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北宋 龙泉窑青瓷碗

　　杭州是南宋首都，也是五代吴越国之西府。在北宋时期，也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自五代建城以来，杭州老城区范围基本固定，稍有损益。作为南宋都城的百余年，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辉煌和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杭州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宋亡元替，象征赵宋政权的宫殿建筑被夷为平地，但这些记录着文明的各种碎片却以原始状态遗留在地层中。元代以降，这方土地上依然是朝代更迭，人事兴衰，各种建筑屡毁屡建，传统建筑的不断更替，增加了地层堆积的厚度，而深埋地下的文化积淀却无法撼动。杭州博物馆以历史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展出了杭州地区历年考古出土的宋元瓷器，除官窑和龙泉窑外，还涵盖了白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实物的主要来源有窑址、墓葬、南宋临安城考古和杭城各基建工地。本文选取展出的部分宋元瓷器精品，阐释其文化内涵，以飨读者。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是空前绝后的。杭州是南宋首都，即便在北宋也是国内第一流城市，为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就制瓷业而言，两宋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宋代形成了以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为代表的宋代五大名窑；至南宋，制瓷中心南移，南方的官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建窑皆在此时达到极盛,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图二 宋 白釉银扣粉盒（及内藏银蝶）

　　龙泉境内丛山耸立，溪流纵横，拥有丰富的森林和瓷土资源。从五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窑业盛极一时。但是，五代至北宋，龙泉窑的烧造工艺基本上承袭了越窑等窑口的技术和风格，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貌，所以质量一般。直到北宋末年，由于朝廷的重视，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至此，龙泉窑进入了发展时期，从此，瓷业生产延续不断。北宋宣和年间，朝廷曾专门对龙泉窑下达旨意，要求按朝廷的旨意图样生产宫廷用瓷，从而使当地发达的民间制瓷业与北宋宫廷的工艺要求和审美标准相一致。可见龙泉窑在北宋末年已获得宫廷的青睐，并直接秉承了宋徽宗的设计要求和审美趣味。及宋室南渡，大量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带来了北宋汝窑、耀州窑等北方青瓷的制瓷技艺，因此，历史上的龙泉窑既是南北两大瓷业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也是宋代“官窑”和“民窑”不同文化层次相关联又互相激荡的产物（图一）。

　　1989年，由香港欧阳纯美夫妇捐资建造的浙江大学欧阳纯美科学楼开始施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墓葬，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建筑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其中的一座南宋墓葬中出土了4件粉盒（图二），并在其中一件白釉粉盒中发现了一枚银质蝴蝶。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粉盒为北宋时期的产品，而银质蝴蝶则是南宋时期的装饰品，两宋器物在此处完美交融。

　　图三 南宋 修内司窑觚

　　南宋虽偏安东南一隅，然经济繁荣、文化辉煌，是杭州城发展史上的巅峰，杭州也因其政治地位之显要，荟萃了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

　　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祭典中并非主要祭器，到了南宋时期，瓷器作为礼器的功能突然彰显，这和南宋初期朝廷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南宋初期宋高宗戎马倥偬，居无定所，但对宗庙祭器、卤薄仪仗的制用十分重视，因为它们是国家政权和民心向归的标志。但经历了靖康之乱后，主要祭器已所存无几，而此时的朝廷因财力、物力所限，已不可能像北宋时大量地新铸铜礼器，于是，多数祭器改用了陶瓷器。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朝廷对瓷器，特别是祭祀用礼器的需求量明显增加。南宋王朝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需要，“袭故京遗制”，在临安设立官窑，专门生产宫廷日用和祭祀用瓷，通常称南宋官窑。

　　据史料记载，南宋官窑有两处，分内窑和新窑。内窑即“修内司窑”，位于凤凰山下；新窑，即“郊坛下窑”，在乌龟山下。文献的记载，在此后乌龟山、老虎洞等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验证。修内司官窑瓷器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高质量的生活用具，以碗、盘、杯、罐、碟、壶、洗、盏托等为主；一类是以炉、尊、觚等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廷祭典的礼器，器形设计端庄大气，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釉色晶莹，滋润如玉，釉面绝大多数为自然开片，美其名曰冰裂纹，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图四 南宋 修内司窑梅瓶

　　杭州博物馆展出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图三至图四）均出土于杭州老虎洞窑址。该窑址于1996年发现，1998年开始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基本揭露了窑址的文化面貌。老虎洞窑址南宋层的瓷片集中出土于瓷片堆积坑。这些瓷片堆积坑形状规整，经过一定的加工，瓷片上面大多覆盖纯净的黄土。在对瓷片的拼对过程中，发现每一个坑的瓷片基本都能拼成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而且在拼对后的器物上发现了明显的打击点，说明这些瓷片坑是专门用来堆放残次品的。地层填土中基本没有发现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的废弃品并不是随便堆放，而是集中在特定的地方统一埋藏放置。打碎以后挖坑深埋，以免残次品外流，这是官窑处理废弃品的方法。

　　白瓷是北方人民的伟大创造，北朝时已有成熟的产品，宋室南渡后北方一些窑场的的工匠也随之南迁，在南方另起炉灶，以技艺谋生。其中，南迁的定窑工匠及其技艺在南方的景德镇等地找到了更为理想的制瓷环境，从而生产出以湖田窑为代表的青白瓷，青白瓷釉色青白，釉质温润如玉，故有“饶玉”之称。杭州博物馆藏南宋青白瓷精巧细致，色泽淡雅，釉面平滑、温润（图五）。青白瓷的烧成改变了景德镇过去以青瓷为主的传统格局，并且，为元以后景德镇在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生产的不断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图五 南宋 青白瓷花形盏托

　　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再延宋祚一个半世纪。南宋时期，杭州由“东南第一州”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南宋都城的百余年，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辉煌和繁荣的时期。在南宋近150年的岁月里，宋室君臣的风雅精致，江南文人的富丽灵巧提升了宋瓷的工艺成就和审美情趣，龙泉窑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技术优势迈入了其自身发展史上的巅峰，生产出了精美实用瓷和高档陈设瓷。

　　龙泉一带瓷业资源优越。南宋初期龙泉青瓷胎质细腻，釉色青绿，形制规整，品类丰富。流畅遒劲的刻划花在透亮的青釉映衬下，诚如出水芙蓉，自然生动。宋室南渡后，在皇室的支持下，龙泉开始学习吸收官窑的先进制瓷工艺，从胎釉配方、造型设计、施釉技术和纹饰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至此，龙泉窑迅速崛起，并在南宋中、后期达到鼎盛，其典雅的造型和精美的釉色也成为了宋瓷欣赏的典范（图六）。特别是政局稳定后，宋高宗非常注重经济发展，倡导商品经济，鼓励对外贸易，在瓷器的对外贸易中，数龙泉窑数量最多，在“南海Ⅰ号”沉船中，南宋龙泉窑占了最大的比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图六 南宋 龙泉莲瓣碗

　　“自古陶重青品”，深沉、优雅、含蓄是青瓷美学的境界,这样的陶瓷美学境界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可企及的高度。南宋龙泉青瓷被统治者欣赏，被文人推崇，宋朝偃武修文，宋人风雅精致，瓷器已然成为宋人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2004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严官巷南宋临安城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严官巷与南宋太庙近在咫尺，南宋时，这一带为中央官署所在地，有三省六部、玉牒所、封椿所等。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南宋至明清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分属于南宋官窑、龙泉窑、越窑、建窑和景德镇窑等窑口。在众多精美的瓷器中，有一件南宋龙泉窑青瓷碗（图七），伤痕累累，毫不起眼，却是非常难得，因为该碗的器身上清晰可见经过修补的痕迹。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补碗技术实例。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朝代，宋代社会的国民收入与消费表现出相对的“高收入+高消费”色彩。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随之流行。南宋更是奢侈之风盛行，以前的奢侈消费只限于贵族、豪门，但此时的中产之家，乃至走卒农夫都在追逐奢华的生活，这是宋代奢侈消费的一个特点。虽然宋朝政府对奢侈消费的社会风气很是忧虑，多次颁布“禁奢令”，但基本不管用，民间奢靡之风依然。在这样一个崇尚奢侈消费的年代，打破的碗非但没有丢弃，反而进行修补，确是让人感到意外，或许使用者较为节俭，并不崇尚奢侈；亦或许这只龙泉青瓷碗对主人而言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

　　图七 南宋 龙泉窑侈口碗 严官巷出土

　　杭州自古繁华，及南宋升格为一国之都，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为中外史学家津津乐道。作为物质文化象征的青瓷，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正所谓宋瓷清雅，精光内蓄，这是土与火的艺术，更是制瓷技术与时代审美的完美结合。瓷器改变了宋人的生活，宋人也成就了瓷器的地位。美的形成中，创造可能无意，但欣赏必须有意，宋人在生活中发现、总结、归纳，让宋瓷散发出勃勃生机，深刻影响后世一千年。

　　作为南宋故都，元代杭州延续了前朝繁华，继续保持着“五方民之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的发展势头，因致力于南北大运河的疏凿，作为运河最南端的城市，杭州商贸经济往来流通，文化艺术交流融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壮丽、开放富庶的大都市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元代的杭州“城宽、地阔、人烟稠集”，成为了东南的大都会。元代的杭州手工高度发达，同时也是江南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杭州地区发现的属于元代时期的陶瓷器种类繁多，质量精美。1978年，杭州文三路元代至元墓中出土了一件景德镇青花观音像（图八）。观音端坐，慈眉善目，左右侍者双手托盘，分外谦恭。观音座前下方有昂首展翅的仙鹤与仰首跪卧的白鹿。整件器物中空，表面施青白釉，通体青花褐彩并用，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元代青花瓷。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从白瓷向彩瓷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器物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为我国元青花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元青花的胎质洁净纯白，是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胎骨的化学组成比宋代青白瓷稍有变化，即胎中氧化铝含量明显增加，从宋代的18.65%增至20.4%，增加原因主要是，元代开始采用瓷土加高岭土两者结合起来的“二元配方”，改良了胎土的玻璃化程度，同时也提高了透明釉的成熟火温。元青花瓷器胎骨更坚实，比重相对增大，同样大小的器物，比宋器要重一些。这件青花观音像表面施青白釉，但它并不像宋代青白瓷那样薄而工整，胎骨表面能看到细密的皮壳层。稍厚的作品不甚透光，薄器的透光度也没有宋代青白瓷那样好。但由于使用“二元配方”，使胎内氧化铝的含量增高，这就有利于提高烧成温度，并减少变形，从而使成品率提高，也使器物釉面达到硬质瓷器的标准。

图八 元 青花观音像

文三路出土青花观音像器身以青白釉为地，以青料勾线，观音胸前的青花如意纹清晰明朗。青料是我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烧制青花瓷的着色剂，主要成分是氧化钴。氧化钴着色力极强，稳定性能较好，它不仅烧成面积宽，而且容易烧成，这是它的性能。不同来源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艺术效果。元青花瓷器所用青料既有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又有国产的“土青”料。“苏泥勃”青料来自伊斯兰地区，即元代文献《饮膳正要》序中所称“回回青”和明代文献《窥天外乘》中记载的“苏麻离青”。这种青料色泽浓重，青翠艳丽，并带有银黑色结晶斑。国产青料的钴矿在我国浙江和云南等地均有蕴藏，其中浙江产的叫“浙料”，云南的叫“珠明料”。云南“珠明料”锰和铁的比例都较高，烧成的器物色泽多蓝中带紫褐色。另外，由于釉料中钾、钠含量极低，所以釉不够清亮，不是泛青绿就是泛黄。国产浙料含锰量高，含铁量低，致使青花色泽呈青蓝偏灰或淡蓝色，所以这件青花观音像使用的青料极有可能是国产浙料。

　　1998-200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对老虎洞窑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与南宋层相比，该窑址所发现的元代文化层的学术价值并不逊色。老虎洞元代文化层的年代是根据该层瓷片堆积中出土的“元”字款印模以及模印有八思巴文的支钉来确定的。因为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统治者所创立的文字，仅适用于元朝中期至元朝灭亡这不到100年的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断代意义。该文化层中虽然没有发现像南宋文化层那样的瓷片堆积坑，但也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图九）与窑具，而且这些遗物的特征与南宋层所发现的极为类似，只是不及南宋官窑瓷片那么精细。在元代层中出土了“官窑”款碗，但事实上元朝的官窑设置在江西景德镇；这样的“官窑”款瓷碗也不可能是南宋的遗物，因为从目前发现的来看，南宋官窑的产品上尚未发现有如此款识，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标注，因此这件瓷器只能是元代老虎洞窑的产品。由此可见，老虎洞元代层出土的瓷器应该是元代窑工模仿南宋官窑瓷器生产工艺来烧制的，而这些窑工很可能来自南宋官窑或者是南宋官窑窑工的后代。

　　此外，老虎洞元代层出土的洗、盘等产品的胎色灰黄，胎体较厚，施米黄釉，釉面有细碎开片，满釉支烧，这些特征与所谓的传世的“哥窑”产品较为相似，而且两者无论是在化学成分上还是在显微结构上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老虎洞元代文化层很可能就是“哥窑”窑址，它出现于元代，生产的是仿烧南宋修内司官窑的产品。老虎洞元代文化层的发现揭开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哥窑”之谜，为“哥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图九 老虎洞元代层出土高足杯

　　墓葬是地下文物最重要的埋藏形式，地域广、历史久，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空间和时间，文物内容也最为丰富，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都能从中获取，龙泉青瓷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墓葬保存下来的，例如鲜于枢墓出土的三件龙泉青瓷。

　　杭州发现的元代时期的墓葬数量比较少，规模也不大，但往往都随葬了精美的瓷器，这与浙江地区悠久的制瓷传统以及繁荣的瓷器制造业密不可分。在这些墓葬中，最为有名的便是1989年发掘清理的元代鲜于枢墓。鲜于枢墓位于老东岳北麓，发现时已残损，墓室规模不大，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长2.6米，宽不及1米，墓底放置两块长方形石条，用于垫棺，随葬器物10余件，包括端砚、剑饰、玉环、龙泉青瓷、青铜镜和铜印等，应该是其生前喜爱把玩之物，这些随葬器物使整座墓葬显得朴素又不失文雅之气。墓中出土的分别带有“白几印章”“鲜于枢伯几父”印文的两枚铜印让我们确定，长眠于这座古墓中的竟然就是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

　　鲜于枢曾任浙江省都事，常驻杭州，是元代很有造诣的书法名家。他擅长行、楷、草书，尤以行草著称，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墨酣畅淋漓，气势雄伟跌宕。他与赵孟钇朊???挥????樘场熬耷妗保?⒊啤岸?睢保?悦项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鲜于枢除了是一位大书法家，墓中随葬的战国玉器、唐代青铜镜和三件龙泉青瓷说明他同时还是一位颇具性情和品味的文物鉴赏家。

　　图一〇 元 鲜于枢墓出土龙泉青瓷鼎式炉

　　鲜于枢墓出土三件龙泉青瓷分别为一只龙泉窑粉青釉鼎式炉（图一〇）和一对粉青釉贯耳瓶（图一一）。贯耳瓶直口方唇，长颈，颈上端饰对称贯耳，溜肩、鼓腹，圈足，足底无釉，呈现二次氧化的朱砂底。器内外通体施釉，唇外转折呈现白筋。粉青色釉淡雅莹润，呈现类玉的效果。青瓷鼎式炉平口、矮颈，上沿饰对称立耳，溜肩，微鼓腹，底部接圈足，悬空，作装饰。外侧接兽形三足，外撇，呈三角形分布。耳上饰卷云纹，肩部饰弦纹。内外壁均施釉，釉层较明亮，呈艾青色，花纹均出白筋，为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这三件器物规格不大但形制规整、釉色温润。造型均为仿古，如香炉仿自商周青铜鼎，而贯耳瓶则源自汉代的投壶，款式典雅庄重。这些小巧雅致的器物，陈设于书桌案头，是文人雅士风行的焚香用具。

　　焚香的风尚在上层社会盛行，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瓷器中便出现了香炉、插箸瓶与盛香盒，三者组成一套焚香用具，明清两代仍流行。古代文献在谈及焚香用具时，常常提到炉、瓶用窑器，而盒则用漆制品。因漆盒口严不漏气，可使香味不走，因此保存下来的瓷炉、瓷瓶较多，而漆盒的数量较少。由此可见，当时常见的一些瓶类，如贯耳瓶、凤耳瓶、弦纹瓶、龙耳瓶等，都是以2∶1的比例与香炉配套的焚香用具，称为插箸瓶，在当时大量生产。

　　中国从古至今，从宫廷到民间，焚香都与抚琴、吟诗、作画这样的雅致之事息息相关，焚香作为一种既贵重又高雅的消费，在当时只有富贵人家和文化精英才能享用。鲜于枢曾在杭州西溪建霜鹤堂，陆友《研北杂志》载：“鲜于伯机霜鹤堂落成之日，会者凡十二人，杨子构肯堂、赵明叔文昌、郭右之天锡、燕公南国材、高彦敬克恭、李仲宾衎、赵子昂孟睢⒄宰涌∶匣n、张伯淳师道、石民瞻岩、吴和之文贵、萨天锡都剌。”这一成套的焚香用具，设置在画堂清斋、香闺书房，规格适中，典雅耐赏，伴着几缕熏香，更加烘托了西溪雅集的馨香妙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景。

　　图一一 元 鲜于枢墓出土龙泉青瓷贯耳瓶

　　瓷器是历史的产物，每件瓷器都拥有时代的烙印。有宋一代崇尚文治，整个社会充满着清雅的书卷气，特别是宋徽宗和宋高宗，作为宫廷艺术的管理者和艺术家，他们充满了睿智与才情。宋瓷就是扎根于当时肥沃的艺术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内司窑作为皇家官窑，产品极其精致，不惜工本，为世所珍。龙泉窑博采众长，不仅为皇室生产宫廷用瓷，还大量生产供各阶层尤其是中上层人士使用的青瓷。由于生产工艺的革新，产品在器物种类和艺术风格的追求上得心应手，精益求精。它们是宋代艺术风尚和美学思潮的具体体现。

　　公元1279年，南宋为蒙古所灭，元世祖以后，经济与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浙江的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窑，发展迅速。在元朝，其统治阶层中的回回人崇尚蓝色，这缘于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习俗。蓝釉也在此时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尤其是青花瓷出现以后，一直盛烧不衰，并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每一种特定的颜色都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内容，游牧民族留在中国瓷器史上的那一抹幽蓝更是充满激情和富有灵魂的。也正因为如此，五千年的文明才最终构成五彩斑斓的中华文化。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0年第6期。

编辑：王龙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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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