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地依山傍海、幅员辽阔，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齐文化——其中所流露的创新求变的精神、富国强民的韬略，皆紧扣当今时代的脉搏，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争相研习探讨的对象。针对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貌，身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学人，通常有着不一样的观摩视角与时空架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 ...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地依山傍海、幅员辽阔，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齐文化——其中所流露的创新求变的精神、富国强民的韬略，皆紧扣当今时代的脉搏，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争相研习探讨的对象。针对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貌，身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学人，通常有着不一样的观摩视角与时空架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以丰富的田野与教学经验、扎实的文献与研究功底，从考古学的角度分别对齐文化的区域特征、典型特点以及传承保护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与解读。

　　开放包容：齐国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齐文化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包容开放。”方辉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文献记载，齐都临淄城是一个30万人的大都市，是当时少有的几个大城市之一。“从考古学层面出发，临淄齐故城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从其中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因素上看，有许多齐人在对外交流方面所留下的痕迹，具有明显的外来特征。”随后，他分别列举了若干遗物，包括在临淄商王墓地发现的一对耳饰，呈现了明显的中亚或西亚风格；为数不少的来自秦国的蒜头壶，表明了其对外交流非常频繁；而水晶很晚才进入中国人的装饰系统，齐国却出土了大量水晶器，这种传统也绝非本土所有……均充分印证了外来元素的存在。

　　“从时代更早的史前考古学证据来看，在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出土了一件龙山时代、具有高鼻深目特征的外国人形象雕塑，我们不禁会联想，这个外国人极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其他地区的物品。”他进一步回溯到，早年王献唐先生就从文字学角度考证过“麦”与“莱”的字源关系，小麦是外来作物，所以在山东以“莱”字命名的地名特别多，例如莱芜、莱阳、莱西、莱州等等。目前的考古证据表明，海岱地区的小麦至迟在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出现，而大量栽培或者接受这种外来作物，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境内。

　　此外，方辉教授认为，稷下学宫也是齐文化包容开放的证明。稷下学宫的这些先生们应该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但是由于近几年出土文献里记载的“秦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许多先秦的文献都被烧掉了。“尽管南方尤其是楚国的地形条件与气候特征，保存并出土了很多有机质的竹简，但实际上当时最发达的文化还应是在北方这几个大国，尤其像稷下学宫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是其他国家所不见的。”

　　2010年，在沂源县东里镇东台地一号战国墓里，发现有丝织品、麻织品等实物。“有的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临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齐国生产丝绸在文献上有过明确记载，但是受限于保存环境，今人往往很难通过考古发现，看到诸如丝织品这类有机质实物。”方辉教授进一步阐释道，依据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在史前陶器上存在的相似程度，可以推断两地之间早有密切的往来。最后，他总结说：“就齐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言，它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从史前到战汉，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一定非常发达，也正是这种开放与包容的特质，使齐国无论在春秋五霸或是在战国七雄中，都曾占有一席之地。”

　　工商立国：倚重手工业的蓝色文明

　　言及齐文化的经济基础时，方辉教授说道，“蓝色文明”也是齐文化的鲜明特征。其中，“渔盐之利”是齐国获取资源、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从海水中提取海盐的技术，山东地区的盐业考古能够追溯到距今3000余年的商代。目前虽然无法对当时鱼盐的产量进行具体统计，但齐国的强大应与重视发展盐业密不可分。从文献方面看，据《管子》中记载，通过海盐的生产获取税收，齐国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从现有考古证据上看，从现在的广饶到寿光一带，环渤海湾地区的盐业遗址一直非常密集，尤其是东周时期，随之也进入到齐国的强盛阶段。

　　当时的齐国，除了渔业和盐业，其他手工业也非常发达。例如，成书于战国时期齐国的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有一篇名为《考工记》的文章，里面记载了所谓“百工”的手工业生产——包括青铜器、漆木器、车马制作方法等等，可谓是先秦时期手工业记录方面的集大成者。以青铜器为例，对容器、兵器、镜鉴、照明器具等，都记述了不同的生产配方，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献汇总。“显然，这是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经验性总结，也反映出齐国有重视手工业的传统。”方辉教授继续说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曾经有针对性地发掘了一批与冶铸青铜镜有关的作坊，让我们知道从战国到西汉，齐地对铜镜的生产超越了当时很多国家。如今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了，但盐业遗址留下来了，铸铜遗址在齐故城里也相当丰富，战国之后铁器作坊的数量规模在东周列国里也是非常突出的，可见《考工记》成熟于齐国是有其渊源的。”

　　齐国通过发达的手工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用这些财富同其他国家进行物质交换，将整个齐地的资源都调配、利用得很好。在方辉教授看来，墓葬中使用殉马坑、车马坑的现象很早就有，但是这一现象在齐国尤为突出——这一方面说明齐国的军事强盛，重视兵学；另一方面说明其国力强盛，能够制造或购买大量的青铜器、金银器、车马等；同时也说明其崇尚厚葬，通过修造高大的坟丘给人以视觉的冲击感……这些“无不彰显出超级大国的气派”。

　　根据文献记述与考古发现证明，齐国版图最强盛的时期，其疆域东到大海，西边一直延伸到了现在的鲁西地区，南面已经将鲁国、莒国都纳入到管辖范围中来，几乎覆盖山东省全境。正是有赖于“渔盐之利”的基础与“工商立国”的思想，齐国具备了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继而形成了广袤的疆域。

　　未来可期：如何用好齐文化的“活教材”

　　中华大地上散落着许多历史深厚的文化遗迹，如何让其在当下发挥出化育人心的力量？方辉教授认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很多遗址在获取到文物之后随即回填，没有机会能将本应被展示、说明的古代遗址利用起来。“中国古车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地上有东来西往的现代车辆在穿梭，地下有2500多年前的殉马和战车在沉睡，这一古今交汇的场景得益于发掘当年的就地保护。近年来，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很多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建设了起来，但同时也带来若干隐忧，例如如何充分落实遗产的保护与展陈工作，如何优化改进人员的管理与考核制度，如何不断满足中小学生以游学的形式阅读这些“活教材”的热切期盼……方辉教授相信，随着各方协同努力，这些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

　　除此之外，方辉教授从更为宏大的地域视角出发，指出了目前齐文化研究的局限性。他认为，先前围绕齐文化开展的研究往往受限于国内，但事实上齐文化对于日韩的辐射与影响不容忽视。很多从事齐文化研究的学者业已指出，并非始自徐福东渡，中国才开始同日本交往，因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日本北部地区就已经出土了齐国的刀币，“这些刀币是通过何种方式，通过商人、齐人、还是来自日本或韩国地区的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尚未能给出很好的答案”，基于此，方辉教授说道：“未来的齐文化研究还要更积极地对接国家战略性倡议，将其放在东亚、东北亚甚至整个欧亚大陆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2020年9月28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强调遗产保护、重视考古工作。对此，方辉教授满怀期待地说：“我们可以看出，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意识到，考古学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今后，如何让广大的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古代文明的辉煌，继而提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围绕这一问题，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文章来源：《半月谈·文化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