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丝绸之路东天山段的三座古城文 图 / 田海峰 东天山南麓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和北麓的北庭故城，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的历史见证，在维护中西交通畅通和促进东西文明交融中发挥着重要功用。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项目中的遗产点，三座古城在2014年6月15日卡塔尔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交河故城内 ...

丝绸之路东天山段的三座古城

文 图 / 田海峰

东天山南麓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和北麓的北庭故城，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的历史见证，在维护中西交通畅通和促进东西文明交融中发挥着重要功用。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项目中的遗产点，三座古城在2014年6月15日卡塔尔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交河故城内的巷道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又名“雅尔和图”，城址位于今天吐鲁番市西10千米亚尔乡亚尔果勒村雅尔乃孜沟河床之间的一处柳叶形台地上。

交河故城因地势得名，西汉时期曾是车师国政权的治所，《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如今虽已不见车师故迹，但故城台地周缘沟谷中的河水仍旧绕城奔流不息。西汉经略西域以降，交河故城所在的东天山南麓逐渐成为西汉王朝抵御匈奴犯边、巩固西域统治的战略前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将领赵破奴一举攻破姑师国。汉宣帝时期，车师国分裂，交河城成为车师前国治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日逐王降汉，车师前国归属西汉管辖。魏晋时，北凉灭车师前国，控制了交河城。随后，柔然扶植阚伯周为高昌王，交河城归属高昌国管辖。李唐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以后，尤其是在灭高昌伊始，为巩固在东天山的统治，特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代诗人李欣留下“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优美诗句。9世纪中叶以后，交河城隶属高昌回鹘政权，至13世纪末受战火影响以及战略位置的下降而渐遭废弃。

交河故城位置

交河故城在历史上是重要军政机构的选址地，首先得益于其自身的天然防御优势，以整块台地为依托修筑城池，周缘绕河，三面临崖，台地崖壁高近30米，整体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其次，交河故城采用了“减地留墙”的独特建筑方式，即在原有台地生土面直接下挖筑城，交河故城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形制保存较为完好的生土建筑遗址。城内主体干道两旁皆是既高又厚的墙体，所有建筑皆不面向街道开设窗和门，尤其是在街巷的狭窄处，墙修筑得更高。可见交河故城内部建筑的部署也是以军事防御为首要考量的。第三，交河故城本身地处西域交通要道，以唐代经略西域时期为例，自交河故城向北可经乌骨道、他地道，穿越东天山抵达北麓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向西北可经白水涧道至轮台（今乌鲁木齐至昌吉一带），向西南可经银山道至焉耆（今焉耆县）进入塔里木地区，向东可直抵西州治地高昌城。交河故城重要的交通要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交河城对外交通

历史底蕴厚重的交河故城虽历经了千年沧桑，但大部分建筑形制和遗迹得以保存，成为我们探索其前生后世的重要线索。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河故城就引起诸多西方探险家的注意。较为代表性的人物有俄国人奥登堡，他于1906—1907年抵达吐鲁番，对交河故城进行了调查和挖掘。随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此考察，盗取了大量珍贵文物。1928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交河故城进行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对故城的建筑布局、方式以及沿用年代进行了初步推断，并在故城内发掘出土“毛诗简兮”“尚书大禹谟”“佛书善见律音义”“佛书音义”“为开元皇帝祈福文”等古籍写本残片。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文博事业迅猛发展，文物部门对交河故城进行了相对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局部遗迹的发掘，取得了一手测绘资料，为之后故城形制布局的相关研究夯实了基础。随后孟凡人、李肖等先生相对系统地对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专业研究，基本理清了故城的形制布局。

交河故城南门入口（2013 年）

交河故城所在台地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南北长约1.65千米，东西最宽约0.3千米，台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城址建筑区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体而观，交河故城有南、东两处城门，其中南城门为正门，也是今天游览观光故城的入口，东城门在台地崖壁接近中间的位置。两条南北向交通干道和一条东西向交通干道将故城分为衙署和居住区、寺院区及北部墓葬区。我们由南城门进入，过瞭望塔，主干道由此分为两条支干道，分别穿过东边的官署遗址、西边的居住区，再向北可进入寺院区，正中位置依次为中心大塔和大寺院遗址，大寺院遗址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分别置佛寺一座，再由东北佛寺向前可抵达塔林遗址，塔林中央为一规模较大的金刚塔，以此为中心四缘各分布25座为一组的小佛塔。台地的北端为墓葬区，多属唐西州时期遗存。

交河故城布局

塔林遗址►

东北佛寺▲

西北佛寺►

悠久的历史变迁、天然所赋的防御优势、独具审美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交河故城在丝绸之路古道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93年，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故城保护与修缮研究项目。2014年，交河故城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交河故城在传承历史、佐证历史、阐释历史以及弘扬丝绸之路文明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东约40千米的二堡乡火焰山南麓，西距交河故城约50千米。高昌得名由来已久，史载“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西汉末至魏晋初，中央政府于此设屯戍机构—戊己校尉，史称“高昌壁”。晋咸和二年（327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为高昌郡时期。之后为高昌国时期，先后经历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和麴氏等五姓主政，期间皆以高昌城为王国治所。唐王朝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攻灭麴氏高昌王国，遂设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其中西州与高昌县同治高昌城。随着唐王朝在东天山统治的稳定，又将安西都护府自交河城移至高昌城。之后，唐王朝在安西四镇的经略每遭挫折之时，均将安西都护府治所回迁至高昌城。9世纪晚期，回鹘政权占据吐鲁番盆地，以高昌城为都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因回鹘亦都护家族长期执政，高昌城又得名“亦都护城”。入元以后，回鹘亦都护王被迫东迁至今甘肃永昌一带，兴盛千余年的高昌城由此逐渐衰落。1383年，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对高昌发动战争，高昌城严重毁损。至明代高昌城彻底荒废，《明史·火州传》载：“火州又名哈拉，在吐鲁番东三十里。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

高昌故城卫星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疆尤其是天山南的环塔里木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备受西方关注。以英、俄、德、日为代表的列强诸国纷纷派遣考察队进入中国新疆的环塔里木地区，这些探险家打着考古探险的幌子，在进行测绘地理交通、刺探军事情报的同时，对诸多古迹也进行了疯狂肆意的盗掘。高昌故城即是被破坏的遗址中较为典型的一处。

相比交河故城，西方探险家对高昌故城的调查与盗掘活动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植物学家艾尔伯特·雷格首先报道了高昌故城，并草绘了故城位置图。数年后，俄国旅行家格鲁姆·格兹麦洛再次探访并向外界报道了高昌故城及附近古迹的概况。1909—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重点对高昌故城及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进行调查发掘，对遗址概况进行了勘测和拍摄。

1902—1914年，德国先后组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考察，其中3次均涉及对高昌故城的考察发掘。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领头，他对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科学测绘，并对故城及附近的佛教和摩尼教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大批壁画、泥塑及古代写本。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考察由勒柯克主持，他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迹，震动考古学界一时的“摩尼画像”即为勒柯克在高昌故城西北角发现的。此外，他在高昌故城可汗堡还发掘了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主客长史阴氏造寺碑”，2处佛塔基址也出土了一批佛经手稿，他的助手巴图斯还发现了稀有的景教文献。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依旧由格伦威德尔主持，他再次对高昌故城内寺院遗址进行了挖掘。

摩尼画像

（勒柯克《新疆地下文化宝藏》2013 中译本）

高昌故城可汗堡遗址（1907 年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2019 中译修订本）

斯坦因曾4次进入环塔里木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高昌故城。1907年，斯坦因首次抵达高昌故城进行考察。1914年，他再次抵达吐鲁番，对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进行了简单绘制，同时挖掘了内城东南角寺院遗址、外城墙东北佛寺遗址以及内城东城墙外寺院遗址，出土许多小片粟特文文书、汉文文书以及回鹘写本。1928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队员，对高昌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写到：“高昌城位于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落之间，当地人又称故城为‘伊底库特赛里’或‘达克阿奴斯城’，后者以吐峪沟‘麻扎之传说’而得名。相传，在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前，有六个罗马人来到此地，其中一名为达克阿奴斯的人最先筑此城，故得此名。城址存有一片残墙、土堆。故城周长约十里，城址的总体结构保存尚且完整，所存大宗建筑多集中于子城内的西北部，多是寺庙遗迹，呈穹窿形，土坯砌筑，所存建筑上残留有涂泥粉和彩绘。”

新中国成立后，高昌故城的考古调查与保护逐渐得到重视。基于高昌故城一百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我们目前对高昌故城基本的形制布局有了相对较为详细的了解。现存故城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结构，城市功能分区明显，如官署区、商业区和佛教寺院区等均集中分布于故城不同处。

修复后的高昌故城外城墙

外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5.44千米，南城墙长约1.42千米，北城墙长约1.32千米，西城墙长约1.37千米，东城墙长约1.32千米。外城墙基厚约12米，夯土砌筑，夯层厚8—12厘米不等。外城城墙具有显著的军事防御构造特点，筑有角楼和马面。此外，考古工作者于2005年在西城门外发现瓮城遗迹，在外城墙外发现护城河、壕沟等遗迹。闫文儒先生20世纪60年代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相对科学的考古调查，他基于实地考察研究认为，高昌故城的布局近似于唐代长安城，宫城位于故城北部，故城共有城门9座，其中南城墙开3门，其余城墙各开2门，外城东南部存在2处手工业作坊。后据郑炳林先生考证，不仅高昌故城的整体形制布局受到中原皇城的影响，城门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汉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吐鲁番阿斯塔纳171号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中出现的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武城门和横城门，分别对应的是东垣南门、东垣北门、西垣南门、西垣北门、北门、北垣西门和南垣门之一。

高昌故城修复后的佛塔

外城内佛寺分布面积较大，宋代王延德曾记载高昌回鹘时期尚有唐寺50余处。如今保存相对较好的仅东南小佛寺和西南大佛寺遗迹。东南小佛寺仅可见修复后的佛塔建筑，整体形制呈现为圆形拱顶与方形塔身的混合构筑。西南大佛寺遗迹由殿堂、经堂和僧房3部分组成。主殿中心柱正壁原存坐佛像一尊，现仅见佛龛残迹。佛龛周围分布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千佛雕像。大佛寺区的其他建筑多为纵券顶及穹窿顶结构，具有典型的高昌回鹘艺术风格。

高昌故城西南大佛寺僧房建筑遗迹

有关高昌故城手工业作坊遗迹，孟凡人先生认为在唐西州时期，高昌城的工匠和作坊有所增多，唐代文书记载的缝匠、苇匠、木匠、皮匠、画匠、油匠、杀猪匠、铁匠、铜匠、泥匠、弓师以及城作等，还有造纸作坊、酒坊和匠店等，均集中于高昌城内。同时，市的规模亦有所扩大，出现了按照商品种类经营的行，如果子行、菜子行、米面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衣行及杂货行等。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千米，东西宽约0.8千米。内城城墙仅存西城墙和南城墙遗迹，建筑结构为夯筑。内城西城墙北端有城门，门内见一条长约40米、宽约2.5米的狭长通道。有学者认为内城的始建年代要比外城早，修筑年代应不晚于4世纪初，且应是前凉和北凉时期高昌官署所在。内城曾有沮渠安周的住所，而后捐为佛寺（陈凌，《丝绸之路的古城》）。

宫城位于故城最北部，即现在的可汗堡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0.2千米，南北宽约0.3千米。阎文儒先生认为宫城可能修筑于回鹘高昌中晚期，晚于外城和内城。宫城内现存遗迹较少，中间位置有一高约15米的塔式建筑，其东侧和北侧均为房屋基址。

高昌故城（侯晓晨 拍摄）

关于外城、内城和宫城的位置关系与修筑年代一度备受学界关注。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内城的修建要早于外城，外城是经过多个历史时期多次修建而成的，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最北部，但在具体问题上许多专家仍各持己见。孟凡人先生认为，现存故城外城在唐西州时期是不存在的，唐代高昌城将麴氏高昌城的宫城改为子城，并推断唐西州时期的工匠作坊大量增加，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经济功能更加明显。陈凌先生则认为，高昌故城外城垣始筑于十六国的前凉时代，他基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城墙的4个14C标本测年时代，指出西城墙修筑经历了北凉、麴氏高昌、高昌回鹘三个时期，他还推断出内城在前凉、北凉时代应是高昌官署所在，而宫城可能修建于沮渠安周时代，沮渠氏从内城迁出后于其北部营建新宫，此后一直沿用至麴氏高昌时期，也即现在的宫城遗址。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高昌故城的形制布局会逐渐得以明晰。

高昌故城地处丝路中道要冲，一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无论对于西域学术的研究还是西域历史的客观阐述，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961年，高昌故城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机构先后就高昌故城的考古调查和保护进行多次发掘与修复工作，2006年、2008年国家开展“大遗址保护项目”，斥资上千万元完善高昌故城的基础设施和遗址保护建设以及相关考古调查工作。2014年，高昌故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极大提升了高昌故城的保护力度。

北庭故城

北庭故城位于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约12千米天山北麓的绿洲平原上，处在古代丝路北道要冲，历史上一度是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碰撞、交融的前沿。两汉之际，这里曾是车师后国的王治所在地，东汉王朝曾任命耿恭为戊己校尉，屯戍金满城。根据孟凡人先生考证，在唐代经略东天山前后，北庭故城先是西突厥射匮可汗与统叶护时期设置的“北庭”，统叶护将牙庭迁至石国千泉后，这里成为西突厥在东天山的重镇。统叶护死后的贞观二年至九年（628—635年），此城先后被阿史那社尔、欲谷设占据，这一时期（611—640年）的北庭故城史称“可汗浮屠城”。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王朝在此置庭州。但需要注意的是，贞观十四年所置庭州，实为西突厥阿史那步真部代为管辖，庭州作为正州的设置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下辖金满、蒲类和轮台三县，其中庭州与金满州县同治于今北庭故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阿史那都支叛乱，庭州失守，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平定叛乱，龙朔二年（662年），唐王朝在庭州置金山都护府，至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罢废。长安二年（702年），唐王朝又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景龙二年（708年）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玄宗继位后，唐王朝正式设置碛西节度使，统辖西域军政，“北庭大都护府”自此降为“北庭都护府”。天宝以后，唐王朝于东天山北路置北庭节度使，“北庭都护府”由此升格为“北庭节度使”，《资治通鉴》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其中瀚海军即与北庭节度使同治北庭故城，有驻军一万二千名，战马四千多匹。永泰元年至建中二年（765—781年），北庭节度使府再降为北庭都护府。建中二年至贞元六年（781—790年），北庭都护府再度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都护并加北庭伊西节度使，此建制一直持续至北庭沦陷。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北庭成为西州回鹘的都城。元代于此设宣慰司、行尚书省、元帅府等重要机构。元亡之后，此城逐渐废弃。

北庭故城卫星图与平面图

大概自清代中期以后，北庭故城逐渐得到了诸多文人骚客的探访，至近代以降，这里继而又成为西方探险家重点光顾之地。18世纪60年代末，谪戍新疆的纪昀因故考察了北庭故城，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道：“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垒成；每墼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旧瓦亦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有铭，绣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惟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徐松在东天山北麓考察水道的时候，也曾考察北庭故城，他发现了“唐金满县碑”、唐代与元代造像碑、铁钟及唐代铜像等遗物，其在《西域水道记》中有载：“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屠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唐造像碣，元造像碣。余归程宿于保惠城，日已西衔，驰往护堡游访破城，孤魂壇有败刹，悬铁钟厚寸许，剥蚀无人，形如覆釜。土人戒不得使有声，误触而鸣，立致黑风。发地每有唐时铜像。余收得二铺，高踰四寸，背皆有直孔。”

斯坦因所摄北庭故城一角（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野村荣三郎等人抵达北庭故城，在城内西北角一处古代寺庙中挖掘出16块唐代残碑。1914年，斯坦因到此考察，他测量外城区域整体呈方形，每边长约1975米，城墙的东北部因河水侵蚀而完全消失，仅西北角城墙保存较好，城墙底部厚9.1米，残高约6米，墙角的角楼遗迹仍很坚固。内城形状不规则，城内遗址基本毁损。外城东南约23米的地方为古代庙宇遗址，残墙高约1.8米，土坯修筑。斯坦因派人对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取少量塑像、浮雕、花砖等遗物。西城墙外约1006米有一处大型土丘遗存，斯坦因认为是烽燧遗址或是古代佛塔遗迹。

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队员袁复礼先生在北庭故城进行了专业的考古调查，袁先生绘制了比野村荣三郎和斯坦因更为精确（比例尺为1:10000）的城址平面图，城墙多半已经毁损，仅存高1.3—1.7米的残垣，城址南北长30千米，东西宽8—9千米。其中故城的北半部分占全城面积的五分之三，南北长，东西较窄。北城东北部有一高台，袁复礼先生认为是都护府房基遗址。故城的南半部分，南北短，东西较宽，里面有狭窄的街巷小道，发现40多间房基。城内采集唐开元铜钱9枚，并在城址南边东门发现一枚被盗掘而又丢弃的佛头。

1980 年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与瓦当拓本（《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对北庭故城进行了全面调查，测得故城有内外双重，平面均呈不规则长方形。外城周长约4.6千米，除东墙外大多保存较好。外城四面城墙原各有城门一座，调查队考察时仅北城门保存较好。城墙外有马面遗迹，北城墙、东城墙各存7个，南城墙存7个，西城墙存14个，共35个；敌台存1座，位于西城墙中部偏南处；角楼存4座，仅西北角楼保存较好；羊马城位于外城北城墙中部北侧。城墙外有护城壕，与东坝河相通。

1980 年北庭故城平面（1—6、8、10、12 为建筑遗迹，7、9、11 为残墙基，《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

内城周长约3千米，北城墙呈曲折状。城门亦有4座，仅北城门和西城门保存较好。内城存马面14个，北城墙与西城墙各4个，南城墙存6个，东城墙无存；敌台存2座，位于东城墙与西城墙中部；角楼存3座，分别为东南、西南和西北角楼。内城外亦有护城濠，东城墙紧邻东坝河。调查人员在城内采集有陶器、建筑器物、开元通宝钱币以及佛像残块等遗物。

20世纪90年代，刘建国先生等基于不同时期的遥感图片，结合实地勘察数据对比分析，进一步明晰了故城近年来的保护概况及形制特征。故城内在1959年几乎还没有居民，内、外城的城墙、马面、敌台及羊马城等清晰可辨，外城西部南段当时被开垦为农田。1980年代左右，外城南城墙和西城墙等多处已修筑房屋，受到严重破坏。城内甚至修筑了公路，公路西侧基本被农田和村舍占据，这一区域的遗址基本毁损。刘建国先生根据航片发现，当时北庭故城内沟渠、道路两旁都有夯土结构的墙垣，城址被其分成若干小的区域，很可能即是当时的里坊遗址。通过航片分析，还发现内城的东北部有一重城圈，可能是宫城位置。另外，刘建国先生根据解译所发现的与城门连通的大型沟渠推断，故城曾存在较为发达的水运体系，舟船作为主要工具的水上交通运输极为便利。

北庭故城入口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北庭故城的调查和测量又取得新的进展，勘测到北庭故城为三重城，分别是外城、内城和宫城，平面均略呈长方形。由残垣仍可看出，故城建筑风格具备典型的军事防御特征。宫城位于内城东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0.22千米，南北长约0.3千米。墙垣外亦修筑有护城壕沟。整个北庭故城内出土有大量唐代风格的建筑材料及文物。

考古学者研究认为，外城修筑年代应在唐初，内城则可能修建于相对较晚的高昌回鹘时代。2016年，考古工作者对故城外城南城门进行了探沟式考古发掘，结合出土遗物14C测年判断，南城门修筑于唐代，地层中遗迹遗物也显示外城的主要使用时期为唐至元代，应在北庭都护府或北庭大都护府时期修建。201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北庭故城遗址展开了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外城北门瓮城出土一枚开元通宝钱币，同时在内城发现有使用高规格唐代莲花纹方砖铺设的地面，为确定外城修筑年代以及府治机构级别提供了新的佐证。

北庭故城残存城墙

北庭故城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随着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逐渐被挖掘出来，同时与之相关的遗址保护与开发亦受到各界关注。北庭故城先于1988年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2010年又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也是新疆首个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北庭故城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天山北麓中国新疆段唯一一处历史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新疆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安西大都护府军防布局研究”（课题编号：19VXJ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1月刊，作者为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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