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博士。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自汉代起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经由碎叶、高昌等地进入河西，与中国贸易、通使，又同突厥、回鹘、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建立过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空前发达，同时也成为粟特人入居中国并走向汉化的重要阶段。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对粟特人在隋唐五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汉化过程不甚了解。本文根据墓志、经幢、碑铭等石刻史料，讨论这一时期入居中国粟特人及其后裔的汉化，包括迁徙和散居、婚姻状况、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就正于方家。

迁徙和散居

粟特人在中国各地经商，足迹甚广，随之而在各地定居。学者们依靠汉文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魏晋以来吐鲁番、敦煌、罗布泊、且末、河西、内蒙古、疏勒、于阗、龟兹、河朔、辽东等地粟特人的聚居情况在讨论长安、洛阳两地的西域人活动时，向达、李健超都利用了大量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实际上结合文献资料，还可以发现一些粟特人的聚居点，以下分述之:

(一)太原、获鹿

恒州西北的太原有袄教徒活动。据《翟突娑墓志》云:翟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康武通墓志(勒成于672年，以下引用石刻资料，一般在括号中注明勒成时间)、安孝臣墓志(734年，《千唐志斋藏志》，图版273、739)都称墓主为太原郡人。获鹿也有粟特人。恒州获鹿有胡神祠。《宝刻丛编》中有“唐鹿泉胡神祠文”一目，云为“唐来复撰并书，宝(历)二年(826)四月立在获鹿”。所谓“胡神祠”无疑是指摩尼教或袄教寺庙，而更可能是座袄祠。陈垣先生曾说:“大秦、摩尼寺均称寺，而火袄词独称祠，间有称庙者，亦隐与大秦、摩尼有别。”获鹿地连云朔，恰当幽州向西进入洛阳的孔道，而且有粟特人居住。在获鹿本愿寺有一“本愿寺庆善等造经幢题名”，据考订为707~708年之物，上有安礼楷、史远道、经主张宝德妻石等人名，估计是安、史、石国人的后裔。

(二)固原和建康

1981年宁夏固原发掘了两座唐墓，其中一座出土了仪风三年(678)史道德墓志，开首云:“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今甘肃高台西南)飞桥人氏。”对史道德的族属，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粟特人后裔、十六国时期流寓凉州的汉人史淑之后裔、奚族内迁者之后裔。

我支持第一种观点，固原在唐代属原州，是六胡州粟特人向南进入内地必须经过的一座城市，因而存在粟特人定居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有一条有力的证据，即史道德族人有担任萨宝这一袄教首领者。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佐证。在高昌发现的史佑孝砖铭(565年)，题为:“交河郡功曹史... ...建康史裙祐之墓表。”可见史祐孝的先人，是从建康迁移到交河这座中西交通重镇的。我们虽然还不能象有些学者那样，把建康勘同为粟特人的发源地昭武城但，建康做为河西走廊上的交通枢纽，东联长安，北达灵武、原州，西通武威、高昌，南接吐谷浑，成为粟特人聚居点的可能性很大。

(三)会稽康氏

唐代康氏是会稽的一大望族。康遂诚墓志云:“公字筠，会稽山阴人(《宝刻丛编》卷十三);康氏墓志(760)云“夫人会稽人”;也有一些人以会稽入封赠，如康日知墓志(805年)之“唐会稽郡王康日知”;康志睦(康日知子)墓志(861年)之“太尉会稽郡王康志睦”(《宝刻丛编》卷七)即是。

但颜真卿所撰康希铣神道碑曾详述了会稽康氏的谱系，一直上溯到周武王少弟卫康叔。宋人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五也叙及这一支的迁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记载，是因为康希铣的族人伪造世系。和汉族人一样，粟特人后裔也经常伪造世系，最著名的是武威安氏被称为黄帝苗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安师墓志(657年)、康达墓志(669年，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中都自称为东汉永平(58~75年)安息国侍子仰的后代等等。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康希铣等人是东汉或者魏晋时期来华中亚人之后裔，因年代久远，屡次迁徙，到8世纪汉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因此《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康希铣及其兄康显的著作多种。

据《新唐书·康日知传》，知康日知父子为灵州人，日知祖父康植开元时曾缚康待宾，助唐平定六胡州之乱，应该也是突厥降胡，即贞观四年领利可汗败亡后，由突厥入居中国的粟特后裔，而封赠中屡称会稽，已有冒认会稽康氏之嫌。我们进而可以推测，即使会稽本地纯粹的粟特人很少，但由于门阀观念的影响，还是会有一些新入华的粟特人及其后裔冒籍会稽康氏。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资料，证明粟特人在其它地区活动，如:(一)淄川。康叔卿夫人墓志铭(857年)就出于山东淄川。康君傅夫人墓志铭(856年)记傅氏卒后“迁于淄川县万年乡之西北三里孝水之西原”。(二)长沙。安度墓志铭(659年，《千唐志斋藏志》，图版143)记安度为长沙人。

分析现有材料，可以看出粟特人的迁徙和定居的范围很广。一些纪念建经幢、修桥梁等公共事业的石刻，如上引获鹿本愿寺经幢，除了一些粟特姓氏，往往记载了更多的汉族人名，这可能是粟特人与汉族混居的结果，下文所讨论的可以解释这种混居的由来与影响。

婚姻状况

粟特人进入中国后，多以国为姓，即康、安、曹、史、米、何、石，其中康、安、米三姓在隋唐几乎为他们所独有。以此为主要判断标准，粟特人的婚姻可分为胡姓联姻与非胡姓联姻两种。

蔡鸿生搜集了康曹、康石等姓联姻事共九例;实际上还可以发掘出一些材料。例如，安重遏次女嫁康氏(954年，《千唐志斋藏志》，图版1232);康富多夫人康氏(707年);安神俨妻史氏(680年，《芒洛冢墓遗文》三编)。

从墓志中可以搜集大量非胡姓通婚的例证。如安延夫人刘氏(653年，《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二);康公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康威夫人韩氏(722年，《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五)，康公夫人许氏(746年，《宝刻丛编》卷十三);康君夫人傅氏(826年)等。刘、韩、许、傅等显然都是汉姓。

从上举例证中可见粟特人的非胡姓联姻主要是与汉族的通婚，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这种婚姻变得更加普遍。开元寺三门楼题刻中有:“何叭拨(妻曹)息忽(妻康)息名运(妻赵)”的题名(《八琼室金石补证》卷四二)，何叱拨父子两代属于胡姓通婚，到了叱拨孙何名远这一代就与汉族通婚了。又如上举安重遏墓志载，安重遏娶刘氏，所育五女除一个嫁给康氏外，其余都嫁给了汉族。安崇礼(安重遏长子)墓志(971年)记崇礼娶高氏为妻，生长子安隐娶清河张氏(《千唐志斋藏志》(图版1246)。唐朝著名诗人元镇之妻也姓安氏。

那么，对于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唐朝政府持什么态度呢?向达先生曾指出:“《唐会要》所纪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有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之语，代宗时回给诸胡在长安，亦往往衣华服，诱娶妻妾。天宝以后，河陇陷于吐蕃，胡客留长安不归，亦皆娶妻生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是时中外通婚数见不鲜，并为律所不禁也。”向先生所言，大致为确论，唯“律所不禁”一点，尚有疑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曰:

开成元年(836)六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780)10月6日敕，诸锦、、绫、罗、、绡、织成细紬、丝布、牦牛尾、真珠、银、锡、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

如果仅从文义看，粟特人也应该属于“外国人”，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骤衰，丧失了西域控制权，粟特人很难再经河西走廊这一捷径进入内地，同时阿拉伯人已基本控制了中亚地区，开始了中亚伊斯兰化的进程。因此唐与粟特本土的直接交往已经隔绝，史籍所载粟特人的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773)康国、米国、石国入贡。到开成、建中年间，留居中国的粟特人主要是开元、天宝以前入居者的后代，上述禁令对这些粟特人后裔恐怕并不适用，这样才出现了上面列举的那些通婚事例。

非胡姓通婚的增加，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儿，即使这些混血儿沿用昭武九姓，他们也不是纯粹的粟特人了。唐代中期就发生了胡人后代不以深目高鼻儿为己出的趣事，张鷟《朝野佥载》卷五记曰: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儿，深目而高鼻，疑非其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

本书所记多是鷟耳闻目见者，宋察事应该亦有所本。按宋氏虽为汉姓，但是张鷟称其先祖为胡人，生子又有深目高鼻的面貌特征，所居广平东距粟特人的一个聚居点幽州甚近。宋察可能是改姓宋氏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是商业民族，商土经商多是男人的事业，迁移并定居之人中也应以男性为多。他们一旦在他乡定居，只能与异族婚配。如果东西交通顺畅，这些粟特人能够和粟特本土保持经常的联系，则所受异民族影响较小;一旦与本土联系中断，非胡性联姻无疑将促进他们与异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同化。

丧葬习俗

粟特本土的丧葬习俗比较复杂，曾受到波斯、嚈哒和突厥的影响，而入居中国的粟特人则明显与汉族的风俗一致。

粟特本土多采用火葬，或者以尸饲狗以后，收余骨而葬，不用棺椁。而定居中国的粟特人，接受了中国习俗，采用土葬，有棺椁。这可以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除上举史道德墓以外，还有1966年在西安西郊发现的何国人后裔何文哲墓，1973年在河北大名县发现的何弘敬墓，1981年在洛阳清理的安菩夫妇墓等等。

有唐一代，夫妇合祔之风极盛，现存大部分志文记载了夫妇合祔的事实。粟特人也不例外，如前举康智墓志记智与妻支氏“异室同穴，迁棺共殡”。即使夫妻卒年相隔很久，如安珍墓志(840年)记其夫人先卒17年，还是合葬了。也有与几位妻子一起殡葬的，如何文哲墓志(830年)载其子“启(文哲)二夫人而祔葬于长安县布政乡大郭村龙首原，从权也”。称“从权”而不说“从礼”，大概是因为依照礼制只应与正妻合祔。

还有夫妇一起葬于先茔的，如上举康遂诚墓志记其“与夫人柳氏同归于篱诸山之旧茔”。似乎很多粟特人都有家族坟地，他们死后往往归葬于斯，如康磨伽“薨于京之私第……返葬于洛州河南县平乐之原”，同弟弟康留买葬在一起(芒洛续编中);宁夏固原发掘的史道德墓，也是与其族人共葬的。由于粟特本土尚未见有夫妇合葬与归葬先茔的作法，使我们敢于推断有汉族的影响。

安元寿墓志载元寿卒于永淳二年，妻翟氏卒于圣历元年，但是直到开元十五年才合葬，拖延长达30年，原因是“纡輴綍而岁卜，候商征之时宜，从违三十余年今兹协吉。”这种卜筮决定葬期的作法，与唐代卜筮之风的盛行是分不开的。向达先生曾云:“中国志墓立碑之风在来华之西域人中亦甚通行，出土各西域人墓志即其明证。”而且从现存墓志看，都是入居中国两代以后所立，正可以说明汉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宗教信仰

粟特地区曾奉行袄教、景教，从石刻史料中也可以反映出来。永贞元年(805)米继芬墓志则说明粟特人后裔中有信奉景教者。粟特人中也有信仰摩尼教者，并对回鹘奉摩尼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有关的碑石墓志却非常罕见。

武威博物馆藏有《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711年)一通，罗振玉认为此寺系摩尼教寺院，并说:“细审唐刘秀所撰凉州卫大云寺碑及老子化胡经，始知其教晋流已行……凉州卫大云寺碑言寺有造经房翻译经典，则彼教翻译经典当不少……”。如果罗氏所云不谬，则碑中所载俗姓安氏的“寺主雪献法师”等人也应视为摩尼教徒。但是我认为此寺院是佛寺，雪献则是佛教徒。

领衔建立此碑的是检校凉州都督河内司马逸，其官属中有“左金吾卫翊府中郎将安忠敬”。按，此人应是安兴贵之孙，属武威安氏这一望族。张说撰《安忠敬神道碑》记载了安忠敬的履历，包括右卫诩府中郎将一职，除了“左”、“右”可能是形近致误，与大云寺碑恰好吻合。碑下又云:“寺主雪献法师，俗姓安氏，姑臧人，骠骑大将军安公子孙。”姑臧安氏中贵显可以当骠骑大将军之称者，唯有安修仁、安兴贵二人，所以雪献必出于此家族中。

安氏本来信奉袄教，而且是凉州地区之袄教首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安婆罗(安兴贵之父)“周隋间居凉州为萨宝”。《元和姓纂》安氏条云:“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凭借着这一宗教地位，安氏家族才在西凉李轨之兴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他们助唐灭李轨，入朝为官，这个家族也逐渐醉心汉化，家族中有许多人徙居长安。如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安忠敬的叔父或伯父)陪葬昭陵，李抱玉的“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李抱玉因功在肃宗时改姓李，又经代宗特许，改籍贯为京兆府长安县，举族以李为姓。到了李抱真的孙子李承鼎和曾孙李景裕，都与汉人通婚。武威安氏与汉族的通婚不仅巩固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在改变他们的信仰和风俗。安忠敬本人可能信仰佛教，其神道碑叙其性行曰:“公宽以御众，卑以自牧，直而无许，廉而无秽，朋友不闻臧否之言，家人不见喜愠之色，加以心静三业，躬勤八戒，推是而行，何往不济。初，甘州有舍利涉多禅师，道场之四果也。尝曰:‘檀越德充于内，神护于外，虽冒锋镝，永无害也!’及战之后，启手归全，西州之人闻之激厉。”所谓三业、四果、八戒都是佛教名词，而舍利涉多禅师与忠敬的交往都说明了他的佛教信仰。出自安氏家族的雪献法师因而更可能倾向于佛教而不是摩尼教。

从碑文叙事分析大云寺也应该是佛寺。碑文云:“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之所置也，本名宏藏寺。”而史籍记载张天锡曾延揽月支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并亲自参加译经工作，可见他是积极推动佛教传播的人。碑文又云“后改为大云，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各置大云。”说明凉州大云寺属于大云经寺，简称大云寺，缘起是天授二年(690)年沙门宝政进《大云经》，宣传女王受命，武则天乃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大云经寺同大历三年(768)年前后回鹘奉摩尼教者于荆、杨、洪、越等州所置的大云光明寺事是两回事。

凉州大云寺之为佛寺，雪献、安忠敬等人之为佛徒，至少有两重背景:其一是佛教在凉州地区的长期传播，其二则是大量粟特人皈依佛教。

石刻史料中保留了大量粟特人信奉佛教的材料。如安孝臣墓志(735年)记其子为之“敬造尊胜石幢，高二丈五尺，就墓所写花严经一部”)《千唐志斋藏志》图版734)。上引康威墓志记其兄惠观为沙门等。许多经幢、造像记上留下了粟特人的题名。平阳县令康僧贤等造像记(602年)上有大量以康为氏者。信仰佛教的也有女性，如修方山证明功德记(854年)中施钱二百文之安二娘(《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七五)。洛阳龙门保存的资料更多，如安思恭造墓塔铭文(703年)等。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应该受到与汉族通婚的影响，如阳阿故县造像记(563年)有“安善妻宋”。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经中亚传入的。然而到隋唐时期，粟特地区信奉的主要是袄教，开元中往天竺取经的慧超曾记其事云:“此六国(安、曹、史、石骡、米、康国——越)总事火袄，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一僧，又不解敬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因此，入居中国的粟特人及其后裔在隋唐五代时期信奉了佛教，可以认为主要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有趣的是带有粟特人题名的佛教石刻资料，以8至10世纪的为多。如润州上元县福兴寺题名(770年，《八琼室金石补证》卷六二)之康、石、曹、何、史氏;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赞(778年，《金石萃编》卷六六)中“押衔兼右二将左武卫翊府中郎将康口”;杭州龙兴寺经幢(837年，《金石萃编》卷六七)之安及等。这可能反映出中西交通隔绝后，入居中国的粟特人加速汉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讨论了栗特人的迁徙与分布，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太原、获鹿、建康、固原等地有粟特人定居。他们的后裔散居各地，最终与汉族同化，可以从通婚、葬俗、宗教信仰看到同化的过程与表现。虽然由于资料有限，同时无法确定资料的典型性，很难作更精确的表述。但是可以肯定，安史之乱以后，入华粟特人与本土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上离土经商以及迁徙定居多是男人的事业，同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到了宋代，粟特人已与汉族完全融合。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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