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遗都南楚重镇——考古揭示最早楚文化入湘-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

罗国遗都南楚重镇——考古揭示最早楚文化入湘

摘要: 罗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东南距汨罗市城区直线距离约2公里，海拔高程约31米。遗址的东面、北面邻近汨罗江，南面为李家河，主要由城址、外围聚落以及墓葬区组成。罗城城址在现地表大体可见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其东西长约620米、南北宽约320米，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城垣的东、北、西三面挖有壕沟，南面为汨罗江的支流李家河。 ...

罗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东南距汨罗市城区直线距离约2公里，海拔高程约31米。遗址的东面、北面邻近汨罗江，南面为李家河，主要由城址、外围聚落以及墓葬区组成。罗城城址在现地表大体可见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其东西长约620米、南北宽约320米，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城垣的东、北、西三面挖有壕沟，南面为汨罗江的支流李家河。在罗城城垣外围的小洲罗、小洲熊、鸡公滩、马头曹等地点，过去调查发现有东周时期的遗存分布。若将罗城城址及周边的地点计算在内，罗城遗址的总面积应接近一百万平方米。

罗城遗址的墓葬区距城址相对较远。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遗址东南方向今汨罗市城区高泉山一带，墓葬时代偏早，既有春秋时期的墓葬，也有战国时期的墓葬；在遗址以东的汨罗江西岸今汨罗市楚塘、屈子祠镇等所属的石仑山、汨罗山、虎形山、归州山等沿江丘陵上，则分布着大量的东周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地。

2015年度和2020年度，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城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在2015年度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罗城的城垣应修筑于战国时期，并在其东南角还发现一座建于六朝时期的小城。在2020年度的考古工作中，在罗城遗址小洲罗地点发现年代明确属于春秋中期前后的典型楚文化遗存。通过这些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罗城遗址的认识。

罗城城址及外围聚落分布图

罗城城址与周边墓葬区位置关系图

小洲罗地点发掘区航拍图

小洲罗F1航拍图

罗国移民的安置地

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因罗城遗址开发利用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洲罗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小洲罗位于罗城城址的北部，东、北两面临近汨罗江，南距罗城北城垣约250米。本次发掘共布探方30个，实际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通过本次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可能与制陶、制石等手工业活动相关的取土坑、陶窑、水井和建筑等遗迹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一大批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阶段的陶器、石器等遗物。

小洲罗地点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的文化层，第3层为东周文化层，该层之下为生土。东周文化层在发掘区分布不连续，普遍较薄，厚0~0.2米。本次发现的东周时期的遗迹主要开口于第2层和第3层之下，大多为灰坑和井，另外还发现有房址三处和残陶窑两座。

在发掘区东南部发现大型房址一座，编号F1。房址整体坐东朝西，方向270°，建设之前大面积铺垫黄色垫土，垫土厚度不均，最厚处约0.4米，底部有的铺有碎陶片。F1建筑仅存基槽结构，整体为中部有一处院落，西部有门道，院落南北各有一个封闭房屋的大型建筑。基槽为褐色和黄褐色黏土，直壁平底，保存较好的位置深度有0.15米。院落自西向东进深不少于20米，南北整体宽度约20米；北部房屋基槽保存基本完好，东西宽度约8米，南北进深约6米；整个建筑总体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从层位关系看，F1的基槽打破春秋中期的灰坑H84，同时又被H27、H2等春秋晚期的灰坑所打破，由此判断F1的建造和使用时间应在春秋中期至晚期。

在发掘区中部北缘发现陶窑两座，编号Y1、Y2。两座陶窑均仅剩火膛部分，共用一座操作坑H110。Y1、Y2的火膛均为弧边三角形，弧壁圜底，其中Y1火门宽度0.48米，火膛坑口长0.64米、宽0.54米、残深0.26米。Y2火门宽0.6米，火膛坑口长0.82米、宽0.8米、残深0.22米。从两座窑址出土陶片来看，均废弃于春秋时期。

本次发掘的水井多达十五口，也基本位于发掘区的西部，分布较为集中。以J4为例，其平面开口为圆形，直径1.4米至1.5米，开口至底部深度为3.35米。这些水井的使用年代基本集中于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偏早阶段，至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废弃。

本次还发掘灰坑100余座，主要集中于发掘区的西部，多数平面形状为椭圆形，斜壁圜底近平，部分灰坑的底部出土有较为丰富的日用陶器，器类多见鬲、盆、豆、罐、甗等。此外，还有一些灰坑，如H146，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坑壁规整，其开口长度超过9米，宽度4.4米，最深2.24米。坑内多为淤土堆积，包含陶片很少，时代多集中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其功能应不会是一般的垃圾坑，结合周边遗迹和出土器物推测可能是取土坑。

资料整理工作与考古发掘工作亦同步进行。目前已经完成60个灰坑出土陶器的拼对和统计工作，估计可修复的陶器数量在150件以上，典型标本数量达1000余件。陶器的时代大致为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且集中于春秋中晚期，组合为鬲、盆、豆、罐、甗，也有少量钵、罐、印纹陶等本地特征的器物。这些器物对于健全湘江下游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探讨楚人经营湘江下游地区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除日常生活用器之外，遗址中还出土了较多的与制陶、制石等手工业活动相关的陶拍、支垫、残石料等以及墙体建筑的残件，若结合遗址中发现有大量取土坑、水井以及陶窑、作坊建筑等遗迹来看，推测小洲罗地点应当是一处以制陶、制石等手工业生产活动为主的作坊聚落。

小洲罗地点出土的陶器与湖北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春秋时期的陶器几乎完全一样，而与湘江下游发现的以临湘大畈等遗址为代表的本地同时期文化遗存有较大差别，这说明此时罗城遗址的居民并非本地居民，而可能是一批来自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楚文化系统的移民。根据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罗县引应劭注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水经注·湘水》称：“汨水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楚文王移之于此”。此外，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文献中亦有相同记载。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在今汨罗城关的高泉山一带，曾发现过一批春秋时期较高等级的铜器墓，其中一座春秋中期贵族墓葬中，出土铜鼎、簠、盘、匜等容器六件，车马器十件，在一件铜盘上见有“罗子”铭文，表明其墓主可能为罗国高级贵族。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看，考古团队认为楚人迁罗事件或并非空穴来风，罗城遗址可能就是楚国安置罗国遗民之地。

罗城遗址是目前国内仅见的能够实证罗国史迹的唯一一处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春秋中期甚至更早时期的遗存，属于湖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典型楚文化遗存，是楚文化大规模进入湖南的最早一处地点，可谓湖南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治理体系的起点所在。

H87底部的陶片堆积

罗城遗址小洲罗地点出土陶器

罗城遗址出土的陶拍和支垫

楚国的南方重镇和战略大后方

战国时期，楚国加大了对南方的开发力度。根据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铜器“燕客铜量”铭文记载，罗在战国时期已经设置有莫敖、连敖、工佐、少工佐之类的官职。另外在包山楚简（简83）则明确有“罗之壦里”、“罗之庑域”之类的地名。上述文献说明，在战国时期罗已具备楚县的建制，且其设置的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316年。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对罗城遗址城址区的考古工作，为研究楚罗县的设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首先，考古团队对罗城东城墙的一处断面进行了清理，发现其城墙结构主要是由中间的墙体和两侧的护坡组成。城墙的顶部距底部高度为4.25米。按土质土色差异，城墙的填土可细分为25小层，其中第1层至10层为城墙西侧护坡，除第6层和第9层为灰黑色土并夹有较多陶片外，其余各层均为颜色较深的黄褐色土，且基本无包含物。第11层至25层为城墙的主体，均为颜色相对较浅的灰黄色黏土，底部多层夹有较多白膏泥，局部可见明显的夯窝痕迹，较为纯净，不见陶片等包含物。从城墙西侧护坡底部（即第9层）填土中出土的陶片来看，其多为夹砂陶，以红陶、红褐陶为主，器类主要有如鬲、豆、盖豆、鼎足等，其时代大致可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由于护坡并不见其为后期补筑的迹象，并且这些器物都是出自护坡最底层的填土中，所以城墙的时代应当不会早于其护坡填土包含物的时代，即不会早于战国早期。

其次，通过在城内布方发掘，发现其主要文化堆积包含战国和六朝两个时期。其中战国时期的遗迹主要有灰坑、水井等。J1平面形状为圆形，井口较大，直径约3.1米，由井口向下呈阶梯状收缩，至1.1米处为井圈，井圈口径约0.8米，直壁向下约4米处至底，底部出土绳纹罐一件。战国时期的遗物以陶器为主，多见夹砂灰陶和饰粗绳纹，主要器类包括鬲、盆、豆、罐等，时代主要集中于战国中期前后。

根据以上发现，可知罗城城垣的修筑时代不会早到春秋时期，而应为战国早期以后，它是在春秋时期罗国遗民聚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遗址的主要文化面貌表现出典型楚文化的特征，且城址面积仅20万平方米的规模，因此其性质应当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的一座县城。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很可能就是出土和传世文献记载的罗县。

在遗址以东汨罗江西岸的汨罗山、归州山等地发现有十余座大型封土堆，最大者底径约40米、高约7米，最小者底径约20米，高约2米。在汨罗江畔流传有屈原投江的传说，这些大墓中也被后人认为是屈原之墓，当地民间因此还形成了“屈原十二疑冢”之说。清同治六年（1867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间，还曾为这些大墓立碑，碑文刻“故楚三闾大夫之墓”、“三闾大夫墓”等，以为后人凭吊。这批墓葬经勘探，证明为战国时期的楚墓。这批大墓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数量来看，在湖南仅有临澧九里楚墓可与之相比，这说明战国时期罗县为楚国南方的重镇。公元前278年，楚郢都被秦军攻陷，大批百姓涌入江南。从整个湖南地区楚墓的发现来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南的人口出现了井喷式地增长。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汨罗山、归州山等地发掘了一大批中小型的楚墓，这批楚墓从时代来看主要集中在战国晚期晚段，由此可见战国晚期时罗县已成为楚国抗秦的战略大后方。

汨罗山墓区M8-M11航拍图

汨罗山墓区大型封土堆分布图

大城东城墙剖面（由北向南拍摄）

罗城城内发掘的水井及其底部出土的陶罐

秦汉以降地方城市发展的代表

在2015年度的考古工作，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还在罗城东墙中部发现一段向西伸出的墙体，经过解剖可见明显夯筑痕迹，从而证实其应是一段城墙。该段城墙现仅存一小部分，直接叠压于战国时期的文化层上，并且在其填土中发现少量三国至南朝时期的陶瓷片。根据这一线索并结合20世纪60年代的航拍照片等资料，进而在罗城城垣的东南角发现了一座建于六朝时期的小城。通过解剖可知，其由东西并列的两个方形城圈组成，其东墙和南墙分别沿用了原战国城城墙，北墙、西墙则为六朝时期修筑。据初步测算，东侧城圈的周长约为550米，城内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西侧城圈的周长约为510米，城内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汨罗山、归州山等地发掘的墓葬中，除战国晚期楚墓外，还有一大批两汉至南朝时期的墓葬，这与遗址的发现是相符的。

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罗县自战国设立后，历经秦、两汉、六朝，到唐初才被废除，并入湘阴县。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之中有罗县县名；《汉书·地理志》记载长沙国下辖有罗县。《水经注·湘水》言“汨水西迳罗县北……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司马贞《史记索隐》指出，“汨水在罗，故曰汨罗，地理志长沙有罗县”。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进一步指出：“故罗县城在岳州湘阴县东北六十里……秦置长沙郡而为县也”。《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亦有相同记载。宋代《路史·国名纪三》更明言，“今潭之湘阴东北六十里有罗故城，秦之罗县，梁为罗州”。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更详细记录了罗县的沿革，“罗县……秦置县。汉、晋皆属长沙郡，宋、齐因之，梁置罗州，陈罢为罗郡，属南荆州，郡寻罢。隋初，属玉州，寻属岳州。大业中，属巴陵郡。唐武德六年，废入湘阴县，亦谓之罗川”。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罗县的位置应当在汨水南岸，东北距离后来的湘阴县城约六十里，秦代置罗县，西汉时期为长沙国所辖，东汉至六朝时期大致属长沙郡，至唐初被废。

从考古发现来看，罗城遗址作为城址使用的时代可延续至六朝时期，只不过其核心城圈的大小相比于战国时期已明显缩小。由于考古发现的罗城遗址与文献记载的秦汉以来的罗县在地望和时代上亦高度吻合。因此该遗址也应当是秦汉六朝时期的罗县县城。

从城市考古的角度来看，由于城市功能的变化，南方地区战国、秦汉、六朝时期县城有一个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罗城六朝小城的规制与汝城、宁远等地发现的六朝时期县城规模相当；而在原来已有城市的东南另辟六朝小城的做法，在湖北荆州的郢城遗址中也可以见到。因此，罗城遗址是秦汉以降南方地方城市发展的代表，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