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相碰撞、融合，最终与儒道并立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是先受中国文化影响，然后再影响中国文化的。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就受佛教的影响非常大，根据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先后出现释道画、僧家画和禅意画(本文只谈释道画)。释道画 ...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相碰撞、融合，最终与儒道并立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是先受中国文化影响，然后再影响中国文化的。

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就受佛教的影响非常大，根据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先后出现释道画、僧家画和禅意画(本文只谈释道画)。释道画最初以印度传入的佛画为样本，后与中国绘画融合，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代达到鼎盛。

最早系统全面地讨论、整理、研究释道画的资料是北宋晚期的《宣和画谱》，作者将“释道门”列在卷首，详细记载了善于画释道的画家四十九人、释道画作品一千一百七十九件。在《释道叙论》中有“释道门因以三教附焉”云云，即，释道画附之三教而成，也就是说，《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圣像都应该属于释道画之列。我们知道，真正意义的儒释道三教的合流，是南禅宗出现以后的事，佛教在中国有两次与本土文化大的融合，第一次是在南朝与玄学的融合，第二次是在唐代与儒学的融合。第一次形成佛玄(释道安所提)，第二次形成南禅宗(慧能所创)。这两次融合，都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是佛教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并逐步演变为中国文化的过程。佛教适应并演变为中国文化，随之而来的佛教绘画也必然要适合中国美学标准，并且也要形成中国样式的绘画，中国化以后的佛教绘画(佛像)就是释道画。

白马驮经图 明 丁云鹏

史书所载，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永平译经，并藏于兰台石室。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上层社会便视其几同于黄老之学，广大庶众更将其等同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因此，从一开始，佛教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便有了神秘的契合，后世的释、道合称，也就是自然之事了。然而表现在绘画上，二者合画一壁，而形成后世所统称的释道画，还是要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融合。最早的佛画，完全照搬印度画法，汉明帝遣史“写浮屠遗范”，并“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佛画仍用印度画法。

敦煌壁画 康僧会建康传道

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记载：“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天下盛传曹矣”。康僧会是一名印度僧人，三国吴赤乌十年到建业，孙权尝为其建造佛塔寺。又，《历代名画记》记载：“连五十尺绢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法度，曹不兴能之”。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到，曹不兴绘画技巧非常高超，然其所画佛像为“西国佛画”。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荀勖、卫协、晋明帝等人都长于画佛像，并且他们所画佛像，和曹不兴一样，也是运用印度佛画方法。因此，东晋以前和东晋前期中国人画佛像，都完全没有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进行再创造，而一直沿袭从印度流传过来的方法。至于《宣和画谱》中：“卫协以画名于时，作释道人物，冠绝当代”的记载似有不当处，按，卫协画学于曹不兴，曹全用西法。又，最早将佛像、佛画中国化的人是戴逵(后文有详细分析)，逵之前无此记载，戴逵为东晋末人，而卫协大约活动于曹魏、西晋之交，当时佛画是不可能中国化的，所以就无从谈释道画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北两方，有了不同方向的发展，同时就带来佛像和佛教绘画的不同发展。在北方，统治者大多为西北少数民族，其文化较之汉族有很大差距，因此，他们崇信佛教，并很快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大力的提倡与支持，他们为佛教设立太学，建立寺院，大量地翻译佛经，其中译经最著者是姚秦时期，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被请到长安翻译了《大乘佛经》等大批经文。基于北朝统治者对印度佛法的尊崇，我们不难想象，他们当时所顶礼膜拜佛像也肯定是印度的佛教塑像、画像无疑。现存的大量北魏、北齐时期的石窟雕像和壁画佛像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朝诸代的佛教绘画与中国的释道画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其对释道画的形成没有起到作用。还有一个问题要顺便提及，北魏时期，被视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也已经来华弘法，但是达摩禅与中国的南宗禅并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因此就更不会影响中国后来出现的禅画了。中国禅画的出现，已是晚于中国释道画很远的事了。

　　

因之，中国释道画的产生必然要在文化氛围浓郁、文人名士云集的南朝。促成释道画原因有三：

　　其一，五胡乱华，晋室东渡，大批文人名士也纷纷过江。这一大规模的迁移运动，不仅给江南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魏晋盛行的玄学，也很快在江南大地流行开来。在这一社会环境之下，佛教要想在江南传播，就不可能像在北方那样，直接地去宣扬印度佛法，因为南朝名士大都热心于谈玄，想让他们接受并且认可，必须与玄学结合，以适合其口味。因此，释道生及其弟子慧远的“佛玄”思想，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所谓“佛玄”，是以佛法为主，玄学为辅，以佛法来融汇玄学，用玄言来解释佛法。其重大意义在于，将西汉以来流传于中国的印度佛学，与先秦以来，经汉初而为黄老，至魏晋而为玄学的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向佛教的中国化(变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迈出重要一步。更为释道画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道生等人还利用“升座唱经”的方式来影响并改变部分的谈玄形式，名僧支道林以其在南朝思想界的杰出影响，更是与名士们广泛交游，并广泛地展开辩论，从而使名士、士大夫阶层接受中国化了的佛学。佛教的中国化，必然要带来佛教绘画的中国化。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局部

其二，名士、士大夫们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们接受佛教，首先接受的是佛学思想，然后才是佛像和其他。而一般的人接受佛教，首先是要接受佛像的，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要说佛教流行不久的南北朝，就是千余年之后的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剃光头发的出家人，也根本不知道佛学思想是何物。那么普通人要接.受佛像，就必须是神人或者是圣人，他们才能有所求，才可能参拜，至少也要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圣。然而印度传来的佛像(画)的形象，无论从审美习惯，还是从思想感情上，都不能引起人们崇拜的意识，要使人们望而生敬，就必须是中国样式的佛像。因此，就需要有艺术家进行大胆改革，改革的方法，是既要融汇中国的传统绘画方法，又要渗入中国人认为是神圣的形象。

　　其三，将印度佛像(画)改变为中国样式，就要求进行改革的艺术家具备下列几种素质：

　　1.要有非常高的绘画水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外来佛画都要有精深的研究；

　　2.要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和大胆的创新精神；

　　3.这点最重要，必须不是佛教的信徒，如果是个佛教徒，是肯定不敢擅自改变他所尊崇的圣像的。

　　东晋末年的大雕塑家、画家兼音乐家、学者的戴逵，具备了这几种素质，因此这一改革任务就必须由他完成。戴逵，字安道，《晋书》列其传入《隐逸》。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 世说杂书》记载：“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日：此童非独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晋书》《隐逸》云：“(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戴逵不但善画，而且博学，他同时还是著名的反佛学的思想家。《历代名画记》谓“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云云，有误，东晋末年，有两位重要.的反佛思想家，一位是孙盛，著有《更生论》，另一位就是戴逵，著《释疑论》和《流火赋》等反佛著述，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及因果报应说。这些条件都具备，就可以进行大胆创新了，但是创新，又不能凭空臆造，《历代名画记》记载了戴逵改造印度佛画的具体方法：“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放，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三年，刻像乃成。”这说明，戴逵制作的佛像，吸收了广大群众的意见，逐步进行修改，最终适应了中国民众的审美要求，于是群众就认为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或圣，于是就“前后征拜终不起” 。这里记载雕塑，虽未记画，但我们不难想象，戴氏对于画的改造亦当如是。

与戴逵同时代的另一重要画家顾恺之(按：戴逵347年—396年，顾恺之346年—407年)，不仅能画，而且也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并且是道教信徒(按陈寅恪先生考证，魏晋时期凡名字里带有“之”字的大都是道教徒)，顾平生画过很多佛教题材的作品，可散见于各类文字记载。《 历代名画记》卷二云：“顾生首创 《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妄言之状”，这说明，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已经有意识地融进当时士人(尤其是玄学家)的审美观念——药和酒使魏晋士人有“清羸示病之容”；镇日谈玄表现“隐几妄言之状”。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说顾氏同戴逵一样开创释道画，因为：一、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为东吴曹不兴再传，画佛像的方法定要受二家影响；二、顾恺之传世(或托顾氏之名而传世)的佛像画都用印度画法；三、《历代名画记》记载，“其(戴逵)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各有损益”，而曹、张、吴各家，都是后来的释道画重镇，各家传戴而不传顾。

李公麟维摩演教图局部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明，顾恺之虽然是魏晋时期重要画家，但他不是释道画的首创者，至少可以说明，对于释道画的贡献顾氏远不及戴逵重要。在魏晋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主要是玄学)的第一次融合，促成了中国释道画的形成，又经南朝的宋、齐、梁、陈及隋、唐几代人的完善，而终蔚为大观，并逐渐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宣和画谱》中，记载了善释道画的画家就多达四十九人，居所列各科画家数量之首。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在山水画兴起之前，是释道画占画坛主流地位，而不能泛泛地说是人物画。随着唐代中期禅宗南宗的兴起，山水画逐步代替了释道画的主流地位，释道画走向衰落，虽然唐以后各代善释道画的画家也不乏其人，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