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索秀芬，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红山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初就被发现。1906- 1908年,日本人鸟居龙藏三次进入热河省,在60处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在红山后发现了史前遗存,采集有陶器、大型石器和细石器等, 把细石器命名为“蒙古式石镞”。1921 年6- 7 月, 瑞典人安特生( J. G.Andersso n)和加拿大人步达生( D. Black)发掘了 ...

【作者简介】索秀芬，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红山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初就被发现。1906- 1908年,日本人鸟居龙藏三次进入热河省,在60处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在红山后发现了史前遗存,采集有陶器、大型石器和细石器等, 把细石器命名为“蒙古式石镞”。1921 年6- 7 月, 瑞典人安特生( J. G.Andersso n)和加拿大人步达生( D. Black)发掘了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遗物包括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均被归入仰韶彩陶文化系统,把年代定为相当于仰韶文化同时或较迟,并视其为相同之一种文化。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上第一次正式发掘。1924年,法国神甫桑志华( E. Licent )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T. Cha rdin)到红山前进行遗址调查,采集到细石器、石犁耜等。中国学者梁思永先生最先注意到长城以北地区的彩陶, 1930年在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的北砂窝和东砂窝进行调查,发现仰韶式彩陶。1933年,日本人八幡一郎等在赤峰、朝阳等地采集到一些彩陶片。牟田哲二把赤峰红山一带出土的文物送给日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引起日本考古学界对红山地区的关注。1935年5-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了考古队,由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率领,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队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第二住地址和采集的彩陶器被命名为赤峰第一次文化——彩陶文化; 墓地和第一住地址被命名为赤峰第二次文化——红陶文化。水野清一指出赤峰和沙锅屯彩陶特征不同,而滨田耕作认为两者最为接近,裴文中先生提出赤峰一期文化与沙锅屯同为彩陶与细石器的混合文化。抗日战争时期,佟柱臣先生在赤峰、凌源等地调查,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迹和遗物,其中包括牛河梁遗址。

新中国成立以后,尹达先生对红山后遗址陶器进行分析,认为它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陶器特征,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特点,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建议命名为“红山文化”。20世纪50- 70年代,对红山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在西水泉、南杨家营子、蜘蛛山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房址、灰坑等遗迹,在南杨家营子遗址发现富河文化地层叠压在红山文化房址之上,蜘蛛山遗址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叠压在红山文化地层之上。70年代发掘了赤峰市敖汉旗三道湾子和四棱山遗址,在三道湾子遗址发现了窖穴,在四棱山遗址发现窑址。这些科学发掘使得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遗迹和遗物等基本特征和相对年代有了初步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全国范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广泛展开,大大促进了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进程。不仅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墓葬数量增加了,而且发现了一批重要墓葬和遗址,有胡头沟墓葬、东山嘴祭祀遗址、牛河梁坛庙冢祭祀遗址、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后归入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等。对上述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不仅对红山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还引发了对中国文明起源、史前祭祀等重大学术课题的讨论。这期间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有目的主动发掘,解决了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在兴隆洼遗址发现以F133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和红山文化房址打破兴隆洼文化房址的地层关系,证明红山文化晚于兴隆洼文化。在西台遗址首次发现了红山文化由两条壕沟围成的聚落环壕,对红山文化聚落形态有了更进一步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发掘了白音长汗、南台子、二道梁、水泉等遗址,以及21世纪初对小东山遗址、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上机房遗址、魏家窝铺遗址、四家子祭祀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各期段房址、窑址、墓葬和祭祀址等,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内涵。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行了赤峰地区、敖汉旗和大凌河上游的区域考古调查,开展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依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时期对红山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单个遗址分期到整个文化分期; 第二,从单一器类玉器研究到全面玉器研究; 第三,从单个遗址研究到遗址群综合研究,以河流为单元,进行流域考古研究;第四,运用现代技术,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航空、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使得红山文化研究得以深化。

一　分期

在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仅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就有830余处。经过重点调查和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蜘蛛山、西水泉、四道井子、上机房营子、魏家窝铺,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县白音长汗、水泉、水泉西、井沟子东区、西梁、砂窝子,巴林右旗那斯台、古日古勒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二道梁,翁牛特旗海金山,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第二地点、四棱山、三道湾、杜力营子,通辽市奈曼旗乌根包冷、福盛泉、满德图、库伦旗四家子,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县胡头沟,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县牛河梁、羊圈子梁底、敖包山、转山子,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下伙房,唐山市迁安县万军山,玉田县西蒙各庄,天津市蓟县围坊等遗址。

随着对红山文化遗址不断调查和发掘,各遗址差别逐渐显现出来。郭大顺先生和马沙先生最先指出内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时代较早,大凌河流域与老哈河流域有较多差别,大凌河流域出现较晚的时代特征。在发掘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后,根据地层发掘者把城子山遗址分为两期,分别命名为“城子山一期文化” 、“城子山二期文化” ,认为“红山后类型”早于“城子山类型”。张星德先生对红山文化发掘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把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其年代分别与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当。朱延平先生把红山文化分为四期,时间为从老官台文化和半坡文化之间,经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到半坡四期。杨虎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的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各自代表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历经距今约6500- 5000年。刘国祥先生赞同朱延平先生的四期说,但把红山文化的年代确定在距今6500- 5000年。陈国庆先生的四期说的具体遗址期属与朱延平先生和刘国祥先生的四期说差别较大。

由于红山文化遗址一般都堆积较薄,遗迹间很少有叠压打破关系,长期以来分期往往从陶器类型学入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布的一批发掘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从地层和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入手,进行红山文化分期。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者把兴隆洼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以F133为代表,第二期以F106为代表,第三期没有具体材料发表,杨虎先生认为其时代与牛河梁、胡头沟和西台相当。白音长汗遗址发掘者把白音长汗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笔者根据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和遗物差别,把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比较兴隆洼、白音长汗和牛河梁各期遗迹、遗物,兴隆洼遗址二期相当于白音长汗遗址一期,那么兴隆洼遗址一期就早于白音长汗遗址一期。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一段和二期二段相当于牛河梁遗址二期一段和二期二段,那么牛河梁遗址一期就早于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一段。牛河梁遗址一期与兴隆洼遗址二期和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比较,差别明显。兴隆洼遗址二期和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彩陶以直线条图案为主,具有后冈一期文化彩陶风格; 牛河梁遗址一期彩陶以弧线条图案为主,具有庙底沟文化彩陶风格,据此推断兴隆洼遗址二期和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早于牛河梁遗址一期。据杨虎先生分析,兴隆洼遗址三期属红山文化晚期的东山嘴类型,也就是与牛河梁遗址第二期和白音长汗遗址第二期相当。综合兴隆洼、白音长汗、牛河梁三个遗址分期,红山文化分为四期五段(表一)。

红山文化四期遗迹、遗物演变清晰,各期特征总结如下(图一; 图二)。

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一期( F133遗存)为代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开始占一定的比重陶器有筒形罐、斜口器、钵、碗等。夹砂筒形罐器表饰之字纹或网格状划纹,器底饰编织纹,罐体较高,通高与口径比差不大,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略弧腹。斜口器为夹砂素面。粗泥(含细砂)钵为厚胎,直口或微敞口,弧腹。

第二期以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和兴隆洼遗址二期为代表。房址平面呈凸字形等,有瓢形坑灶。筒形罐陶胎较厚,大口小底。斜口器低口侧腹壁外凸弧。壶为肩部圆弧,腹部圆鼓,体矮胖,呈正方形。盆有两种,一种口沿外叠,其上多饰平行竖道平行短线彩陶、弧腹; 一种厚唇,大敛口、折腹。折腹钵为直口,上腹较短,腹部浅。垂腹罐方唇、直口、深腹。彩陶有红、黑两色,单独使用,图案有短平行竖线、短平行斜线、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细鳞纹等。夹砂陶满饰纹饰,排列较为密集。筒形罐器表成组划纹数量多,排列形式多样。

第三期以牛河梁遗址一期为代表。房址平面呈凸字形、刀把形、方形、圆形等,有深圆形、深方形和浅圆形坑灶。斜口器小底大口,器壁呈反弧形,喇叭状。壶肩部较耸,体瘦高,呈长方体。折腹盆小敛口,唇变薄。弧腹盆,厚唇,直口。折腹钵腹部加深,直口或敛口,上腹加长。垂腹罐侈口,束颈。圈足盘圈足较矮。只见黑彩,有菱形纹、窝纹、弧线三角纹、中粗鳞纹、蝌蚪形平行线、横向长三角状平行纹等。夹砂陶纹饰布满器表,趋于稀疏。筒形罐器表成组划纹减少。

第四期以牛河梁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和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为代表。灶均为圆形浅坑。夹砂陶器器壁变薄,器表纹饰稀疏,筒形罐上部多有纹饰,下部不饰纹或饰纹后抹光。代表性器有筒形罐、斜口器、曲腹盆、敛口折腹钵、耸肩小底壶、高圈足盘、筒形器、彩陶罐等。均为黑彩,第一段图案主要有窝纹、勾连纹、网格纹、叠错三角纹、同心圆细线纹;筒形器下缘外撇。第二段主要有勾连纹、叠错三角纹、棋盘格纹、同心圆细线纹、平行四边形纹、平行宽带纹等,筒形器下缘内收。勾连纹一段黑彩范围宽,留下窄条红地,二段黑彩范围窄,留下宽条红地。叠错短宽三角纹在一段和二段中均有出现,在二段中新出现了叠错细长三角纹。

二　年代

(一)相对年代

在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半地穴房址内常有红山文化堆积叠压在兴隆洼文化堆积之上, 一批红山文化房址和灰坑打破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的房址,红山文化二期房址AF85打破赵宝沟文化三期房址AF83,红山文化四期房址BF46和BF49分别打破赵宝沟文化四期房址BF47和BF56,小河沿文化四期灰坑A H40打破红山文化四期灰坑AH42,在白音长汗遗址东北部有多例小河沿文化地层叠压在红山文化地层之上,以上地层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提供了小河沿文化四期→红山文化四期、红山文化二期→赵宝沟文化三期、红山文化四期→赵宝沟文化四期、红山文化二期→兴隆洼文化三期的叠压打破关系。

在南台子遗址,红山文化三期地层叠压在兴隆洼文化一期地层之上,前者的灰坑打破后者房址,提供了红山文化三期晚于兴隆洼文化一期的叠压打破关系。

在兴隆洼遗址,红山文化一期、二期房址打破兴隆洼文化一期聚落环壕G1,提供了红山文化一期、二期晚于兴隆洼文化一期的遗迹打破关系。

在南杨家营子,红山文化三期房址被富河文化地层叠压,提供了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三期的地层叠压关系。

在西梁遗址F12半地穴房址内,红山文化二期地层叠压在西梁文化地层之上,提供了红山文化二期晚于西梁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

从以上遗址地层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看,红山文化四期早于小河沿文化四期,红山文化二期晚于赵宝沟文化三期,红山文化四期晚于赵宝沟文化四期,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三期,红山文化一期晚于兴隆洼文化一期,红山文化二期晚于西梁文化。

(二)陶器类型学比较

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一期筒形罐,敞口,微弧腹,口径与底径和口径与高相差不大,与赵宝沟文化筒形罐的形状相近,与红山文化晚期的口大底小的筒形罐差别较大。兴隆洼遗址F133出土筒形罐上的之字纹排列缜密,与赵宝沟文化之字纹排列相似。F133出土的钵、碗类,直口或微敞口,弧腹,分为平底和凹底两种,与赵宝沟文化的钵、碗类形状相近,区别于红山文化二期以及以后各期的直口、敛口弧腹和折腹钵、碗类。从陶器上看,红山文化一期与赵宝沟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两者所处时代应该大致相当。尽管学术界对赵宝沟文化年代上限及其分期看法不一,但对年代下限认识较为一致,即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如果红山文化一期与赵宝沟文化时代大体相当,红山文化一期年代就早于公元前4500年。

红山文化一期碗钵类为微敞口或直口,与属于后冈一期文化早期赵窑遗址H21∶ 5和石北口遗址T18④∶ 4、H4∶ 44,以及镇江营子遗址T1106⑥∶ 1、H541∶ 1形制相近。后冈一期文化早期年代在公元前4800- 前4500年,红山文化一期年代大体与之相当。红山文化二期彩陶流行平行短线纹等直线条构图,泥质红顶钵、敛口盆、垂腹罐、小口壶与后冈一期文化四十里坡遗址同类器相似。在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二期遗迹中出土圜底陶釜,与正定南杨庄遗址第二期、第三期的陶釜和釜形鼎的釜部形制相同。四十里坡遗址和南杨庄遗址第二期、第三期均属后冈一期文化中期、晚期,年代在公元前4500- 前3900年。红山文化二期年代与后冈一期文化中期和晚期年代大致相当。红山文化三期彩陶流行窝纹、弧边三角纹等弧线条构图,与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相近,两者年代大体相当, 在公元前4000- 前3500年。红山文化四期的棋盘格纹、网格纹、叠错三角纹等彩陶图案和筒形罐,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中常见,庙子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500- 前3000年,处于半坡四期阶段,红山文化四期年代与之相当。

(三)绝对年代

红山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11个(表二),除五道湾M1人骨测年偏晚不予采用外,最早测年是兴隆洼遗址F133③ ,为距今5865± 90年,按达曼表树轮校正为距今6525± 100年,按高精度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714- 前4463年。最晚测年是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M8,为距今4605± 125年,按达曼表树轮校正为距今5145± 155年,按高精度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360- 前2920年。其他红山文化碳十四测年都在公元前4700- 前3000年之间。

赵宝沟文化有七个碳十四测年数据(表三),赵宝沟遗址、小山遗址、小善德沟遗址的测年分别代表赵宝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年代。第二期年代在公元前5200- 前5000年。小山遗址F2①为F2内堆积, F2②为F2居住面,前者晚于后者或两者同时,而碳十四测年却是前者早于后者,但两者年代相近,误差不大,结合小善德沟F4②测年,第三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000- 前4800年。第四期年代在公元前4800- 前4500年。小善德沟遗址F1②测年为距今5915± 125年,按达曼表树轮校正为距今6575± 145年,按高精度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780- 前4470年,与兴隆洼遗址F133③年代大体一致,从绝对年代看兴隆洼遗址F133代表的红山文化一期与小善德沟遗址F1②代表的赵宝沟文化第四期并存发展。

综合相对年代、陶器类型学比较和绝对年代分析,红山文化一期年代在公元前4700- 前4500年,大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早期; 红山文化二期年代在公元前4500- 前4000年,大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中期、晚期; 红山文化第三期年代在公元前4000- 前3500年,相当于庙底沟文化; 红山文化第四期年代在公元前3500- 前3000年,相当于半坡四期,第四期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大致以公元前3250年为界。与中原考古学文化分期相比较,红山文化各期年代跨度较大,随着资料的丰富,各期还有细分的可能。

三　类　　型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广,东界到达下辽河西岸,最东部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部康平县的修李窝堡沙场遗址。北到霍林河流域, 最北的遗址位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营子遗址。向南到达燕山南麓蓟运河流域的天津市围坊遗址和河北省玉田县西蒙各庄遗址,最南达渤海之滨的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黄坨遗址。西边大概以大兴安岭为界,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和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触的迹象,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的壶流河流域尉县三关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相遇的现象,可作为红山文化向西影响的范围。目前在燕山以北地区发掘红山文化遗存较多,燕山及其以南地区发掘较少,文化面貌还不清晰,本文在讨论红山文化类型时只讨论燕山以北地区,燕山及其以南地区待资料丰富后再行讨论。

随着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各地遗存间差别逐渐显现出来。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注意到红山文化划分类型问题。1986年,高美璇先生和李恭笃先生认为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和赤峰地区红山文化存在着差别,把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命名为“城子山类型” ,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命名为“红山后类型”,前者晚于后者。而苏秉琦先生注意到赤峰地区和大、小凌河地区红山文化差别,把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赤峰地区称为红山西支,命名为“西水泉类型”; 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小凌河地区称为红山东支,命名为“东山嘴类型”。1987年,李宇峰先生提出红山文化除分为红山类型、东山嘴类型和小河沿类型以外,在锦州沿海地区和阜新、彰武与康平交界的河丘地带,以及大沁他拉等地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地方类型。1988年,李恭笃先生进一步把红山文化划分为四棱山类型、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1989年,杨虎先生在兴隆洼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因发现材料较少,命名这类遗存为“兴隆洼F133遗存”。认为红山后遗址含有西水泉、东山嘴两类遗存,不宜称为红山后类型,而西水泉遗址红山文化比较单纯,主张称为“西水泉类型” ,把城子山类型改称“东山嘴类型”。认为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东山嘴类型是红山文化前后相继的早、中、晚三期。这些类型划分,大都为时间早晚差别,所谓的地域差别现在看来也是时间早晚差别造成的。那么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是否存在地域性差别呢? 因为红山文化一期发现资料少,红山文化四期发表的资料多为祭祀址,出土陶器较少,与遗址材料不便类比,已发掘的西台、兴隆洼、兴隆沟、上机房营子、魏家窝铺等遗址资料还没有全部发表,因此划分地方类型确有困难。从现有资料看,燕山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还是存在差别的,大致可分为南北两部分,暂时以南北两个面积最大遗址命名。南部以老哈河流域、大凌河、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称为“牛河梁类型” ;北部以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称为“那斯台类型” (图三)。

牛河梁类型包括居住址、窑址、墓地、祭祀址等。房址为半地穴凸字形、方形、圆形等。窑址为横穴窑。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祭祀址有坛、庙、冢。红山文化一期筒形罐为敞口微弧壁。红山文化二期、三期筒形罐多敞口和直口。二期彩陶有黑、红两色。四期高圈足盘、双耳筒形罐多见,无耳筒形罐多直口。筒形罐有一个从敞口到直口的发展历程,由矮胖向瘦高方向发展。夹砂筒形罐饰纹由遍施纹饰发展到只饰上部。玉器以动物形玉、生产工具和特殊性玉为主。

那斯台类型发现有居住址和墓地。房址平面呈凸字形、刀把形、方形。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发现红山文化一期遗存。红山文化二期、三期筒形罐多敛口。二期彩陶均为红色,不见黑色。四期出现了糙面陶,器表凹凸不平,纹饰变浅,变得稀疏,饰纹后再度抹平,素面夹砂陶增加,器壁变薄。筒形罐有直口和侈口之分。筒形罐有一个由敛口到直口,最后发展到侈口的过程。玉器以工具和小型装饰品为主。

限于资料,只能对牛河梁类型和那斯台类型进行粗略比较,详细划分还有待资料的丰富。

四　聚落形态

红山文化遗址类型丰富,除了有居住址、墓葬、窑场外,还有祭祀遗址等。

(一)遗址分布及其规模

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830余处,在老哈河流域遗址数量较多,分布比较集中。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土区,部分遗址扩展到科尔沁沙地上。敖汉旗在文物普查中发现502处红山文化遗址,沿河流成群分布,河流分水岭部位很少见到遗址分布,形成大小不等的条状空白隔离带。沿河流划分,全旗可以分为大凌河支流组、牤牛河组、孟克河组、蚌河组、老哈河组,每一组可分出若干个群体,共计近百个群体。每一群多为3- 5个遗址点,较多的可达20个遗址点。遗址面积大小不等,小者四、五千平方米,较大者3- 10万平方米,最大者可达2- 3平方公里。遗址面积有自南向北渐次增大趋势。一群遗址以大遗址为中心,其周围分布若干小遗址。每一群的个体遗址多分布在视野开阔、地势平缓、距水源较近的台地或坡地上。相对高度低于赵宝沟文化遗址,比现代村庄高20- 30米。赤峰市西部拉网式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160处。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沿岸的坡岗地带,但在远离河流的地带也分布相当数量遗址,甚至有些遗址位于山丘或山顶,相比之下,其面积较小,周围坡岗上大多有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偶尔见到石筑建筑,是专门设于山丘上的特殊遗迹。遗址面积大小有别,1000- 110000平方米。遗址成群分布,在大河岸边呈现沿河排列的态势。一群中一般包括三四个,有的一群中聚集七八处或更多。蚌河下游拉网式调查发现23处遗址,分南北两组,两组间有三公里的空白地带,各有一个面积较大的中心遗址。

在内蒙古东南部的830处红山文化遗址中单纯性质遗址有354处,其中有七处面积不详。347处中特大型2处,占1% ; 大型遗址16处,占5% ; 中型遗址27处,占8% ; 小型遗址302处,占87% ; 最小型遗址196处,占56% 。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呈金字塔形排列(表四)。蚌河下游23处遗址,其中有二处大型遗址,占9% ; 1处中型遗址,占4% ; 21处小型遗址,占91%。以小型遗址为主。位于西拉木伦河支流的查干木伦河岸边的那斯台遗址以红山文化为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属特大型遗址。位于大凌河支流牛河流域的牤牛河梁遗址方圆50平方公里,属特大型祭祀遗址。那斯台和牛河梁是南北两个红山文化类型的中心,均以出土玉器著称。

红山文化聚落不仅等级分化明显,而且密度增加迅速。根据第二次文物普查遗址数量计算,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每百年的遗址数量为小河西文化3. 5个、兴隆洼文化10. 2个、赵宝沟文化9. 4个、红山文化48. 8个、小河沿文化9. 4个。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利用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进行的人口指数研究结果为兴隆洼文化0. 16、赵宝沟文化1. 06、红山文化2. 78、小河沿文化0. 76,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和人口快速增长。运用区域密度指数法计算,在东山嘴调查区域内( 205平方公里)红山文化人口约为750- 1500人,是辽代人口的一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低于10人,是赤峰地区红山文化人口密度的两三倍。从赤峰地区和大凌河上游的区域调查看,红山文化各地人口数量分布不均。

(二)居住址

敖汉旗文物调查表明,占十分之一的居住址周围有环壕,环壕有圆形、方形或凸字形,其中方形环壕占多数,向阳一侧有门道。西台遗址两条紧连的环壕,分别围成紧邻的两部分。东南部的环壕周长600. 25米,为不甚规则的长方形,东南边留有出入的三个门道,中间大门宽6. 5米,两侧各有一个小门,宽分别为4. 5米和5. 5米。西北部的环壕也为长方形,面积略小于东南部环壕,东南边即为东南部环壕西北边的一段,两段环壕相连,平面大致呈凸字形。

一直以来红山文化居住址的发掘面积都不大,影响了对其聚落的分析。二道梁遗址发掘房址15座,白音长汗遗址发掘房址17座,西水泉遗址发掘房址3座,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房址64座。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门道位于房址前墙中部或偏向一端,前凸。整座房址平面呈凸字形或刀把形。居住面上多有灶,二期为瓢形坑灶,三期为圆形或方形深坑灶和圆形浅坑灶,四期为圆形浅坑灶。面积差别较大,在7- 105. 3平方米,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比,总体上房址面积趋于小型化,大多数居住址房屋面积都在40平方米以下, 10- 30平方米数量最多。西水泉遗址F17平面为凸字形,进深大于间宽,面积105. 3平方米,属大型房址。瓢形深坑灶位于居住面前中部,正对着门道。白音长汗遗址AF45平面呈凸字形,进深和间宽相差不大,面积约18平方米,属小型房址。居住面分上下两层,下层房址为深瓢形灶,斜坡式门道; 上层房址为圆形浅坑灶,台阶式门道。二道梁F5条形门道位于房址前部东端,平面呈刀把形,进深大于间宽,面积约7. 5平方米,属小型房址,圆形浅坑灶。推测大型房址除用来居住以外,还用于公共集会。

居址内房址周围窖穴和灰坑数量多,用于储藏空间增大,表明社会产品除消费以外还有剩余。在兴隆沟第二地点,每座房址外围都有相对独立的窖穴群,可以推测每座房址为一个经济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单元。

(三)墓葬和祭祀址

红山文化少部分墓葬在居住区内,大部分墓葬在居住址附近,还有少量墓葬远离居住区,尤其坛、庙、冢或坛、冢,以及冢等祭祀址远离居住区。牛河梁坛、庙、冢祭祀区方圆100公里内无同时期居住址,老虎山河坛、冢祭祀区周围也少见同期居住址,东山嘴祭坛单独位于占据大凌河台地向南伸展的前端部分,远离居住村落。

红山文化一期、二期目前没有发现墓葬。三期在南台子遗址发现墓葬13座,分三种形制。第一种只有一座( M7) ,地表有积石环绕,长方形土坑中有石板砌筑成石棺,墓底为生黄土,墓顶盖石板。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正北。头骨两侧各有一件玉,右侧上肢骨旁放置一件石凿和一件蚌壳。第二种地表有积石环绕,墓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第三种为竖穴式长方形、圆形土坑墓。以单人葬为主,只有M13为四人合葬墓。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从墓葬规模上看,差别不大。多数墓葬无随葬品,少量随葬品为一般生产和生活用具,看不出明显等级分化和贫富分化现象。

红山文化四期墓地分一般墓地和特殊墓地两种。一般墓地葬一般社会成员,位于居址附近,个别在居址内也有埋葬,多为土坑墓,也有石板墓,部分墓上有积石。

在白音长汗遗址居住区中发现三座四期早段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白音长汗遗址居住区附近发现三座四期晚段积石墓,长方形土坑中用石板砌石棺,上盖石板棺盖,墓底无石板。有仰身直肢和仰身屈肢两种葬式。绝大部分无随葬品,个别随葬一件陶鼎和彩陶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均看不出明显等级差别和贫富分化现象,反映一般民众间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相差不大的经济状况。

在牛河梁遗址第五、第二地点发现红山文化四期早期特殊墓地。墓地地表用筒形器界定墓葬范围,地面上摆放白色碎石块,用祭祀坑祭祀。墓葬成排分布,除少量土坑墓外,大部分墓葬用不规则石板立置砌成墓棺,墓顶、墓底无石板。墓葬南北向。随葬品除个别为玉器外,多为陶器,墓葬无等级差别。

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第四期晚段特殊墓葬为积石冢,规模宏大,墓葬位于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的积石上,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中心大墓规模大。无论平置砌成石棺,还是立置砌成石棺,所用石材规整,墓顶、墓底多铺有石板。墓葬多为东西向,也有西北向和东南向。以玉器随葬为主,极个别陶器葬在地表的脚厢中。筒形器摆在冢框边缘,用祭坛、庙宇祭祀。墓葬可分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五类。中心大墓是最高等级墓葬,有大型土圹,墓壁都起台阶,石棺宽大。大部分中心墓随葬玉器数量相对较多,出土个体大玉质纯正的箍形玉器、勾云形玉器和动物形玉器,往往成对出土。台阶式大墓仅次于中心大墓,与中心大墓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在墓圹的一侧筑多级台阶。随葬玉器仅次于中心大墓,具有高等级玉器。甲类石棺墓指随葬等级较高的成组玉器的中、小型石棺墓,可再分为随葬等级较高的成组玉器墓和随葬一般成组玉器墓。乙类石棺墓不随葬玉器,但石棺讲究。附属墓包括葬在冢顶、坛顶和冢界以外的小型墓葬,有简单墓坑,一般无随葬品。墓葬等级分明,每个冈冢中只在一个主冢中出现一个中心大墓,形成每一个冈冢群以一人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如果一个冈冢群代表一个群体,那么牛河梁不同地点发现的十三个冈冢群代表十三个群体,整个牛河梁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形成的高于他们自身群体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有共同庙宇,有共同宗教信仰,但没有迹象表明共同体内有一人的王权统治。

红山文化四期祭祀址有等级差别,从发现看,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坛、庙、冢齐全;第二等级有坛、冢; 第三等级只有坛或冢,规格依次降低。

牛河梁遗址祭祀为坛、冢、庙结合,属于第一等级祭祀遗址。牛河梁遗址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等,已发现遗址点二十余处,有编号的地点16个,其中积石冢13处。牛河梁遗址诸遗址点以南北为轴线进行总体布局,规模大,形制复杂。最北地点是女神庙、上庙和山台, 组成的第一组中心建筑。顺山势走向向南正对着猪(熊)首山山峰,其间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四地点、第五地点的冢坛组成的第二组中心建筑。遗址群最前沿是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第十三地点)。在中轴线周围诸山岗上以积石冢环卫,在庙区的西北梁上有第六地点、第七地点积石冢,庙区以东有第八地点、第九地点积石冢。在第二组中心建筑与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之间由北向南依次有第十地点、第十一地点、第十二地点。在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东西一线的东翼山顶为第十四地点砌石址、山腰上为第十五地点积石冢,西翼山顶为第十六地点积石冢。

牛河梁庙宇位于第二道梁的近梁顶处,编号为牛河梁第一地点,是一个大范围的建筑群体,可分主体和附属两部分。主体部分包括女神庙、山台、上庙,附属部分包括主体周围已发现的窖穴多处。山台北距女神庙八米,位于女神庙和上庙之间。山台由三座方形台址组成,呈品字形分布,南北、东西范围各约200米,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台址周围断断续续保留有人工石砌的边墙,山台的台面高出女神庙的地面近二米。山台顶部发掘一些圆形坑,出土大型陶器,在山台上还发现大房子的线索。山台夹在两个庙宇之间,规模大,位置突出。上庙位于山台北侧,地表散布有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出土人塑像残件、陶祭器和各类仿木建筑构件。女神庙为半地穴式建筑,土木结构。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南北长18. 4米,东西残存最宽6. 9米。单室在南,距多室2. 05米。单室东西长6米,南北最宽2. 65米。木骨泥墙,墙面上有多种规格的仿木条带,装饰有彩色壁画。出土有人物塑像、动物塑像和陶祭器。人物塑像有六个个体,分别相当与真人三倍、二倍和等大,均有女性特征,三倍真人的塑像位于主室正中,其余人物塑像分列两侧,动物塑像有龙形和鸟形,等级鲜明。

牛河梁遗址祭坛分三个层次,体现祭祀的等级化。第一个层次是全遗址祭坛,位于遗址前沿的第十三地点,为金字塔式巨型建筑,是一座土石结构圆丘形建筑,范围达一万平方米,中央部分土丘夯筑,直径40米,土丘残高7米多,夯土台以外包砌积石,形成直径达60米的石台阶。圆形金字塔式大型建筑所动用的土方和石方都在上万立方米以上,不是一个小的群体能够单独完成的,必须有权利机关有效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方能实行。从其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来看,推测应是整个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第二个层次是冈冢祭坛。第二地点的第三冢坛( Z3)位于第二地点中心,祭坛以红色立石围成相套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顶部平缓,形成三个同心圆圈,直径分别是22、15. 6、11米。在第二圈石柱内侧排列一周筒形器,第三圈石柱里面平铺一层白色石灰岩块。第五地点的第三冢( Z3)为长方形,长8. 5、宽6米。用单层石块铺砌,其内石块较小。北部中心石块下有四具二次葬人骨,南北依次摆放,不见葬具和随葬品。第二地点的第三冢和第五地点的第三冢具有祭祀性质,分别是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祭坛。第三个层次祭坛是积石冢体,每一个积石冢体本身是地上砌筑的石建筑,周边层层叠起石台阶,其形状或方形或圆形,或方圆结合,上圆下方,方圆相套,冢顶平坦,在冢的四周有成排筒形器分布,积石冢本身就具备祭坛功能。牛河梁遗址不同等级祭坛祭祀体系反映出在一种大范围内权力运作下,存在不同层次的集体祭祀。

在老虎山河上游2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七处单坛、单冢或坛、冢结合祭祀遗址,与牛河梁祭祀遗址相比,规模小,形制简单,有坛有冢,但没有发现庙,属于第二个等级祭祀遗址。草帽山祭祀遗址南临老虎山河,遗址分三个地点。第一地点位于遗址东部,为一长方形祭坛。第二地点位于遗址中部,为坛、冢结合建筑。第三地点位于遗址西部,高出周围地表约二米。

东山嘴祭祀址为单独的祭坛,属于第三个等级祭祀遗址。遗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中心部分为一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 8、南北宽9. 5米。底部为平整的黄土硬面,间有大片的红烧土面,其上置石堆和零散石块。基址四边均砌石墙基。两翼部分可分南、北两部分。北部两翼分别为两道南北走向、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南部两翼皆有石堆。前端部分可分一个石圈形台址和三个圆形石基址,前者位于北部,后者位于南部。学者对这组石建筑为祭坛的性质确定无疑。四家子祭祀遗址位于台地顶部,为长方形土台,面积近2000平方米。土台为人工垫土而成,呈阶梯状逐渐高出地表。垫土共分三层,厚度在55- 65厘米。在台地南半部分布七座祭祀坑,发掘其中五座,有圆形、圆角方形、不规则形等,直径1- 6米, 深1- 6. 5米。坑内上部筒形器和石片堆积密集,下部逐渐稀疏,近底部多见石块。四家子祭祀遗址是一座土建祭坛建筑,属第三等级祭祀遗址。胡头沟祭祀址位于牛河东岸断崖上,为积石冢,属于第三等级祭祀址。在一个独立台地上先撒一圈碎陶片,在其上砌筑圆形石头圈,直径13. 5米。在石头圈外侧放置彩陶筒形器,在石头圈中部建一座石棺墓,在积石冢南侧2. 7米处建一座五室石棺墓,出土玉璧、勾云形玉佩、环、珠、龟、鸟、棒形器等18件玉器。

坛庙冢、坛冢和坛、冢是红山文化祭祀的不同形式,不仅反映了祭祀等级差别,也反映了所祭祀的对象的差别。

五　经济结构

二道梁遗址红山文化生产工具统计结果表明(表五) ,农业工具最多,占44. 6% ; 次之为手工业工具,占37% ; 再次为狩猎工具,占18. 5% 。在白音长汗和西水泉遗址,因加上石叶、石刃等一类加工细石器的剩余产品,而使渔猎工具比例加大(表六; 表七) ,去掉加工细石器剩余产品后,白音长汗遗址农业工具所占比重高于渔猎工具比重,西水泉遗址农业工具数量与狩猎工具数量接近。从工具种类和数量看,红山文化以农业为主,渔猎业占重要位置,手工业是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农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定型。石斧横剖面扁圆,刃口锋利,清除耕地中树木效率提高。石耜质地坚硬,长形体,形似烟叶,可以深翻土地。石刀扁平,有桂叶形和长方形两种,部分穿孔,刃口锋利,收割速度加快。石磨盘面积较大,增大了加工谷物的数量,石磨棒两端出现了柄部,便于推磨,有利于提高粮食加工效率。红山文化已具备一套用于快速清理土地、深翻耕地、高效收割和加工的精良农业石质工具,已经脱离了初级刀耕火种阶段,进入到高级的锄耕刀耕火种阶段。由于缺少中耕除草铲类等工具,农业还未达到精耕细作程度。

在赤峰市四分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农作物炭化粟粒和家猪骨骼,家养动物还有羊、牛和狗,表明农业已有了较大发展。

兴隆洼遗址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人骨C4、C3类植物测量百分比分别为85. 3% 、14. 7% , 100%、0% , 100% 、0% ,以C4 类植物为主,表明以黍、粟类农作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兴隆洼文化比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C3 类植物的摄入量要多。如果C3 类植物直接摄入,可能与坚果有关,如果C3类植物间接摄入,可能与食一定量C3 类植物的动物有关,均与渔猎、采集生业有关,表明兴隆洼文化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从C4、C3类植物比例看,红山文化植物类饮食与兴隆洼文化差别较大,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为精耕细作农业,植物类饮食以农作物粟、黍为主。由此推断,红山文化也应该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黍、粟类植物。

红山文化居址内野生动物骨骼种类有马鹿、斑鹿、狍、野猪、野牛、狗獾、熊、野兔、蚌、鱼等。渔猎工具种类多,有镞、矛、球、网坠、石刃、刮削器、砍砸器等。在白音长汗遗址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比较,红山文化野生动物骨骼数量显著减少,且较为破碎,魏家窝铺遗址几乎不见骨器和动物骨骼,仅见少量蚌壳饰品,说明红山文化渔猎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较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下降明显。兴隆洼遗址人骨15N同位素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兴隆洼文化为9. 041- 10. 045、红山文化为8. 625、夏家店下层文化为9. 860,食肉比例红山文化最低,表明红山文化渔猎业和饲养业较兴隆洼文化渔猎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饲养业,致使肉食比例加大,与兴隆洼文化发达渔猎业所产肉食比例相当。

手工业包括制作石器、骨器、木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雕塑等。虽然木器很难保留至今,但从存在的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工工具看,当时木器应该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器具。石器以磨制为主,琢制和压制数量较多,打制数量较少,器型规整。骨器磨制精细,多为生活用品。石器、骨器和木器制作是重要手工业,但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

敖汉旗文物普查发现在红山文化遗址较高的一侧有窑址,有的是二至三个遗址就近使用一个窑区。在敖汉旗四棱山发现六座陶窑,陶窑之间空地上发现石砌灶址,可能是制作陶器的地方。陶窑均是顺山坡斜度而建在地下的横式窑。窑址由窑室、火膛、灰坑三部分组成,窑室在上,火膛顺斜坡而下,灰坑位于火膛前。分三种结构。第一种窑室平面呈马蹄形,窑室、火膛直接在黄土上掏穴,窑室内设有两个三角形黄土窑柱。第二种窑室为土石结构,平面近方形或马蹄形,室内有四个石砌窑柱,火膛掏洞而成,窑室壁上有烟道。第三种为长方形窑室,前部是两个火膛,后部是窑室。火膛与窑室之间有一道隔墙。上机房营子遗址发现二座陶窑,形状和结构与四棱山陶窑相似。红山文化陶器制作脱离了家庭制作方式,一个集团内专门有陶工从事制陶生产,制陶业专业化,使得在一个遗址内陶器风格比较一致。

在敖汉旗董家营子遗址发现大量有切割痕的废弃玉石料,是一处大型玉器加工场。在敖汉旗的大甸子乡大瓜翅出土玉箍坯料,丰收乡骆驼营子小洞山出土玉箍内心。由于玉器的制作,从选料、切割、打磨、钻孔、抛光有一整套的加工程序,需要很专业化技术。玉器加工场的发现,表明有一批专门从事生产和加工玉器人员,把玉器加工作为职业。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特别是高级别积石冢中经常出土成组玉器。玉器种类和组合较为固定,加工技术较为统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从事玉器加工和生产是由一批专门的人员完成的,制玉手工业专业化。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第四积石冢M1中出土一件小铜环,为红山文化冶铜提供了重要线索。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两件用于铸造钩形饰件的陶质合范,反映出红山文化制铜技术已经超越单纯打制自然铜的历史阶段,进入到使用单范和合范的历史阶段。

牛河梁祭祀遗址规划严谨,布局有中轴线,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层次分明。女神庙以中轴线左右对称,既有主体建筑,又有附属建筑,突出中心主室,配置侧室,形成祠庙雏形。半地穴式建筑,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墙壁抹泥压抹光滑后绘赭红、黄白相间的几何形彩纹图案。不仅承重合理,轻巧美观,稳定性强,而且壁画装饰烘托出神秘色彩。坛、冢规模宏大,气势壮观,体现了设计者和建筑者高超技能,表明建筑业专业化。

塑像分为陶塑、泥塑、石雕、玉雕等类。西水泉遗址出土的小型陶塑的胸部双乳突起,在东山嘴圆形祭坛周围发现小型陶塑孕妇倚坐像和大型陶塑人物坐像。牛河梁遗址女神庙陈列有人物、动物泥塑像,采用包塑法和捏塑法。泥塑大小不一,大者相当真人三倍。塑像采用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方法,形象逼真,显示出高超的雕塑技艺,反映出雕塑专业化。

六　社会形态

从红山文化四期第一段一般墓葬和特殊墓葬可以看出存在两个等级。红山文化四期第二段时,建造起坛、庙、冢等不同等级祭祀圣地,与神灵沟通的人群—— 祭司,形成特权阶层。在特殊墓地内存在五个等级不同墓葬,加上一般墓葬,有六个等级存在。女神庙中的塑像按大小、主次排列,反映出红山文化神的世界也存在等级差别。

红山文化居住址规模差别大,聚落等级分明,出现了特大等级居住区,在四期晚段时出现了牛河梁特大型祭祀区。墓葬、随葬品和祭祀等级分明,制陶、制玉、建筑、雕塑等专业化,社会上升到复杂社会阶段。

红山文化四期晚段祭司阶层利用特权,集中社会资源,役使民众建造大型坛、庙、冢等大型宗教设施。通过祭祀,与神沟通,体现其有别其他民众的特权。葬于积石冢上的少数人拥有玉器,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其他大部分成员无权获得玉器等奢侈品。牛河梁第十三地点大型金字塔式建筑和山台建筑所需人力和物力巨大,需要多个部落人口共同完成。出现了象那斯台居住址和牛河梁祭祀址的中心聚落,积石冢上的中心大墓和精美玉器标志他们地位特殊。红山文化最晚阶段存在大型建筑物,其规模和所需劳力超出了单一聚落人口所能胜任的程度; 数量上少于聚落的祭祀中心,表明存在超越聚落自治的社会结构。

苏秉琦先生把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所处阶段定义为“古国”,“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指出“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当于部落到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现东山嘴和牛河梁“坛、庙、冢”祭祀遗址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未达成共识。苏秉琦先生以东山嘴、牛河梁祭祀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中华文明是多源的。安志敏先生认为牛河梁仍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面对相同资料,得出的结论相左的原因是两者对文明的标准理解有别。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徐苹芳先生指出“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从无阶级到有阶级,是从氏族到国家,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进程的标志”。探讨文明首先要区分文明起源和文明时代两个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产生与形成过程,文明时代是指文明发展和演进过程,两者是文明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文明起源阶段,社会从平等氏族社会发展为复杂等级社会,出现显贵阶层。文明时代贫富分化严重,产生了阶级和国家。

红山文化四期前段社会出现了分层现象,四期后段社会分层加剧。坛庙冢、坛冢和坛、冢等不同祭祀等级建筑和不同形式祭祀活动,形成了完备祭祀礼制。墓葬形制和随葬玉器种类、数量、质量是权力阶层内部等级的标志,形成严格的丧葬礼仪。在牛河梁祭祀遗址中高级别墓葬只随葬象征社会地位的玉器,不见夸富的随葬品,说明社会贫富差别不大,所谓的社会上层显贵也是贵而不富,还没有产生阶级和国家,社会已经处在文明起源阶段。

七　宗教信仰

在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宗教崇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祭天礼地是最重要的祭祀。坐落在牛河梁遗址中轴线南端的圆形金字塔式祭坛、牛河梁遗址各地点的方形、圆形祭坛和东山嘴前圆后方形祭坛均是祭天礼地场所,圆形祭坛祭天,方形祭坛礼地。《吕氏春秋·圜道》: “天道圜,地道方。”山台顶部和周围的附属坑为祭祀用坑,即“陷祭”或“坎祭”。《礼记·祭法》: “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由于金字塔式祭坛顶部经后世扰乱,不能确定有“燔柴”的遗迹,但在圆形或方形积石冢前常有火烧痕迹,应该是《礼记·祭法》中提到的“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的遗迹。积石冢上的无底筒形器、墓葬中的无底箍形器和玉龙、勾云形玉器、玉璧均为沟通天地的神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苍璧礼天” ,指明了玉璧的祭天功用。

多神崇拜是红山文化宗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牛河梁、东山嘴、西水泉、西台、兴隆沟第二地点、草帽山等遗址,发现大小不一泥塑、陶塑和石雕、玉雕人塑像,大者相当真人的三倍,小者不足十厘米。众多的人塑像,其中有被神化的祖先形象,是对祖先的崇拜。在女神庙表层堆积中清理出女性泥塑像,得出了对女性祖先崇拜的结论,在草帽山祭祀址祭坛旁边发现了四尊石雕人像,从保存较完好的一件头像上看,性别特征不明显,也就是说红山文化的群神中不仅有女性,而且还可能有男性,对祖先的崇拜可能包括了对男女性祖先的共同崇拜。在牛河梁遗址的冢与坛相配,“冢前(南)常常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甚至红烧土质的建筑遗构”,冢旁设祭,祭祀墓主人,属对祖先崇拜范畴。在积石冢上的中心大墓经鉴定的均为男性,在十六地点发现的中心大墓,是目前牛河梁遗址发现最高等级墓葬,墓主也是40- 50岁的成年男性,说明男性在红山文化晚期占统治地位。女神庙祭祀的祖先包括整个牛河梁遗址内所有人的祖先,可能是一个酋邦的共同祖先。在牛河梁、东山嘴发现的孕妇形像的雕塑,均为鼓腹,与祈求生育有关,企盼人丁兴旺,是对生育女神的崇拜。

女神庙中出土的猪龙和禽类塑像形体硕大,是被神化了的动物,也被列为祭祀对象,可能是不同部落中的氏族图腾。因女神庙没有发掘完毕,究竟有多少这类被神化的动物还不清楚,可能入葬牛河梁的各部落都有图腾被安置在神庙中,供部落的成员祭拜。出土的龟、鸟、禽、蚕、鱼、虎、虫等动物形玉器,是崇尚万物有灵的表现。玉龙是红山文化祭祀重器,龙的起源与原始农业密切相关,对龙的崇拜与祈祷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有关。

八　渊源和影响

红山文化发展经历了大约1700年,可划分四个发展阶段。伴随周围考古学文化的更迭,红山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来源各不相同。

红山文化一期筒形罐敞口,微弧腹,与赵宝沟文化的敞口弧腹筒形罐形制非常相近,前者沿袭了后者筒形罐形制。斜口器由赵宝沟文化水泉类型斜口器发展而来。横压竖排和竖压横排之字纹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相同形制。有肩和无肩石耜承继赵宝沟文化扁平石耜,并加以发展。凹形石磨棒继承了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同类器。泥质钵形制来源于后冈一期文化早期陶钵,两者形制相近,均为微敞口或直口,圆弧腹。网格状划纹来源于兴隆洼文化的网格状压印纹。

红山文化二期筒形罐新出现了敛口和直口形,口大,底小。之字纹纹痕变长,成组划纹排列多样。口沿外侧常贴附的附加堆纹可能受到富河文化的影响,篦点之字纹与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有关,成组划纹来源于赵宝沟文化的划纹。泥质陶器形多样,钵、盆、罐、瓮等器形中创新形制较多,红顶钵和夹砂圜底釜源于后冈一期文化。彩陶来源于后冈一期文化的中期和晚期,有红、黑两色彩陶,单独使用,图案照搬后冈一期文化的短平行竖线、平行斜线、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宽带纹等。细鳞纹是红山文化二期的独创。瓢形坑灶来源于半坡文化瓢形浅坑灶,四棱山圜底垂腹罐( T6∶ 2)和盆、钵类与半坡文化同类器器形相近。

红山文化三期传承二期的基本内容,夹砂陶器表成组划纹减少。彩陶图案吸收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中的弧边三角纹、窝纹,在此基础上再行创新,形成了新的组合彩陶图案。

红山文化四期与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联系加强,网格纹、叠错三角纹、棋盘格纹等来源于庙子沟文化。敛口小平底的深腹体来自大司空文化。勾连纹和磨光黑陶来源于大汶口文化一期(距今6200- 5500年) ,在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发现有勾连纹彩陶图案,纹样接近红山文化四期一段,绘彩部分较大,空地范围较小。同时大汶口文化向辽东半岛传播,在小珠山遗址第4、3层出土的勾连纹,黑彩细线,红地范围较大,与红山文化四期二段勾连纹形制相近。

红山文化最初是在赵宝沟文化基础上吸收后冈一期文化的泥质陶因素而形成,同时也承继了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富河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庙子沟文化,以及大司空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因素。

红山文化盛极一时,对其周围考古学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在仰韶阶段向西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的庙底沟文化王墓山坡下类型遗存中发现了筒形罐和之字纹。在半坡四期时庙子沟文化大量吸收红山文化筒形罐,把之字纹替换成绳纹,使其成为庙子沟文化重要因素。

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西南部,红山文化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壶流河流域的尉县三关与庙底沟文化相遇,红山文化之字纹、鳞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陶器共存。苏秉琦先生在谈到红山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关系时说: “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后迸发的`火花’ 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附记: 本文墨线图由马婧、李力绘制,特此致谢。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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