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原作者: 林沄 |
来自: 考古 |
发布时间：2021-6-20 16:14 |
查看: 650 | 发布者: Ansanjin |
摘要: 国家与文明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 ...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四篇，著名考古学家林沄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林沄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林沄认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并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主要从事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的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使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诞生产生许多新的见解。由于不少学者都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见解，国家起源的研究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热议的话题。这里先简述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对国家起源的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在1982年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的发现和1983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及其附近高规格的随葬有大量精美玉器的积石冢的发现的刺激之下，根据红山文化晚期到末期的“坛庙冢”遗迹，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①。这种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论断，一方面使他所写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1]被选为1988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语文试题必读范文，使近300万考生作文前同时阅读。另一方面引起学界展开了对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其实，在1985年于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2]的学术报告时，苏秉琦还是把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放在“古文化”的时期之中的。只是强调了这些早到五千年前的遗迹，“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与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种聚落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在这个报告中，他虽然指出红山文化“已达到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但同时还说“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可见那时他认为这种“高一级的组织”并非“古国”。在文明起源的大讨论中，有不少人反对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作为文明的体现。理由正是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红山文化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何以进入文明呢？苏秉琦在1986年作《文化与文明》的讲话时说：“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文明火花的爆发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熔合。关中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和大凌河红山文化的龙结合在一起，便产生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坛庙冢包括玉龙的出现，是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3]。这里用强调“文明的起源”来代替文明形成的标准。用“文明火花的爆发”来代替进入文明时代，似乎有意模糊争论的焦点。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交，苏秉琦确实“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思着文明起源的过程。在1991年“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讲话时，他明确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4]到了1993年在和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他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中心是燕山南北。”这是他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同时又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5]这是把他原来的“古国”概念明确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而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古国”。到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四十周年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而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可惜，这个讲话现在只留下一个提纲[6]139～140，142。同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辞中，他继“三部曲”后又提出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6]231～232。这是他对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更为系统的论述。较详细的展开则见于1994年1月他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大型丛书作的序[6]233～234和被推选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名誉主席而提交的论文提纲《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6]132～134。他提出三部曲的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北、英金河畔和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方国)，秦长城和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距今分别约6000年、4000年、2000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故可称“原生型”，在三种模式中最具典型意义。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是从北方突破引申出来的。洪水和治水至关重要。考古工作证明沿京广线和陇海路距今四五千年至少有三处洪水遗迹现象：邯郸、洛阳、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唯一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间，与传说中洪水泛滥和禹治水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四五千年前。“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夏商周秦的始祖都与治水事业有关，各有自己的开国史。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应清楚，可称为“次生型”。秦汉帝国解体后一两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自的开国史也都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可谓“续生型”。这三种模式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经历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全过程，也就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祭祀建筑和积石冢群相结合的遗址苏秉琦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论，是他对中国考古新发现结合历史记载勤于思索的宝贵结晶。可是他在提出这一理论后，只有三年多就与世长辞了，来不及作充分的反思和进一步详细的论证。但是他提出的应该在“实践中、在历史和考古结合中”不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就是以完成恩格斯未能完成的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认识的任务，显然是中国考古学者都应该自觉继承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