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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申遗成功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钱雪儿
“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公元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古城泉州如此描述。
澎湃新闻获悉，7月25日下午5点35分，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在提交大会审议正式获得通过，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清单上再添一颗璀璨明珠，共有56项世界遗产。
据悉，“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已是二度申遗。申遗遗产点从16处增加到22处，遗产区面积总计536.08公顷，缓冲区面积总计11126.02公顷，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说，“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我们备感喜悦和振奋。宋元泉州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具有独特的发展智慧和卓越成就，展现了10-14世纪港口经贸的蓬勃发展，对该时期的世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亚洲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
泉州开元寺
泉州是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其中，开元寺位于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该寺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更名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东塔名镇国，西塔名仁寿，耸立于东西广场，相距约200米。东塔塔基须弥座上有浮雕的释迦牟尼本生故事30多幅。塔身的每一门龛有浮雕的佛像，雕工精细，神态生动。
泉州开元寺镇国塔浮雕
邮票上的泉州开元寺镇国塔
二度申遗
突出泉州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性城市地位
2018年，中国申报“古泉州（刺桐）史迹”未获成功。同年6月，在巴林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泉州项目的审议结果为“补报（发还待议）”。此后泉州申遗在总结上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遗产价值、系列遗产的要素构成逻辑与整体关联，以及可持续的保护管理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化研究和完善。
2020年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曾介绍，我国2020年的申遗项目名称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据了解，“古泉州（刺桐）史迹”更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不仅是申遗项目名称的变化，而且将申遗遗产点从16处增加到22处。修订的申报提供了特定的地理历史背景以解释泉州（阿拉伯语和西方文献中称“刺桐”）在10-14世纪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列出了在亚洲海洋贸易史上尤为重要的宋元时期，泉州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海洋商贸中心的因素，并清晰地将这些因素与各遗产点联系起来，泉州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性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印记更加鲜明。
申报文本认为，申报的系列遗产真实可信地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级海洋商贸中心的整体区域布局、历史功能、社会结构和历史年代信息。所有遗产点和遗产要素都通过其原始位置、考古研究得出的信息、其形式和材料、传统维护体系以及实物遗存中反映的技术体系，以可信的方式体现了申报的列入理由。
在审定世界各国提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修订后的申报文本大幅扩展了对泉州作为一个海洋商贸中心的整体描述和背景介绍，并明确了每个遗产点的贡献，切实反映了使泉州成为商业范围遍及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一个成功的全球海洋商贸中心的关键因素。ICOMOS认为，整个系列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尽管仍有必要确保有力的保护，以防止潜在的进一步城市发展可能破坏对每个遗产点之作用的理解，并应在每个遗产点中为整个系列遗产提供强有力的展示与阐释方案。
ICOMOS最后建议将中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按照标准(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
临湾而踞
宋元时期泉州逐渐成为海洋商贸中心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它从晋江和洛阳江冲积而成的狭小平原上发展壮大起来，直至北抵戴云山脉和武夷山脉的天然屏障，南达海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深水湾，泉州城则临湾而踞。
在10-14世纪的海洋亚洲时期，复杂而快速发展的航海网络蓬勃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了学者所谓的“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在该体系中，泉州处于商贸中心，并快速超越了自唐代即占据海洋商贸重要地位的广州。目前学者们还不能完全追溯到，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繁荣港口的开端，一些学者认为泉州海运发展的开端可能要追溯至8-9世纪。但从10世纪开始，泉州见证了海洋贸易的突飞猛进的增长，并逐渐成为海洋商贸中心。
泉州的成功得益于当地的地理条件，如泉州湾水域较深，通过晋江可直达城市海滨，城内还有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并且主动提升，例如在泉州湾内及晋江沿岸不同位置建设码头，改进南北交通运输线，开发港口城市的山区腹地为制瓷和冶铁提供资源，使用水道运输货物等。最终，在1087年建立的泉州市舶司，使得泉州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官方地区。此后，当地还建立了南外宗正司，进一步推动了海洋贸易的繁荣。
元代海洋贸易的爆发和泉州的成功，加强了亚洲南部沿海各港口之间的联系，另外国商人获得有利条件，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
元末明初时期，许多商人涌去了东南亚，泉州开始衰落。
根据考古发现、典籍文献和域外文字记录表明，中国海洋文明与其他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不曾间断。但客观而言，中国开拓海洋、经略海洋的历史极具波折起伏。总的规律是，当朝野上下同心同欲时，海洋商贸活动风正帆满，产生了富国裕民的显著财富效应；反之，当封建王朝与民间社会价值取向相逆时，海洋商贸活动处处受到掣肘并走向边缘化，导致国弊民穷直至备受外族欺凌。历史蕴含真知。对于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极为丰富生动的海洋商贸实践活动，推动人们从“形而下”的现象认识，上升到“形而上”的价值共识，其意义可谓深远而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