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建弘题记“建弘题记”是位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左上方的一方墨书题记，因题记最后一行写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题字，故而得其名。“建弘题记”是目前中国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石窟考古中取得的最亮丽的成果之一。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三十日，这是一段极为平常的日子，但对炳 ...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建弘题记

“建弘题记”是位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左上方的一方墨书题记，因题记最后一行写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题字，故而得其名。“建弘题记”是目前中国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石窟考古中取得的最亮丽的成果之一。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三十日，这是一段极为平常的日子，但对炳灵寺石窟乃至整个中国石窟考古界来说却是一段伟大的日子，更是一段石破天惊的日子。就在这一年，为了更好的保护刚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炳灵寺石窟，甘肃省文化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炳灵寺石窟调查组”，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为期五十天的调查。考察队员由当时甘肃考古界的精英们组成，他们是岳邦湖、吴柏年、初世宾、赵之祥、乔今同、董玉祥和炳灵寺文管所的王有举和王万青等。实际上，这次考察是在继1952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组织的第一次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察活动，因此被称之为第二次考察。1952年第一次组织考察时，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登上“天桥洞”，也就是后来编号的第169窟。第二次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攻下炳灵寺石窟中最为险峻，同时也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洞窟——天桥洞。

天桥洞（169窟），是炳灵寺石窟中窟形最大位置最高的洞窟，位于距地面（大寺沟底）近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清同治（1862—1874）以前有栈道连通，同治战乱期间，包括通往169窟的栈道在内，炳灵寺所有的木构建筑全部被烧毁。从此，近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没有人登临天桥洞了，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未解的谜团，加之历史文献中有“藏古书五笥” 的记载，就更加令人神往。1951年陇上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做的初步考察和1952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联合组团做的第一次考察，均没能登上天桥洞，只是从望远镜中探测一二。

第二次调查较第一次调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历时五十多天，第一次考察仅仅坚持了七天就撤了；二是做了科学合理的分工安排，分为窟龛编号、摄影、墨拓、文字记录、重点洞窟测绘等几个工作小组，分头开展工作；三是已经成立的炳灵寺石窟保护机构——永靖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为调查组提供了可靠充足的后勤保障。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十多天中，考察队员们究竟哪一天那一刻登上了天桥洞（169窟），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考察队员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在附近老乡和寺院喇嘛们的协助下，利用架设的云梯和绳索冒险登上的险峻而神秘的天桥洞，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队员们在洞窟北壁发现了一方宽0.87米、高0.47米的墨书题记，共21行，每行约24字，在题记最后一行写着“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落款，因此这一题记被后来人称之为“建弘题记”。建弘元年即公元420年，中国石窟中最早的纪年题记在炳灵寺石窟发现了，这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发现，从此揭开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新篇章。

建弘题记发现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对建弘题记及其周边的壁画和塑像展开了解读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其价值做出了积极、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作为第二次考察队队员之一的原甘肃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玉祥先生执笔了这一次的考察成果——《调查炳灵寺石窟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简报中虽然没有全文公布建弘题记的录文，但对建弘题记做了介绍和评价：“据目前所知，在国内石窟中，如新疆诸石窟、敦煌、天梯山、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窟内所存的纪年题记，还没有比它更早的。敦煌莫高窟虽有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记载了前秦建元二年（366）由沙门乐僔开始创建，但在现编四百八十六个窟龛中，究竟哪一个为乐僔所造，还很难确定。云冈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由著名高僧沙门统昙曜修建五大窟开始。这也比此方题记迟了半个世纪。由此可见一六九窟建弘元年题记的发现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也为我们研究西秦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

位于炳灵寺169开窟第六龛中的建弘题记

建弘题记是在一个特殊的国度，特殊的年份，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纪年题记，对后世产生了非凡的意义。众所周知，西秦是乞伏鲜卑在周边强敌如林的地方所建的割据政权，他的东有后秦，西南有吐谷浑，西北有南凉和北凉，东北有赫连勃勃的大夏。西秦共历四帝四十七年，国力不强，国运短暂，而且命运多舛。淝水之战后，原先依附于前秦的乞伏鲜卑在其首领乞伏国仁的率领下起义，宣布自立。385年，自称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榆中东北大营川）为都，史称西秦。建义三年（388年）乞伏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大单于，河南王，迁都金城（兰州西）。太初八年（395年）乞伏乾归称西秦王。太初十三年（400年），后秦攻打西秦，西秦大败而失国，乞伏乾归成了亡国之君。太初十五年（402年）乞伏乾归之子乞伏炽磐受后秦姚兴委暑为建武将军、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六年后（408年）乞伏炽磐击败南凉，攻克枹罕（临夏），拥戴其父乞伏乾归再度称王。永康元年（412年）乞伏炽磐定都枹罕，国号为永康。420年乞伏炽磐立子乞伏暮末为太子，改国号为建弘，这一年就是建弘元年。

第169窟 外观

西秦国的四十七年基本上是在飘摇动荡中经过的，外部强敌环伺，内部王族倾轧内讧，人民无不渴望一个和平安详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西秦这么一个国力羸弱且政局极不稳定的小王国，佛教何以如此兴盛的原因。作为统治者的乞伏家族也十分崇信佛教，寄希望佛祖保佑政权永固。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载：“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世居苑川，为南单于。前秦败后，遂称秦王，仍都子城，尊事沙门。时遇圣坚行化达彼，仁加崇敬，恩礼甚隆。即播释风，仍令翻译，相承五主四十四年。”

对于西秦这样一个诸侯国而言立太子乃是国之大事，在古代立太子而改元也是常有的事。在这样一个举国喜庆的日子里修庙塑佛绘像是再自然不过了，据《资治通鉴》卷119载：“永初元年（420），春，正月，乙亥，魏主还宫。秦王炽盘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仍领扶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改元建弘”。 我们再从建弘题记周边的其它供养人题记来看，参与营建洞窟的均是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有国师高僧，有皇室眷属和达官贵人等，如护国大禅师昙摩毗、比丘道融、博士安南姚庆子、侍生广宁邢斐，更有皇室成员“乞伏罡集”“清信女妾王”等。

综上所述，公元420年，崇信佛教的西秦国王乞伏炽磐宣布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改元建弘，并大赦天下。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西秦国的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们对当时的“皇家寺院”——唐述窟（炳灵寺）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修，修完后留下了“建弘题记”，这应该是建弘题记的缘起和来历。

令人欷吁的是，当时参加调查组的成员们，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在此，对我们石窟考古界的前辈表示由衷的敬仰之情。

炳灵寺169窟第6龛供养人

第169窟第11龛壁画

　　（作者：曹学文）

　　（来源：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