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敏：“写经体”书法漫谈——以六朝写经和唐人写经为例-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田立敏：“写经体”书法漫谈——以六朝写经和唐人写经为例

摘要: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类型里，有一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写经体。这种特殊的小楷书法在佛家和书家的共同参修中得到了艺术上的升华，从汉魏开始，佛教逐渐传人中国，佛经的翻译与复制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佛经是传播佛法最好的信息载体。自北魏开始，写经体开始渐渐在佛教内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书法领域。由于写经不完全是书法行 ...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类型里，有一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写经体。这种特殊的小楷书法在佛家和书家的共同参修中得到了艺术上的升华，从汉魏开始，佛教逐渐传人中国，佛经的翻译与复制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佛经是传播佛法最好的信息载体。自北魏开始，写经体开始渐渐在佛教内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书法领域。由于写经不完全是书法行为，还要给学习佛法的人来阅读，所以要求工整，易于识别，通篇字体均匀，这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或秀美、或端庄或冷竣、或雍容，则全凭书者发挥而为。无论何种风格，必须以精诚贯穿始终。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上一定要达到和佛法最佳的契机，才能完整的阐述文中表达的含义。随着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而抄写佛经，由此形成一种特征显的楷书字体，使抄写佛经标准化，而技艺娴熟的写经生大多湮没无名，他们的书体通常称作“写经体”这种字体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强调平和，整齐划一，艺术品质各不相同，但可以认出属于同一类别。

　　所谓“写经体”，是一个模糊的学术用语，是就抄写的经文而言，不是“书体”，通常认为，“写经”一词仅指佛经，也有人认为兼指佛经、道家和儒家经典。

　　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其中各种历史文献几乎涉及3至21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有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内容，多半保存于缣帛和纸质卷子。大部分卷子为佛经，以及儒家或道家经典的写本。依据现存实物，历数百年的写经可以分为不同时期的风格，每种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风格来源和审美趣味。本文试以六朝写经体和唐人写经体分而述之。

　　一、六朝写经体

　　佛经是由梵文、胡语译成华语，再用书面语言记录缮写的，汉末、魏晋早期翻译的佛经，所抄写的文字就是当时日常应用的正书体。

　　东汉末，日常使用的书体已由带波碟的隶书即“八分书”和不带波碟的简率隶书向行书、正书过渡。其时正书和行书的捺笔、主横画尚含有浓重的隶书波碟意的，显得丰厚肥重，但已出现后来正书所特有的撇与钩。撇与钩在东汉碑刻上的八分书中几乎是不出现的，而一些书写较快捷的隶书，因为笔画的简省呼应产生了这种笔致，在正书中吸纳了撇与钩的写法，并成了基本笔画。这些特征可以从《永寿二年陶瓶朱书》《陈刻敬陶瓶朱书》《黄神北斗陶瓶朱书模本》和长沙走马楼吴简牍见其端倪。

　　写经的字都较工整，不能草率，草率就不虔敬，而抄写的速度又要快，才能出效率，故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汉末、三国时的写经现在无可得见，但能见到稍晚的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和永嘉二年（308）《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守空第十七》都用这种书体书写，这是在当时日常应用的正书体基础上再加以改造并程式化的一种书体，其所追求的效果要既工且速。由于西晋以前已译1000部，各经又广泛传抄这些数量众多的早期写经对后世的写经在体式上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是六朝写经体形成的基础。

　　写经是有其较固定规格程式的，先画好乌丝栏，最常见的格式是每行抄写17字。这可能是为了便于计字和校对。抄写时，以旧的经卷为底本，照式抄写。抄经的人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职业的经生，也有普通的信众，这些人不在上流社会，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迹的，他们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僧尼、经生和信众在抄经时，须按照旧本体式抄写，不羼人己意。这样，魏晋时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变化很小。十六国、南北朝时大量新译的佛经律论也都是用写经书体缮写。南北朝后期写经的书体虽然隶书笔意愈来愈少，但是仍保持其沉雄厚重的体式。南北方由于佛教传播和流通较其他方面的交流宽松，故南北写经的书风差异很小，后人称这种特殊的书体为“六朝写经体”。

　　以佣书为业的穷知识分子，除了抄写佛经外，也还抄写书籍，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都是靠人抄写的，经生也往往兼抄书籍。新疆都善、吐鲁番所出两种晋人《三国志·吴志》残卷抄本，即是用写经体写成的。晋代写经体与同时期前凉《李柏文书》两种的体势已不一样，虽然《李柏文书》是行书，但还是能看出在一些基本笔画上与写经体有所区别。有些写经虽然经文与末尾题记皆为同一人所写，但体势也有差别。写经体到南北朝时已与当时世俗流行的正、行书有着明显的区别。

　　六朝写经体主要呈现与锺繇书风的关系，以形式简化为特征。如吴建衡二年(270)的《道德经》写本，隶书，纸本墨书，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约翰.B.艾略特收藏，抄写者为索紞。索紞生于敦煌一个文化修养浓厚的家庭，其叔父是书法家索靖。魏元帝景元四年(264)，索靖和4位堂兄弟来到当时魏国的京城洛阳，并入太学，后以“敦煌五龙”名噪一时。年轻的索紞有可能随其叔父同在太学。在洛阳，索紞对道教产生了兴趣，这或许受来自中国东南地区宗教中心的朋友的影响。可能由于这种关系，索紞转往吴国京城南京，并采用吴国纪年来记录其作品年代，于吴建衡二年抄写《道德经》，卷末署名“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紞写巳”。索紞写本的纪年为建衡二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上有道家经典《道德经》后部分百分之四十的内容。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纸本墨书卷子本。普林斯顿藏本为残卷，原文传为老聃所作。此本写在脆弱的黄纸上，118行，鸟丝栏。饶宗颐则认为，索紞写本主要依据河上公注疏的旧本《道德经》，而非王弼注本。

　　索紞写本的书风流露出锺繇的影响，字形方正，用笔有隶意，波画呈水平状波动，磔画或捺画加重了三角形末尾收笔。捺画的强调，使得每个字的底部稳定、结构平衡，字的笔画轮廓清晰、流畅。这件书法作品，给人的整体感觉自然、轻松，富于节奏结字方正，侧重捺笔，用笔轻快，受锺繇《荐季直表》影响。索紞居留洛阳期间受锺繇书风影响也属正常，锺繇至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去世一直是洛阳有影响力的官员和书法家。在西域吐鲁番发现纪年大约为晋惠帝元年(300)的《吴志》残卷，与索紞写本所体现的美学原则大抵相似。索紞写本的书风遂成为六朝时期抄写佛经的通行字体，即所谓“六朝写经体”。

　　二、唐人写经体

　　在唐代，无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众多，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人专门抄写经籍，供人诵读。在通常情况下，传抄佛经之事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写生或书手。所谓的经生，绝大多数是功名场上的失意者，其名不见于经传，生平行实更是无从稽考。迫于生计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凭借自己多年苦练而成的一点薄技，为人抄经糊口。经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堪称是当时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在初、盛唐除了日常应用外，主要用于缮写传译的经卷和佛家所撰述的经文，包括注疏、论著、纂集、史地编著、目录，及抄写以做功德的经卷。历代经卷的抄写，大多出于经生、书手和善书的僧人，他们或受聘佣书，或自愿做功德，书写如同秘书省内誊写善本，或州府衙门抄录公文，十分严谨，其意在文字，以无讹为是，然而，书法却自成一路。唐人写经体与六朝写经体大异其趣。现分析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佚名者所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书法风格。

　　此卷经文书于黄纸，鸟丝栏，每行17字，间有每行18至22字不等，其书法具有楷书特点，运笔复杂，结体横平竖直，布白紧凑而均匀。横、竖笔画宽度相近，点钩明晰，具有隶意并向外侧偏重的捺画不明显，运笔时提按的自如转换使笔画的调整微妙而复杂，这些笔画紧密，呈方形结构。每栏之内字字相衔，栏与栏之间空间开阔，整体布局齐整而规则。同一时期的其他经卷也具有相似的特征。楷书在唐代达到极致，成为当时新的书法美学型式。当时书风受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的广泛影响，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件欧阳询《化度寺碑铭》的9世纪拓本，表明敦煌写经生了解并接受这些书法家的书法样式。

　　唐代写经对日本影响也是深刻的。公元六世纪中叶，百济僧人把大乘佛法由中国引入日本，在圣德太子的资助下，这个新教派开始盛行全国。日本取法中国，修建寺院，制作佛像，抄写佛经。到12世纪，日本写经艺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飞鸟时期，写经主要由僧人所为。该时期的佛经大多用墨写于素纸，偶尔也会写在洒金的绀纸上。平安时代早期，这种风气为之一变，该时期写经往往以金泥或银泥写于彩纸上，而且配图，或为扉画，或作插图与经文并行。至平安时代后期，写经的数量和质量空前绝后，写经活动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贵族们不仅把写经当做表达宗教虔信的方式，而且还作为积德行善以求福报的方法。在这种信念的促使下，许多贵族开始抄写大批佛经并馈送寺院。该时期的大多数写经的装潢方式采用日本式的所谓“装饰经”，即用金泥或银泥把经文抄写于彩纸上，前面为扉页，背面则为带有花纹装饰图样的包首。

　　其中，最具特色的几批写经是日本永治元年由帝室赐予神护寺经，藤原家于12世纪末馈赠中尊寺的中尊寺经，以及长宽二年平家家供奉严岛神社经。其中，神护寺经的形式和唐代范本接近。神护寺经的经文与扉画均以金、银泥写于绀纸，这些书写材料也是唐代流行。经文书写于以银线所划的栏内，每行17字，这一行格字数是日本经卷最常用的。此作法受到唐代的影响，敦煌所出佛经可作证明。从书法看，神护寺采用工致的楷书，结构精致，布白均匀。神护寺经与唐代范本的相似风格，表明唐文化给予平安时代日本深刻的影响。

　　至10世纪末，中国早已采用木版印刷复制佛经和佛像插图。现存此类最重要的经卷包括唐咸亨九年的《金刚经》、后晋开运四年的《毗沙门天像》，以及10世纪中叶的《文殊菩萨》。21世纪，北宋官员毕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从而使木版印刷术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有效的印刷术使书籍和佛经从此大量产生，写经生可能逐渐丧失其复制佛经的中心地位。虽然如此，依然受前人写经影响，高度发展的印刷术并未结束抄写佛经的悠久历史，虔诚的僧人或书家从未停止在特定情况下为了祈福而抄经。譬如张即之所抄《金刚经》即是此类写经佳作之一，今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约翰.B.艾略特收藏。张即之生长于安徽溧阳个政绩卓著、学术有成的家庭，是名闻遐迩的书法家。他的伯父张孝祥官位显赫，书法取法颜体，备受推重。他的父亲张孝伯是宋隆兴元年进士，也是一位成功的官员。张即之本人中进士后，官至太子太傅。宋淳祐六年六月初一，张即之为追念亡父而抄写此经。这件书法作品写在画有方格的纸上，初装为手卷，后于清康熙三年改装成册页。现存此册凡128页，正书，每页4行每行多为10个大小中等的楷书。这件书法作品明显体现了张即之的个人风格:用笔整齐而简约，布局疏朗。这种充满活力的美学特征是他揉和以往书法家的笔法和结构的结果，包括锺繇、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李邕、宋徽宗、苏轼、黄庭坚等。张即之《金刚经》用笔极其丰富。通过运笔过程中的提按，每一笔画本身的宽度各不相同。这些变化在横画中最为明显，每笔左边较低的起笔处用笔较厚重，而收笔的右上方则较为轻淡，略显倾斜的布局形成了有力的动感，这种手法源自李邕《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有的字笔画停顿时既短促又突然，这种技法源自王羲之《十七帖》有的横画则以尖利细钩回锋收笔，这种技法有宋徽宗瘦金体风格，为了使倾斜而波动的横画达成平衡，竖画大都细直，粗细相对均匀。从右上方伸向左下方的撇画大多纤细而简洁，但有力的动势对于倾斜感起到了平衡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黄庭坚《赠张大同古文题记》对张即之的影响。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的捺划则形式优美而用笔复杂，这些捺画起笔显得瘦细而优雅，但结笔肥厚而迅疾，这种特征来自褚遂良。就《金刚经》每个字的结字而言，其外形方正而均衡，这些特征反映了颜真卿端庄正直的美学思想颜真卿的书法受到宋代士大夫的普遍欣赏，张即之可能通过其叔父张孝祥教诲而接受颜真卿的书法风格。空间感是张即之在结体方面比较显著的特征，张即之尽管认可苏轼小字内部布白疏朗的特征，却也有自己的新意。张即之的书法往往在笔画之间留出空间，尤其是方框左上角，这种特点取法锺繇《荐季直表》字形结体开阔，简短而有力的点画之间保持适当距离，从而扩充了其间的空间。

　　早期的写经体多以南北朝字体和隶书入书。如北魏时期的写经就有明显的魏碑笔法和结构。随着时光的流淌，隋唐代的写经法度可谓精准到极致，笔画的巨细无遗，结构的千锤百炼都是隋唐写经的写照。写经体与当时书风的结合拓宽了书写佛经的风格，写经虽然是宗教范畴，但在具体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受到当时文化背景及书家深刻的影响。

　　一般来讲，左低、右高是写经体的总体规律，横画微微向右上方，收笔时笔锋回向左上方笔锋自然调整为中锋，竖笔多横笔入锋，收笔多回锋，撇、捺多出字形以外，起着整个字型平衡的作用。放射性字型是写经小楷的基本结构。左右结构的字多分出高低部首，收笔处多为重心做力点，字的右下方多为重心点。到了唐代，写经体鼎盛之时，书法点画特点基于完善，结构上的突破和探索就成了书者的关注点。

　　时至今日，写经从开始以实用为目的，渐渐发展成为一种雅致的书法艺术，是与历代无数经生的辛苦努力和佛教发展分不开的。

　　田立敏，1964年出生，山东乐陵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楷书艺术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新闻出版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北京一道书画院副院长，中国榜书书法家协会会员。

　　附

　　敦煌写经书法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