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由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合编、赵莉与荣新江先生主编的三册洋洋巨著《龟兹石窟题记》，于2020年11月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了。这是龟兹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更是国内外几代学人历经寒霜风雪的呕心沥血之作！手捧这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作品，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龟兹石窟题记》主编 ...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由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合编、赵莉与荣新江先生主编的三册洋洋巨著《龟兹石窟题记》，于2020年11月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了。这是龟兹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更是国内外几代学人历经寒霜风雪的呕心沥血之作！手捧这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作品，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龟兹石窟题记》

主编：赵莉 荣新江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1200元

我第一次接触龟兹石窟和龟兹学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984年。当时的新疆大学党委决定把龟兹学研究作为学校的重点科研项目，得到了自治区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为此新疆大学专门成立了“龟兹学研究课题组”，由著名学者魏良弢先生担任组长，朱英荣、冯锡时等先生均为课题组成员，我也有幸列入其中。时任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韩翔先生和新疆大学相关领导具体组织了这一工作。

从4月20日至5月22日，在库车县政府和文管所、克孜尔千佛洞文管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课题组对古代龟兹地区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等千佛洞及苏巴什遗址的石窟窟形、壁画进行了录像、拍照。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又初步编制了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玛扎伯哈千佛洞、托乎拉克埃肯千佛洞、苏巴什遗址、龟兹壁画——天象图、龟兹探古等9部教学录像片。同时还收集了中外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编成汉文《龟兹研究资料汇编》9册、汉文史料汇编《龟兹史料》1册。为此，新疆大学专门成立了龟兹学研究室。自治区文化厅也于1985年成立了龟兹石窟研究所（2009年更名为龟兹研究院）。

1988年，自治区文化厅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拟组织编写一套龟兹文化研究丛书。最初丛书拟定的书目有：《龟兹石窟》《龟兹古国史》《龟兹史料》《龟兹佛教》《龟兹艺术》《龟兹物质文化史》《龟兹石窟文字题记研究》等。其中，吴平凡、朱英荣编辑的《龟兹史料》于1987年出版，韩翔、朱英荣合著的《龟兹石窟》于1990年出版，并于1992年荣获国家民委、国家出版总署联合颁发的首届民族图书二等奖。1992年，刘锡淦、陈良伟主编的《龟兹古国史》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提出要出版一部《龟兹石窟文字题记研究》的设想并没有实现，但是，前辈学者极具前瞻性的学术构想，却激励了后学的奋进。在前辈学者提出这一设想的30多年后，三巨册的《龟兹石窟题记》终于付梓出版，前辈学者的夙愿也最终得以部分实现，幸甚幸甚！

韩翔、朱英荣先生在《龟兹石窟》一书曾提出：“对龟兹石窟的研究，现在已经构成为龟兹学的核心。”在我们看来，龟兹学的研究需要依靠两大基础：文献史料的记载（当然主要是汉文史料的记载）和至今仍遗留于世的以龟兹石窟群为中心的文物古迹。

实际上，即使对龟兹石窟本身的研究，也会涉及多个领域，如历史、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艺术、环境等。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中外学者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龟兹历史文化的认识。从研究状况来看，在龟兹学研究所依靠的两大基础上，学术界对汉文史料的发掘及据此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就汉唐，甚至晚至宋元时期古代龟兹历史的发展脉络而言，汉文史料仍然是最主要的依据，如果离开了汉文史料的记载，要想复原古代龟兹历史的大致框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学者们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汉文史料的发掘和使用较为深入，因而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古代龟兹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

早在1931年，我国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就曾提出：“我希望有人把载籍中的龟兹史事，按年代的先后，注明所出书名卷数，用西历裒辑，作成一篇‘龟兹史料’……这部史料，在现存的中国有供无求，或者无大价值，但在西方考古学界，必定大为欢迎，因为科学方法我不如他，校勘版本他不如我，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在世界考古界见长，最好先走这条路。”（冯承钧撰，邬国义编校《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应当说，冯先生的这个意愿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

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几种关于龟兹史料汇编的著作，如吴平凡、朱英荣编辑的《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裴孝曾先生主编的《龟兹史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为龟兹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龟兹学研究所依靠的另一大基础——至今仍遗留于世的以龟兹石窟群为中心的文物古迹的发掘和研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对于龟兹石窟群中存在的大量题记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之处，或存在较大的争议。

这些题记中，汉文、回鹘文的相关题记，学者们相对研究比较多，也有一定的成果问世。但是，题记中的大量龟兹文及一些粟特文的研究却极为薄弱。古代龟兹地区曾长期使用龟兹语，并且留下了一定数量的龟兹文作品。作为一种印欧语系的“死”语言，龟兹语文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限于语文学的素养，对于龟兹文相关资料的研究外国学者显示出了较大的优势，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极为欠缺。

19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对古代龟兹地区进行探险考察，记录了许多龟兹文资料。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也对古代龟兹遗迹多次考察研究，同样也发现了许多龟兹文资料。但是长期以来，这些龟兹语的相关资料都十分分散，收藏于各地，或散见于各种论著，没有得到很好的汇总，同时对龟兹文的释读也存在一定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文博考古事业迅速发展，龟兹研究院对以龟兹石窟群为主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龟兹研究院不仅注意发挥本院学者的人才和区位优势，而且以开放性、国际性的胸襟，与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高校、学者密切联系合作，对龟兹石窟群的相关资料进行了仔细梳理，并相继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等，在此基础上，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充分合作，多次实地考察，最终完成了以龟兹语（吐火罗B语）为主的题记调查、释读与研究，形成了《龟兹石窟题记》。

《龟兹石窟题记》一书分为“题记报告篇”“图版篇”“研究论文篇”三册，是目前世界上对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进行全面搜集、整理、释读的权威之作，其中有相当多的题记没有被西方探险队拍摄过，而在本书中则是首次刊布。在“题记报告篇”中，对带有题记的洞窟、题记位置进行详细描述，并对题记进行转写、转录、翻译、注释；“图版篇”则主要收录龟兹研究院所藏图片，辅以国外相关资料，并且这些图版大多是首次发表；“研究论文篇”则收录了课题组成员近几年最新的研究成果。

《龟兹石窟题记》一书的出版，也是按照国际学术界的通行标准来做的。这让我想起当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出版时的情景。最初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出版时，由于条件限制，只是做了10册的录文本，这当然已经为学者提供了非常可贵的一手资料。但是，毕竟，它不能与原文书进行对照是一个大的遗憾。因此，后来出版的4卷图录本时，则采取了更符合学术标准的做法，采用上图下文的方式，既有原版图片又有录文，两者可相互对照，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使用。后来荣新江先生等编辑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时，也采用了这样一种标准的学术模式。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龟兹石窟题记》，同样如此。

正如荣先生刚才所说的，本书三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说，有《龟兹石窟题记》一书在手，我们对古代龟兹地区有关龟兹文文献记载的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是龟兹学研究所依靠的另一大基础——至今仍遗留于世的以龟兹石窟群为中心的文物古迹的发掘和研究最新进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晚清至民国时期，关于中国新疆的考古、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和不同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并没有拥有多少学术话语权，因此关于古代和阗、古代龟兹、古代楼兰、古代高昌等考古和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占据了优势，并且已经建立起了他们的学术话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对西北地区语言学，特别是那些“死”语言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逐渐打破了西方学者对新疆考古、语言学等研究话语的垄断地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者、语言研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龟兹石窟题记》一书的出版，也预示着，关于西域历史研究，特别是西域考古、文字等的研究，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话语权正在建立，我们开始在这方面进入了新的学术制高点。

对龟兹文题记的释读，为我们研究龟兹历史文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中华文化从来都是以包容而著称，而新疆地区文化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特质。古代龟兹地区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新疆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既有来自古代印度、希腊、波斯的文化元素，更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汉唐中央政权对古代龟兹地区统一的管辖与治理，并没有影响和限制龟兹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反而更加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交流交融与繁盛，这从龟兹地区发现的各种语言文字资料可以得到证明。

这里既有汉代的刘平国汉关亭诵、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汉文木牍文书、纸质文书各类题记，也有龟兹语、粟特语等各种文字。龟兹文题记中有许多中国古代十二生肖纪年的资料，猪年、狗年、蛇年、马年、鸡年、虎年、大唐、馆、贴或牒、副使、税粮、公主、新妇等汉语词汇进入到龟兹语中，许多龟兹语词汇进入汉语，都充分显示了龟兹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性，这一切，都在《龟兹石窟题记》有所体现。而本书作者根据龟兹文题记中出现的龟兹王的名字，再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勘比，拟定了龟兹王世系表框架，更是龟兹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也反映出龟兹文题记对于汉文史料的重要补充。

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需要优秀的学术领头人和优秀的团队。《龟兹石窟题记》的主编赵莉与荣新江先生，都是目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学者。

赵莉先生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她在龟兹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跑遍了龟兹地区的每片古迹，又远赴海外，搜集被西方盗揭的壁画。她与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同事组成的团队，近年来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出版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关于龟兹研究历史文化与古迹保护的成果。

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先生，在国内外隋唐史研究领域久负盛名，他尤其关注新疆出土的各类文书，并且利用文书及其他考古资料研究、补证中古时代的新疆历史。在赵莉与荣新江两位先生带领下，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通力合作，十年含辛茹苦，终得修成正果。翻开《龟兹石窟题记》，朱玉麒、台来提·乌布力、庆昭蓉、荻原裕敏、霍旭初、彭杰、殷弘承、吴丽红等等，还有那些未能在书中具名的学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这样一个由疆内疆外、国内国外、老中青结合的优秀团队，也反映当代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某一两个专家学识的精深广博，更需要团队的力量互助合作、互补短板，当学术研究越是进入某一领域的深水区时，更需要如此，而《龟兹石窟题记》一书，也更显示出了团队的力量。

在《龟兹石窟题记》一书出版之际，我们还要感谢中西书局对西北地区学术文化事业的支持。中西书局虽然组建时间不长，却在学术的冷门绝学方面颇有建树，出版了一系列极富学术价值的作品，惠及学人，惠及社会。在当代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条件下，中西书局不仅仅只看到了经济效益，而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学术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努力出版一些看起来“经济效益”并不显著的学术作品，充分显示了中西书局的担当和胆识！这也是学术界的幸事！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张 怡 实习编辑| 朱广骊

复审｜郭晓蓉

终审｜李 政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4月23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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