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丽交往，史迹犹存1999年，月湖东岸宝奎巷一带，一处宋代遗址在配合宁波月湖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得以发现。除了揭露出部分宋代建筑基址，该遗址还出土了北宋时期越窑青瓷制品和高丽青瓷等文物。可不要小看了高丽青瓷，这是直接受到越窑青瓷影响而创烧并大量回流到瓷器故乡的唯一一种外国瓷。联系到文献记载，发掘者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宋代设在明州（今宁波）的“高丽使行馆”之所在呢？作为此次发掘的成果之一，该 ...

宋丽交往，史迹犹存 1999年，月湖东岸宝奎巷一带，一处宋代遗址在配合宁波月湖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得以发现。除了揭露出部分宋代建筑基址，该遗址还出土了北宋时期越窑青瓷制品和高丽青瓷等文物。可不要小看了高丽青瓷，这是直接受到越窑青瓷影响而创烧并大量回流到瓷器故乡的唯一一种外国瓷。联系到文献记载，发掘者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宋代设在明州（今宁波）的“高丽使行馆”之所在呢？作为此次发掘的成果之一，该行馆的大致范围得以确定。为唤醒历史记忆，发掘结束后即在原地建设了展示馆，布置了“明州与高丽交往史陈列”。那么，历史上的“高丽使行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说起高丽，容易让人联想到“高丽参”，这种产自朝鲜半岛的红参正是在高丽时代（918—1392）随着朝贡使团传入中国后因广受追捧而得名。高丽王朝是朝鲜李氏王朝之前半岛上的统一政权，由后高句丽贵族王建成功起事后所建立，王建改国号为高丽，史称“王氏高丽”，其存续时间大体相当于我国史上宋辽金元及明初。高丽自建国伊始便积极结交中国，史称“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此即所谓宗主国对藩国的封贡关系。北宋初，高丽国王王昭即接受宋太祖册封并“行宋年号”，明确了封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官方的贡赐交往，宋丽之间的私商贸易尤为引人瞩目。

熙宁复交，改走明州 在北宋初期复杂诡谲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相对弱势的高丽利用后世所谓“二元朝贡制”在宋、辽之间左右逢迎，周旋图存。公元994年高丽向征服者辽国称臣，其后宋丽关系时断时续。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高丽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率团“来贡方物”以后，宋丽官方断交达四十年，直到“联丽制辽”政策出台后宋丽复交（1071）。宋丽复交为明州港崛起带来重要契机，也为日后高丽使行馆的建造提供了政策背景。

契机在于宋丽通使路线的改变。由于传统上经登州、莱州、密州的北方航线受到辽国掣肘，熙宁七年（1074）高丽遣使奏请“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得到宋廷许可，“自是（高丽）王徽、王运、王熙修职贡尤谨，朝廷遣使亦密，往来率道于明……明州始困供顿”（《宝庆四明志》）。日益频繁的宋丽交往很快让明州地方政府吃不消，《宋史·高丽传》对此也有记述，“初。高丽入使，明、越困于供给”。原来，作为宋朝设置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的几大口岸城市和沿海国门之一，明州不仅要管理外贸事务，还承担了部分外交职能。明州到宋都汴京（今开封）路途遥远，进出明州港的宋、丽使团的迎送、安置、款待、陪同等一应接待事务，都由明州政府出资承办；此外还负责筹备出使、持牒报信等事务。在“元丰法”（1079年）规定明州为宋丽之唯一进出口岸后，其涉外接待任务更重。

关系升级，创馆设司 受“联丽制辽”政策指引，熙丰时期以高规格接待丽使，礼数十分周全。相关口岸及沿路城市纷纷修建迎送高丽使节的“高丽亭馆”，还修建舶商用以祈福的海神庙等配套设施。元丰初，明州奉旨在出海口定海县（今镇海）修建了“高丽贡使馆”乐宾馆和“为丽使往还赐宴之地”的航济亭，皆由神宗皇帝赐名。据宋人记载，熙宁九年（1076）十月的一次高丽贡使来访中，明州州级长官“知州、通判出城迎接，管设饯行仪式”，完全按照朝廷规定执行。沿袭“联丽制辽”政策的徽宗更加重视宋丽关系，政和四年（1114）将丽使升级为最高规格的“国信使”，“礼在夏国之上，视同辽朝之礼”，双方通使规模空前。明州既有的接待设施已然不敷需求，接待压力空前。高丽使行馆就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关于其来龙去脉，《宝庆四明志》有记：“政和七年（1117），郡人楼异除知随州，陛辞，建议于明置高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办三韩岁使。且请垦州之广德湖为田，收岁租以足用。既对，改知明州。复请移温之船场于明，以便工役。创高丽使行馆，今之宝奎精舍，即其地也”。绍兴五年（1135）该馆（又称“高丽行衙”）被管理酒专卖的“都酒务”占用，淳熙七年（1180）其地被赐给丞相史浩。由此可知，名义上存在了十八年的高丽使行馆从创建到营运皆由明州地方政府操办，由负责高丽事务的高丽司（来远局）负责管理，其营运费用来自广德湖改田后的岁租。

作为知州楼异勾画的对丽工作蓝图的组成部分，高丽使行馆不仅是奉令“馆待”（安置加款待）宋、丽使团的场所，是宋代完善馆驿系统的一员，也是宋丽贸易的专门场所兼仓库。在北宋末年宋丽关系蜜月期，相信这里一定是明州城内最为华丽闪耀、熙熙攘攘、充满异域风情的所在。宣和五年（1123），宋朝使节路允迪、傅墨卿乘坐楼异监造的华丽的“神舟”船队出使高丽国前夜，一定也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饯行派对。楼异等人可能想不到的是，仅仅是三年之后，“高丽使行金正朔”（对金称臣），宋丽关系渐行渐远，高丽使行馆逐渐失去了存在价值。

海丝遗产，历史明证 客观地说，高丽使行馆的创设或许没有达到北宋君臣的预期，但在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扩大东亚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包括银子、铜器、青器、人参、药材、丝绸、川锦等在内的宋丽两国物产经明州港源源不断向对方输送，随之而来的还有两国在文化、艺术、宗教等方方面面的交流。在输入的高丽货中，除了高丽人参，畅销明州的还有“高丽黄漆”和“高丽青器”，后者即高丽青瓷。

从其遗产价值来看，高丽使行馆不仅见证了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是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联结点口岸城市的又一明证。当然，它的性质不同于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使馆”，而是由所在国出资建造并管理的涉外事务专门场所。根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方面也有创置类似的馆亭“以为(宋使)迎送之所”，如“安兴亭”“西效亭”“顺天馆”等等。

中国文物报2017年1月20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