通过草原游牧民族继续向西传递而实现的。
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代表作《历史》中记载过东方中国的大体方位。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的春秋时期。他在《历史》第四卷中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的长诗《独目篇》中的一段记载：“住在‘北风以外’有一个名叫希伯尔波利安（Hyperboreans）的民族，其居地‘延伸至海’。”
除此，在《历史》中还记载：“纪元前7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隅顿河（Don.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Iitish.R）而入阿尔泰天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
希罗多德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智慧的摇篮。”
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是最早用“塞里斯”来称呼中国人的，在他的书中提到：“赛里斯人（即古代中国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但需要注意的是书中首次使用了“塞里斯”的名称，显然希腊人用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丝绸来称呼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这可以上溯到殷商之前。因为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丝字和以丝字为偏旁的其他文字。相传黄帝的妃子嫘祖是最早教百姓养蚕的人，除此，《诗经》中也有很多关于蚕桑的记载，可见在远古时期，蚕和丝就成为了“塞里斯人”的特产。
在公元6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制造丝帛的国家。从商代开始，中国的丝织品已经销往海外，丝绸很快成了抢手货。这些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族的重要等价交换物，并且通过这些游牧民族传向了欧洲。现有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地区，再通过西域各族流入了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甚至远达西欧。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的雕刻和陶器彩绘中，其人像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此可以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到了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执政官凯撒曾经穿了一件中国的丝绸长袍去戏院看戏，据说当时立刻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他们赞叹不已。这之后中国的丝绸不断输入西方，被西方人视为无上的珍品。古罗马的文献把中国丝绸描述成来自“东方绚丽的朝霞”，古罗马人也沿袭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的叫法。由于相隔遥远，路途不便，外国人无法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只能展开奇特的想象。
当时欧洲人觉得中国所生产的蚕丝极为神秘，他们不知道丝从何来，于是就根据想象，把蚕丝想象成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在著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的代表作《自然史》中曾经提到“塞里斯国”，他说：“‘北风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并且在他的书里提到，丝绸是从树上而来的，他说：“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塞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在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两道工序。”这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左右，西方对东方丝织物普遍的错误认识。
直到100多年后，根据公元2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在《希腊志》中的描写，西方才对丝的制作有了进一步认知。他是这么描述的，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它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的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虽然在包撒尼雅斯的记载中仍有不少错误，但最关键的进步在于他认为丝不是来自植物，而是来自蚕。希腊人对于中国人的称呼就直接和此相关。
那么，古希腊人对中国人又是怎样描绘的？他们说赛里斯人（即古代中国人）及北印度人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古希腊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会养生，其诀窍就是爱喝凉水。
关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他们认为“塞里斯国”的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还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
希腊人还提到，那个地方气候温和，空气清洁，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间仰不见天。正如英国的东方学家亨利·裕尔所总结的：“塞里斯国广袤无际,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疆界。塞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性情温和,正直而简朴,不愿与邻人冲突,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丝为大宗,还有丝织品、羊毛和良铁。”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由于与中国距离遥远，缺乏直接的接触，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是模糊和笼统的。
到了两汉时期，罗马帝国与中国的汉王朝遥相辉映，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因此汉代与罗马的交通往来也代表着当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是这两大帝国的全盛时期，那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经到达了小亚细亚附近，并且准备向更东的地区发展，而汉朝的势力也伸展到了中亚细亚。汉朝和罗马帝国的接触从无到有，彼此间的相互认识从朦胧到清晰，特别是罗马人逐渐沿海路东来，汉朝人过海路西去，使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线串联起来，为此后中西交通创造了广阔的前景。在这个时期，拉丁文中的东方oriens成为与希腊、罗马并列存在的名词，东方文化也被视为欧洲以外另外一个文化系统。
丝绸之路的说法不是自古有之的，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在1860年李希霍芬曾随德国代表团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他曾经七次到访过中国。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提到了中国与希腊、罗马的一条交通路线，在书中他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的说法。
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支持。这其中包括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美国的亨廷顿等。他们通过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找到了许多中国与古代亚非欧各国交往的文物和遗迹，并纷纷著书证实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存在。在这之后“丝绸之路”的名称被世界普遍认可。
2000多年来这条道路不仅成为中西交通的贸易大动脉，也成为了古代各国文明与文化交流之路，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到了三个促进作用：
第一，“丝绸之路”的贯通造就了中西交通的新局面，开拓了中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汉通西域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
第三，沟通了欧亚大陆，为之后发展国际贸易起了推动作用。
二、马可·波罗开启西方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大门
公元1271年，忽必烈迁都北京，改国号为大元。至此，无数的旅行者、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有机会纵横于欧亚大陆甚至更远的地方，据说当时只要一道金牌就可以如履康庄大道，交通无阻，中西交通因此而大开，历史也给予了中西方进一步互相了解和认识的重要机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如果从对外影响的范围、往来国家的数量和国际地位的角度比较，元朝具有更大优势。第一，元朝有更优惠的通商政策和商路，也有很多神奇的传说，这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元大都、元上都、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已经具有了国际化色彩，泉州港成为了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来自西方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还有手工艺者纷纷由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甚至留在中国，有的人还担任过政府官员，有的人回国之后就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
这些见闻让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掌握了中国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开始真实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公元1271年，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漫漫长路，他可能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中西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他的东方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之后几百年的中西交流史。
马可·波罗他们先坐船从威尼斯出发，在地中海东岸登陆，穿越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中亚的沙漠，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进入了中国的喀什，走过了河西走廊，再向北经过了宁夏，于公元1275年到达了当时的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晋见了忽必烈。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根据他的记载，他当过中国的朝廷命官，受到过忽必烈的器重，还曾经代表元朝出使过日本、缅甸、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授命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去波斯结婚的时候返回欧洲。公元1298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中，马可·波罗被俘，在狱中他向狱友鲁斯蒂谦口述完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鲁斯蒂谦也成为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执笔者。公元1324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去世。
《马可·波罗游记》是世界上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的书，描述了马可·波罗在公元1271年—公元1295年周游亚洲的过程，特别着墨于公元1275—公元1292年间，马可·波罗住在中国并且为元朝工作的经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被分为四卷，共229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实。
第一卷描述了马可·波罗东游沿途的见闻，一直到他们到达元上都为止。第二卷描述了忽必烈以及他的宫殿、都城以及中国的情况。第三卷描述了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以及周边的各个岛屿，包括非洲东岸等。第四卷描述了成吉思汗后裔们所进行的战争。
《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文盲率还相当高的欧洲被迅速地传播，并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书籍。书中所记载的东方事物、地理、历史、文化等，都远远的超越了当时欧洲人的认知范畴，因此被视为“天方夜谭”。
马可·波罗在书中所描写的“拥有三千澡堂，十万人家”的杭州城，绝对超乎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他说，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城中有12000多座石桥，大舟可行其下。这座城市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城中有很多美丽的房舍楼阁，有很多的商人，非常地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并且杭州人面白形美，男妇皆然。
马可·波罗还提到，在杭州城有一个大湖，湖上有大量的游船和画舫，每艘船长约15到20步，可以坐10人、15人或20人。画舫中有舒适的座椅和宴会所必须的各种用品。人们在闲暇之时可以乘坐画舫在湖中游览。公元1412年，欧洲人还曾经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绘制了一幅杭州城图。而杭州为了纪念马可·波罗，在西湖边也专门为他塑了一座雕像。
北京是元代的首都。马可·波罗虽然来自欧洲名城威尼斯，但当他进入北京的时候，仍然为这座世间最为繁华的“汗八里”大为赞叹。他提到北京全城有12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非常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每角各有一宫。他还提到，北京的宫殿都用琉璃瓦装饰，光泽灿烂，尤如水晶，即使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宫殿的富丽堂皇。
把《马可·波罗游记》与其他西方人的游记相比，它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第一，对元朝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介绍。比如，元代几次重大的内部政治斗争，元代的军事体制，还有元代的政治制度。此外，元代所使用的纸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甚至细致到对纸币的大小、形状、材质以及制作方法的介绍。
第二，这本游记不仅介绍了元朝，还对整个中国以及周边的国家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将近17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他到过哈密、甘州、太原、成都、建州、丽江、淮安、泰州、扬州、镇江、苏州、泉州、福州等。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各地的介绍已经大大的突破了前人的记载，实际上这种广度是同时代所没有的。虽然与他同时期的鄂多立克在游记中也曾经介绍过中国江南地区的生活，但是材料十分有限，无法与《马可·波罗游记》相比。
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中国的宗教信仰也做了介绍。比如，基督教的传播，包括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和事迹，这些为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他的游记还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一定记载。比如，书中提到了中国的造船术、中国的运输工具、中国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等。此外，他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如十二生肖纪年法，用属相来算命等。所以，这本书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巅峰之作。《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当中才大放异彩的。
《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第二，激发了欧洲人的世俗观念。第三，催生了近代地理大发现。
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都是意大利人所写，像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等，他们连同马可·波罗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从欧洲带到了大陆最东端的东方古国。《马可·波罗游记》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高压之下，欧洲人必须信仰上帝，遵守道德律，提倡过清贫的生活。但这并不能掩盖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于财富的迷恋，对于爱情的向往。《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的来自中国的世俗精神、商业热情、君权思想和城市的观念，满足了欧洲人对生活的想象。
随着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他本人正是《马可·波罗游记》最热心的粉丝。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哥伦布图书馆还能找到他当年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
三、明清来华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开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的笔述、口传，中国再一次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唤起了他们的注意。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拉开了近代中国与欧洲对话的序幕，东西方进入了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平台。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的传教士沟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6年，主席访问波兰前夕，他在波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专门提到了波兰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他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
2018年，国家主席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西班牙《阿贝赛报》发表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庞迪我、高母羡，肯定了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过的贡献。
2019年，在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中专门提到了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卫匡国，赞赏并肯定了他们对中西交通的贡献。
可见，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会变成历史，但文化却永远存在，而且历久弥新。
首先为大家介绍卜弥格，在华期间，他担任过南明永历王朝的使臣，成为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最早的外交官。他第一次把中国的医药、中国的植物介绍到西方。他的介绍对欧洲汉学研究的创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为沟通中西文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卜弥格是17世纪中叶波兰著名的耶稣会士，家世显赫，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卜弥格于公元1644年抵达澳门，后来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的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到了永历帝和秉笔太监庞天寿的友好接待，并被授予官职。公元1650年，卜弥格以南明王朝特使身份出使欧洲，参见教皇，希望支持南明王朝反清复明，未果。公元1656年返华途中，病逝在中越边境。
卜弥格见证了中国两个朝代的更迭，在动荡的年代不畏艰险，辗转中国各地，继续他的理想和使命，进行文化学习与传递。在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在彼此了解相当匮乏的年代，卜弥格不仅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同时也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科学文化方面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在华期间，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习惯、医学等，并用拉丁文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影响深远。
他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第一，绘制了精美的《中国地图册》，推动了中国地理知识的西传。第二，发表了欧洲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中国植物志》。第三，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医和中药。第四，全文复制并翻译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卜弥格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册》包括了15个当时中国的行省图、1张中国全图、1张海南岛图、1张辽东地图，并从15个方面对中国做了介绍，包括中国的起源、中国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名称以及中国和契丹的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文概况等。这本地图集色彩鲜明、插图丰富，体现了卜弥格的绘画技巧，实在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品。
这本地图册于公元179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收藏，它的准确性和详尽性都超越了同期其他传教士的地图。卜弥格根据自己的考察，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很多地名。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西方人都认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但在卜弥格学习了中文之后，他继承了鄂本笃的考察成果，正确地在地图上绘制出了汉地、蒙古、西藏与女真之间的位置关系，理清了西方人头脑里“丝国”“契丹”“蛮子国”等历史名词间的关系。他的地图册《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八张地图集》在准确度上远胜同时代的传教士作品，对中国地理学范畴做了清晰的界定，推动了西方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
公元1648年，南明王朝派卜弥格前往欧洲进行外交斡旋，并带去了当时皇太后和秉笔太监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他于公元1651年起航前往欧洲，经过三年多的外交游说，在公元1655年，受到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接见，并且通过他转交了给南明皇帝的信函，随后，卜弥格动身返回中国。
在欧洲停留期间，他给很多欧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也在欧洲正式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植物的专著，于公元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本书介绍了椰子、槟榔、番木瓜、腰果、荔枝、芒果、柿子、榴莲、胡椒、桂皮、大黄、茯苓，以及野鸡、豹、海马等三十余种主要生长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动植物的特性、产地，并且附有27张精美的彩色图画。每张图画上还标注有中文的名称和注音。这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然而作为西方第一部《中国植物志》。书中对于中国植物、个别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代了解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瑞典的植物学家林奈在公元1753年出版了《植物种志》，当中记录了5938种植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植物有37种。而卜弥格在公元1656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就已经记载了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植物22种，实属不易。
由于卜弥格出身于医生世家，所以对于中国的医学非常感兴趣。来中国后，他对南方的中草药进行了调查研究，第一次把中药和中医介绍到欧洲，他翻译了公元3世纪西晋王叔和所撰写的一部医学著作《脉经》。这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分别讨论了24种病脉体象、脉理、诊脉法。王叔和书中所提到的24种脉相，卜弥格在他的研究中介绍了15种，并且还列出了每一种脉相所对应的药方。
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中卜弥格也有所贡献。当时他跟耶稣会的一个大学者基歇尔有深厚的交往和友谊。基歇尔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667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中国图说》，奠定了他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汇集了基歇尔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最新的认识成果，给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与中国的大门。
基歇尔在罗马期间了解了卜弥格，两人成为了终身挚友。卜弥格与基歇尔长期通信，给他提供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基歇尔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图说》中也介绍了他的好朋友卜弥格的很多汉学研究的成就。比如，卜弥格在中国游历多年，很喜欢记录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礼仪。他提供给基歇尔的资料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还配备了不少有关中国服装和人们生活场景的图画。
从这个意义上讲，卜弥格不仅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介绍给西方，还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前辈传教士收集整理的有关中国的人文知识，推动了早期“中学西传”的进展，对于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树立奠定了基础。
卜弥格在中国期间曾经专门研究过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第一次公布了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资料，并且碑文里的汉字都用拉丁字母注音。碑文中的汉字和注音，对于当时的欧洲人了解汉语、了解中文的相关知识产生了影响。
卜弥格对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分成三个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释义和内容解释。而碑文中的汉字和拉丁文的释义依靠编号来一一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文献很可能是最早在欧洲公开发表的一部中文和拉丁文对照注音和解义的辞典雏形。所以，卜弥格作为波兰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除了卜弥格，中国人非常熟知的另一位传教士就是利玛窦。公元1583年，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肇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扮演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带进来，也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介绍出去。可以说利玛窦开创了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使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得以接触与传播，为中国和西方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交流沟通揭开了新的历史序幕。
利玛窦在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公元1571年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耶稣会批准利玛窦赴印度。他在公元1582年抵达澳门，正式入华。在公元1583年利玛窦跟他同会的罗明坚一起在肇庆修建了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利玛窦从公元1583年到公元1610年辗转中国内地的多个城市传教，包括韶州、南昌、南京等。到了公元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得了万历皇帝的许可留在北京传教。公元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
利玛窦在中国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式、“文化适应”的策略，他不仅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努力使基督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次突破欧洲中心主义，以平等姿态探索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开拓性尝试。
总而言之，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 传播西方近代的科技，制作自鸣钟、天文仪器等。
第二，绘制了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第三，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汉外双语辞典《葡汉辞典》。
第四，与中国文人合作译书，推动了中国近代数学、科技的发展。
第五，奠定了传教士汉学的基础。
利玛窦在肇庆的仙花寺落成以后，盖了一间屋子作为展出图书的场所，这是中国第一所图书馆的雏形，把一批从欧洲带来的西文图书公开让人观看。这些书中除了教会书籍之外，大部分都是关于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水利方面的书籍，还有城市建筑的美术画册以及西方的油画、版画等，这让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大开。
另外，利玛窦在这里还展出了一些天文仪器，包括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浑天仪、三棱镜等，并以挂图的形式推介西方的科技，令人耳目一新。
他在当地还与一个印度工匠合作制成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国产的机械钟——自鸣钟，钟面的数字不是用的阿拉伯数字，而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采用12个时辰来表示。利玛窦这个自鸣钟制成之后就挂在了教堂的门口，为市民报时，供百姓们欣赏。之后，利玛窦进京时在向万历皇帝呈现的物品中就有自鸣钟，他也因此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赏识。
公元1584年，肇庆知府王泮请利玛窦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据说当时有人向利玛窦提出问题说，人怎么能站在一个圆形的地球上呢？怎么来分辨地球上下呢？利玛窦向中国人解释说，地球既然是圆形的，就没有上下之分，人们居住在地球的上下四周，头所朝的方向就是上，脚站立的方向就是下。利玛窦还用自身航海的经历作为论据，他从欧洲航海到中国，绕地球航行，由此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幅地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第一次从图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视野。
遗憾的是，利玛窦于公元1584年曾经将此地图寄回欧洲，但都已下落不明。好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又陆续地绘制了多幅世界地图，包括《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
利玛窦在公元1602年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是一幅彩图，据说在当时流传很广，但现在我们无法亲见。有幸的是，它的母本保存在了明朝冯应京所编纂的《月令广义》中。所以，现在在《月令广义》中还可以看到利玛窦的这幅圆形的世界地图。
公元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的时候，曾经给万历皇帝献上了许多物产，其中就包括一本《万国图治》。利玛窦希望以此来赢得万历皇帝的好感，并且让明廷了解世界的面貌，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他在北京期间，于公元1602年绘出了六条幅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中最有名的一幅。这幅图的主图是一个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并且附有小幅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在有关地名还加了一些说明，在文字部分还介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俗人情、文化习惯等。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对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中西最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是以中国地图为中心的，由于当时澳大利亚还未被发现，所以这幅图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上的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现在的非洲）、南北亚墨利加（现在的南北美洲）、墨瓦腊泥加（南极洲）等。还有四大洋：大西洋、大东洋（现在的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并且附注了地理志译，为中国人介绍了近代西方地理学说和概念。
在公元1608年，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由明朝宫廷的内监摹绘了12份彩图，现在有一份由南京博物院收藏，也成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国家宝藏》第一季里所录制的南京博物院的几个国宝之一，其中就包括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这份母本。
这份母本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它增加了一些彩绘图案，包括各大洋，各种帆船9艘，鲸鱼、鲨鱼、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陆上动物，包括犀牛、大象、狮子、鸵鸟等8种。所以整幅地图看起来非常地精美，堪称国宝。
利玛窦在公元1583年—公元1588年间，与罗明坚还合作编写了一部辞书《葡汉辞典》。这本辞典首开以拉丁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的先河，成为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鼻祖。这本辞典有点类似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词汇表，每一页的编排基本分成三栏：葡萄牙语的词条、拉丁字母的注音和汉语的词条。葡语是按照字母排列，包括有单词、短语，甚至还有短句，一共6000多个。汉语的词条有5461个，大约有540多个葡语词条没有汉语的对应词。
由于这部辞典是利玛窦学习汉语所用，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口语词汇。对于现在研究明末口语的白化具有极其珍贵的语言学价值。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语言学家通过对这部辞典手稿的研究，考证出当时的官话是以南京官话为正音的。
利玛窦来华后发现，他们最初所模仿的僧人打扮有一些问题。因为在当时僧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反而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儒生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时候利玛窦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从原来的僧人打扮开始正式的留须、留发、戴儒冠、着童身服，见客时以秀才礼。“合儒易佛”的路线确立之后，结交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成为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中与利玛窦交好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儒家学者。比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这些译著的问世，开创了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先河，对晚明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说，“400多年前，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而他就是在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德几何》等现代数学著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受到利玛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运用数学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来完善中国的传统数学，这使得传统的数学重现了生机与活力。
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交往的时候，曾经被询问到西方人对于友谊的看法，于是利玛窦就把欧洲关于友谊的一些格言整理翻译成中文，编纂出版了一本《交友论》。这是一部将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学家关于友谊的格言警句的编译作品汇编。
在明末清初，儒家重视“四伦”，而在忽视友谊的伦理体系中，利玛窦的《交友论》对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经面市，多次再版，编入了多部汉语丛书，逐渐融入了中国思想伦理的宝库。
公元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夜以继日地工作，结交达官名士，给新教徒受洗，培养新的传教士，修建教堂，疲惫不堪。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
从公元1582年到澳门，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30年。按照当时的惯例，来华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均要葬在澳门。但是教友们为了遵从利玛窦生前的遗愿，希望把他葬在北京。耶稣会士庞迪我向万历皇帝上呈，恳求能破例赐一块土地埋葬利玛窦。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诏准，赐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作为利玛窦的墓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来华传教士的集体墓地。
2001年10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给予利玛窦高度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现在，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中有个巨型浮雕《中华千秋颂》，里面有100多位对中华文明做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有两位是外国人，一位就是马可·波罗，另一位就是利玛窦。他们两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利玛窦则把世界介绍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