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突厥从其形成民族到称雄北亚再到败亡流散，前后不下数百年，其间文化风俗发生过相当复杂的变化。然而在这一领域至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模糊之处。笔者仅就丧葬方面谈一谈自己在史料挖掘中的一些粗浅感受，并渴望就教于大方之家。突厥丧葬风俗的流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丧葬仪式和习俗的层次积累，使其程式日趋复杂、内涵日益丰富;二是作为丧葬风俗 ...

突厥从其形成民族到称雄北亚再到败亡流散，前后不下数百年，其间文化风俗发生过相当复杂的变化。然而在这一领域至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模糊之处。笔者仅就丧葬方面谈一谈自己在史料挖掘中的一些粗浅感受，并渴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突厥丧葬风俗的流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丧葬仪式和习俗的层次积累，使其程式日趋复杂、内涵日益丰富;二是作为丧葬风俗主线的葬法发生转变，大致从树葬与火葬结合或并行发展到火葬盛行，后在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影响下转为土葬，并且在其转变过程中，几种葬法多有交错，形成复杂的结构和状态。

一、突厥丧葬风俗的层层积累

一个古老民族的最初时期，其丧葬风俗总是古朴之甚的，事项简单，甚至没有哭泣之礼，只是处理尸体而已。例如，黑水靺鞨“死者穿地埋之，以身亲土，无棺撑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1]。冉彪夷，“死则烧其尸”[2]。流球国南境，“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3]。结合突厥祖源传说判断，突厥人早期应居住在南西伯利亚森林之中，他们对尸体的处理，《新唐书》卷二一九说，契丹“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件，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巅。”《册府元龟》卷九六一说，东奚“死者以苇箔裹尸，悬之树上，风俗同突厥。”突厥近支坚昆、黯嘎斯等族都流行火葬，看来突厥人也极可能是实行火葬。至于棺撑和墓穴，前苏联学者们的考古调查所见，多是草草浅埋碎骨的小型土坑。[4]至于程式复杂的走马罄面、送魂下葬，乃至丰富多样的墓地设施，当时还缺乏产生的条件。

大致在突厥人从走出南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到兴起于金山之阳广阔草原的时代，[5]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民族交往的趋于频繁，促使突厥丧葬风俗产生了一次飞跃。从墓葬调查来看，一种边长约四十到五十公分的方形石棺大量分布在阿勒泰等地区，简单粗糙的围墙、石人像也开始出现。就史书记载而言，走马势面、择日火化、待时而葬以及立石建标等内容皆已具备。此外，马匹作为重要角色在丧葬中亮相，石棺、石阵、石围墙和墓前石人像都逐渐流行起来。

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民族崛起的阶段，突厥社会迅速进步，其丧葬风俗也进一步成熟。这时候，突厥丧葬风俗不但在内容上臻于完善，而且在细节上也愈加深化复杂。例如火化仪式，《隋书》卷八十四中第一次提到了在火化中要“置尸马上”的做法，送魂的内涵已经约定俗成。与此同时，曾为柔然锻奴的突厥在冶铁业上得到发展，这使得突厥人有条件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地制造石棺、石人、石围墙。再结合众多史籍基本一致的记载来看，无庸置疑，突厥人已经发展出自己一套成熟的丧葬仪式和制度:人死之后，首先将尸体停放在帐内，举行祭奠仪式。人们骑马绕帐，每圈到帐门前要下马势面而哭，并且固定成绕帐七匝、罄面七次的程式。接着进行火化，择吉日至烧化现场，捎带死者服用之物，让死者坐于马背之上，在萨满祷祝喝令声中，在人们舞蹈叩拜之下，熊熊火焰将死者灵魂送上遥远的旅途。待葬期过后，死者要入土下葬，骨灰入棺，墓上封石。建筑石围墙，树立纪念柱，雕刻石人像，陈列杀人石。人们走马绕墓，罄面吊祭如初。在墓地上焚烧祭品，在标柱上悬挂羊马之头。葬后款待宾客，数日举宴，情意殷殷。

从强大汗国建立之日起，突厥因与东魏、西魏关系渐密而逐步受到中原社会重大影响。从此突厥风俗中逐渐渗入中原文化的因素，在葬法上表现为土葬的出现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在制度上表现为封堆、碑铭、祠庙的建造，礼仪上还有溢法制度的仿行，例如突厥文《阙特勤碑》中叙述:“由于我弟阙特勤……我赐给他伊难珠阿守卫达干的称号，我让人尊敬他。”[6]这一切使突厥丧葬文化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过程中更加层次深厚、丰富多彩。

二、突厥丧葬葬法的演变

关于突厥丧葬法，史书的记载是火化尸骨，葬其余灰，这样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便只是实行火葬这一点。其实深入考查可知，突厥丧葬葬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一种葬法向完善和成熟的进化，又有不同葬法之间的重大转换。

首先，在森林生活时代，突厥的葬法并非火葬独行，同时还有树葬，而且两种葬法很可能是结合施行的，先树葬后火化，这里有契丹葬法可为佐证。契丹在早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突厥的直接管理之下，突厥可汗派吐屯统摄契丹民族，其间契丹深受突厥丧葬风俗的影响。[7]《册府元龟》讲到：契丹人死后，“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8]。

其次，从突厥迁至草原到其称雄漠北，是火葬最为流行的时代，同时这也是火葬葬法本身走向成熟的过程。在火葬实行之初，火化尸骨和石棺埋葬存在着一种不和谐的现象。墓葬中缺乏骨灰遗迹的事实表明，突厥人虽有石棺的建造，但是死者火化后未必葬入棺中。尽管当时有着死者战段沙场，尸骨无存，或者死后葬事无托等诸种可能，但这些原因无法解释棺中骨灰之缺乏在早期要大大严重于中后期的现象。到了后来，这种不和谐现象逐渐消匿，人们才普遍地把火化骨灰葬入棺中，并且出现了专盛骨灰的陶制瓮罐。其实，史书里关于突厥丧葬中收其余灰、待时而葬的说法，只是对某个时间点的断面叙述，无法概括整个突厥丧葬风俗发展史。

再次，从突厥称雄时代起，其葬法又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开始了由火葬向土葬的演化。

说起突厥由火葬到土葬的转变，不少人往往要举领利可汗改革风俗的例子。《册府元龟》卷一二五记述唐贞观初太宗谈论东突厥领利可汗必亡的事情，其中提到:“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此可谓不敬鬼神也。”他们便以此为据来说明突厥开始由火葬向土葬转变。[9]但是考古发掘和其他史料却证明，对领利可汗葬起坟墓之事做此理解是大错而特错的。

错误之一，这条史料不能涵概西突厥的情况。从对以克尔木齐为代表的新疆突厥古墓发掘中可以看出，在过渡到长方形大型石棺后，突厥已开始有尸骨土葬法的现象，因为这种石棺一般长约两米，呈长方形或近正方形，足以容纳成人躯体，并且棺内有完好骨架的发现。这一类石棺墓流行的时间要比领利可汗时代早得多，当它由墓与地平、棺露地表过渡到上有石阵，经石棺上渐起封堆，再过渡到有封堆的竖穴土坑墓时，才“大致在隋唐之际”。[10]《册府元龟》卷九六一西突厥条曰:“其丈夫衣服及葬殡与中原略同。“看来，由于中原文化在西域流行已久，积淀已深，早在西突厥立国不久当地已经流行土葬之法了。

错误之二，这条史料即使作为对东突厥情况的概括也不确当。《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卷记载，领利可汗于贞观八年(633年)死去，太宗“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于溺水之东。”既然突厥已改火葬为土葬，又何言从其俗礼而焚尸?此外，贞观十九年(644年)，李(阿史那)思摩卒，太宗诏许“任依蕃法烧讫，然后葬”[11]。上元二年(675年)，阿史那忠善终而卒，直到现代发掘时坟墓完好，但是墓室里并不见尸体骨架，足可证明亦为火化骨灰而葬入。[12]开元七年(729年)“二月丁未，投降突厥延陀磨览(为薛延陀族，突厥属部)死，赠中郎将，任依蕃法葬”[13]。由此可见，即使到了后东突厥汗国将亡之际，突厥人依旧保持蕃法，连久居中原已为唐朝命官，且陪葬昭陵、最慕汉化的突厥贵族尚且惯于火葬，更何况远在漠北、尚且封闭的汗国内部突厥广大族众呢?以上大可证明，东突厥在火葬旧俗上较西突厥要保守得多，他们一直坚持到后来很久，而不是领利在位时就改行土葬了。

错误之三，起坟堆不等于行土葬。事实证明，在突厥丧葬中，起树封堆与实行土葬在时间上并不一致。西突厥地区汉化日久且深，起树封堆与实行土葬时间都早，而且在起树封堆之前已实行土葬之法，深得中原葬法之实。这致使一些学者又以此为据认为突厥本身就是火葬、土葬并行的。其实早在突厥兴起之前许多个世纪，约从战国、秦汉至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在这里反复熏陶，土葬之法业已十分流行。突厥早期就与本为汉将后裔并长期保持汉风的高昌国等关系密切，较早实行土葬全在情理之中。[14]东突厥恰恰与此相反，尽管从领利可汗时代已经流行墓起封堆的风俗，从布古特墓葬看甚至早在突厥汗国佗钵可汗时期已有封土现象，但是直到后东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中仍然流行火葬。

最后，突厥在从火葬到土葬的变化之中，也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类墓葬形式之间的复杂过渡。以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为例，就整个过渡线索看，其间大致经历了实行火葬的小型石棺墓、实行土葬的大型石棺墓、有封土的大型石棺墓、有封土的土葬竖穴土坑墓等几种类型。在各种类型之间，则呈现一种过渡中的过渡现象，例如，在一些竖穴土坑墓中，往往有块石围成的石墙或砌成的石围，有的墓还用石板铺于土穴的底部或顶部，这些墓介于石棺墓与土坑墓之间，成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化过程中的亚类型墓葬。二是火葬与土葬的严重交错现象在尸骨土葬于无封土长方形石棺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在后来有封土的竖穴土坑墓中也有尸体火葬的现象，例如，M14土坑内葬有小孩零乱碎骨，M29坑底中央安置着一个无底无盖、四壁由不规整的块石和一块大卵石拼成菱形的小石“棺”，有零星碎骨散布在小石“棺”内外。[15]说明在一种葬俗向另一种葬俗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的态度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和自然因素，都可能导致变化的不平衡状态，尤其在葬法转变上更应如此。也就是说，即使在土葬已经非常流行的时代，火葬葬法也很可能以局部或少数方式而存在。

参考文献：

[1]（五代）刘煦：《旧唐书》卷19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58页。

[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6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295页。

[3]《册府元龟》卷959，第11286页。

[4]参考（苏）威廉·巴托尔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志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Ю·C·胡佳可夫《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蒙古学信息》1993年第1期）等。

[5]金山，一般认为即今阿尔泰山。金山之阳指阿尔泰山以南草原地区。

[6]耿世民译：《阙特勤碑》西面，第137页。

[7]参考薛宗正《突厥史》有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8]《册府元龟》卷961，第11313页。

[9]参见薛宗正《突厥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吴景山《突厥人的丧葬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

[10]吴景山：《突厥人的丧葬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11]《册府元龟》卷384，第4567页。

[1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醴泉县文物管理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林干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8-419页。

[13]《册府元龟》卷974，第11446页。

[14]王东平：《先秦至汉唐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1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本文收录于刘永连教授《陆海丝路与文化交流》一书中。

刘永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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