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7月8日下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举行了共建签约暨基地揭牌仪式。签约仪式结束后，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王银田教授做了题为《北朝时期的世俗石刻》学术讲座。这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6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体业务 ...

　2021年7月8日下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举行了共建签约暨基地揭牌仪式。签约仪式结束后，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王银田教授做了题为《北朝时期的世俗石刻》学术讲座。这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6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体业务人员以及部分高校师生、社会热心观众聆听了此次讲座。

　　现将讲座纪要如下：

　　北朝与广州虽然没有直接关联，但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州东山和南越国宫署遗址曾发现大量瓦当、瓦文，广州的瓦文研究也是全国最早的，因此我在《北朝瓦文研究》《北朝瓦当研究》等文章中就曾经运用过一些广州的相关考古材料。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考古材料都是存在关联的。北朝的世俗石刻这个话题或许能对广州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公元304年李雄、刘渊先后建立成汉、汉赵（后称前赵），至公元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史称“十六国时期”。

　　自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年建国称魏始，北魏经历了盛乐时代、平城时代、洛阳时代，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534-550）、西魏（535-556）。高洋、宇文觉先后废东、西魏帝分别在邺城、长安建立齐、周两朝，史称北齐（550-557）、北周（557-581）。直至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建立隋朝。

　　北朝（386-581），就是指中国历史上这些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

　　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并不长，仅有195年，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北朝是由一连串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组成，建立北齐的高氏就是汉人，当时多有汉人胡化，语言、生活习惯都有胡化的情况，这是北朝后期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在文献中皆有记载，在考古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宗教信仰受众最多的是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直至今天仍影响着中国社会。而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就出现在北朝。公元5-6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大量的佛教遗存，比如留存至今数量众多的石窟寺，由此可见宗教对北朝时期的世俗生活影响非常大。

北朝年表

　　此后隋唐历史的辉煌在各方面都能看到北朝的影响。比如制度、以及更直观的音乐、舞蹈、绘画等。后者与考古材料有着密切联系，在石窟寺里有诸多反映，同时也反映在世俗生活的遗迹遗物中。这段历史的发展是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世俗石刻的概念——这里世俗石刻定义为非宗教类石刻，但不包括碑刻。北朝时期保留下的碑刻很多，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墓志材料。这些材料，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对其有着系统而精深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世俗石刻是有别于宗教石刻的，但并不排除其具有宗教内容。宗教类的石刻，如石窟寺或寺院中的单体造像，这一类以佛教造像为主，道教亦有石窟寺和造像，但数量非常少。北朝时期人们普遍信仰宗教，所以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势必会出现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因此有部分世俗石刻中是有宗教的含义，如一些装饰纹样，北朝墓葬内雕刻发现有佛像或菩萨像，还有一些祆教内容等等。

　　世俗石刻与宗教石刻的本质区别在于，宗教类石刻是存在于宗教场所用以宗教崇拜的，如寺庙造像或石窟寺。世俗石刻尽管有一些宗教内容，但并不存在于宗教场所，亦不做崇拜之用。

　　壹 北朝世俗石刻的分类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人文科学首先要按照一定逻辑关系将材料进行分类，才能开展进一步研究。北朝世俗石刻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葬具：石椁（石室/石堂）、石棺、石棺床（围屏石榻）。这是一类造价昂贵的葬具，主要流行于北朝至隋唐时期。

　　《南史》载宋高祖武皇帝，“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皇帝都感叹石床费用不菲，显然这是非常贵重的器物。

　　《西京杂记》中对石制葬具有描写，“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婉然周正。”

　　《三辅黄图》这一记载汉代长安城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中也提到了“画石为床”即说明石床上还有绘画或刻画形象。近几十年考古中多次发现北朝晚期石制葬具上有“雕绘”纹样，在石块上雕出繁杂纹样后在表面着彩绘，这是一种繁复且奢侈的制作工艺。

　　石椁。内为棺，外为椁。各时期、各地区有各种材质的椁。“石椁”也称“石室”或 “石堂” 。北魏太安四年（458）解兴夫妻合葬墓墨书题记“解兴，雁门人也。夫妻王（亡），造石堂一区之神柩”。

解兴石椁（石堂）及墨书题记

　　解兴石椁藏于北朝艺术博物馆（北朝艺术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以北朝命名的断代博物馆，藏有丰富的北朝时期文物，有最全的北朝时期瓦当等）。这具石椁最大的特点就是平顶，与其他石椁的屋型顶有很大不同。前立面门楣上为墨书题记，门两侧绘有武士。

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石椁及墓铭砖

　　2000年4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雁北师院扩建工项目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北魏墓葬11座。其中位于中部的M5，在清理墓道北过洞填土时发现一墓铭砖，内容为“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北魏前期，出土文献中常见“代”、“魏”互称的情况，“太和”为孝文帝年号，“敦煌公”为墓主人封号。该墓出土的石椁制作精美，保存完好，形制为前廊后室，模仿并继承了中原木构建筑的形式。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石椁（石堂）。

　　北魏洛阳时代也有很多石制葬具。因民国时期修筑陇海铁路穿过北邙山，破坏了大量汉至宋代墓葬，其中就包括众多北朝墓葬，导致大量墓志、石椁、石棺等精美文物流失海外，如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北魏宁懋石室、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孝子石棺等。

　　进入21世纪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北朝时期粟特人墓葬。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北周史君墓出土石门、石堂、石榻等。石堂为石刻仿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四壁由12块石板构成，均有浮雕纹饰，装饰有彩绘贴金图像。前立面门楣上刻粟特文和汉文题铭，有“大周凉州萨宝史君石堂”，可见当时皆称这类石制葬具为“石堂”。门扉两侧刻门神，门神旁各有一直棂窗，直棂窗在魏晋南北朝时有非常多的图案化形象，至宋辽仍流行于建筑之上。

北周史君墓石堂（石椁）

北周史君墓刻文

　　祆教（Mazdaizm）——又名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uanizm），通常被称作拜火教，这种古老的宗教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帕提亚）、贵霜王朝，此教都曾盛行，并流行于塞人（斯基泰人）、阿兰人等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中。（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椁（石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椁后壁祆教大会图及正面左侧主人观舞图

　　（图片选自葛承雍先生《北朝粟特人大会中祆教色彩的新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2016年第1期。）

　　2012年，国家文物局将日本收藏家捐赠的北朝石椁调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具石椁长2.12、宽1.25米。外观为中式建筑，顶部用石雕成歇山顶造型，并有莲纹瓦当作为檐头装饰。汉人石椁两侧通常刻画武士或文吏，而该石椁门两侧雕胡人形象。石椁外立面皆有平面线刻画反应墓主人生活、出行、骑马等场景。墓主人形象突出，面部须髯突出，着胡服，刻画细腻神态生动。图中多有祭祀及祆教元素，推测墓主人为粟特人。

　　石棺。是一种更古老的葬具。现在能看到的石棺东汉就有，文献也多有记载。

　　《史记·秦本纪》中载商代即有石棺。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记蜀侯做石棺石椁：“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民国时期在西南地区考古发现了很多石棺一类石制葬具，学界现在仍认为石棺是该地区独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内地的石棺直至６世纪北朝后期才出现。

北魏方兴石棺（神龟 518-519）

　　北魏根据都城位置分为“盛乐时代”、“平城时代”、“洛阳时代”。“平城时代”最初出现于发掘简报中，后被学界认可，有学者李凭专著《北魏平城时代》。在“平城时代”之前北魏还存在一个“盛乐时代”，北魏在盛乐建国，盛乐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30公里的和林格尔县。“和林格尔”为蒙语，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一口（杀虎口）相隔。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和林格尔县北面的土城子遗址为盛乐城址，也有学者认为更西部的托克托县的云中城才是“盛乐城”。

　　方兴石棺两侧都有雕刻，前和（头档）上有纪年铭文。这座石棺为典型的梯形棺，前高后低、头宽足窄、上大下小，六面皆为梯形。这种类型的棺，由鲜卑带入中原，广泛影响中国南北葬俗直至今日。

　　石棺床（围屏石榻）。198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对大同市城南发现的167座北魏时期墓葬进行发掘，这是首次对北魏大型墓地开展系统性的考古工作，此次工作主要对公元5世纪北魏时期器物开展类型学研究，解决了很多学术问题。该墓群中发现了部分石棺床这类葬具。

大同南郊北魏墓M112

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北壁壁画

　　上世纪90年代在大同市南智家堡村发现一座被破坏严重的墓葬，仅存极少遗物及石椁一座，椁内壁上有彩绘壁画。，经修复清晰可见，墓主人夫妇着典型鲜卑服饰坐于榻上，榻后有围屏，上挂有帐。（榻是汉代以来的常见器具，从传世绘画中有很多相关形象。北朝晚期，尤其是北齐墓葬壁画中有大量的石榻形象。当时粟特人将榻作为宝座和床两用，在重要仪式中，首领会坐于榻上）。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拓片（局部）

　　上世纪60年代发掘清理北魏司马金龙墓，墓后室放置有一石棺床，长2.41、宽1.33米，由六块石板组成。床腿之间有水波纹，其上浅浮雕刻画盘绕忍冬纹，中央雕伎乐等形象。其中有舞蹈形象，还有笛、排箫、琵琶、腰鼓等乐器演奏形态，线条流畅，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歌舞生活。

　　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一座罕见的北周大型墓葬，这是首次在北周长安城附近发现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甬道内发现一合墓志“大周同州萨宝安君之墓志记”，墓主人为姑臧昌松（甘肃武威）人安伽。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该区域是当时胡汉交融的地区，从墓主人的姓氏和籍贯推测其为粟特人。墓室内曾遭大火焚烧。墓室内北部正中放置一围屏石榻，长2.28、宽1.03米。榻正面和左右两侧雕刻彩绘浅浮雕贴金装饰，围屏正面作浅浮雕彩绘减地贴金图案，分隔为12幅图，表现墓主人出行、狩猎、宴饮、家居等生活画面，其中还有粟特人甚至突厥人的形象。内容丰富表现写实，这是美术史研究非常重要的材料。

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

　　2、石雕建筑构件：门砧石、柱础石、柱座、瑞兽，既用于实用建筑，又有用于墓葬等。

　　门砧（枕）石是垫于门柱底部，起到支撑门框、门轴作用的石构件，其不仅能承受和平衡门扉的重量，还有强固门框、防护门柱、防潮等功用。门砧（枕）石一般为长条形，雕刻的兽首位于外侧。后部中间有凹槽安置门柱为承托结构。这类石构件直到近现代的木构建筑中仍有使用。因气候潮湿，岭南建筑中尤其是祠堂建筑常常见到整条檐柱都用石修筑的。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出土石雕魑首。长0.85米

赵彭城（邺城）北朝佛寺遗址出土石螭首。长0.97米

　　司马金龙墓出土一套4件石构件，以前学者称之为石柱础，近些年也有学者称之“石帐座”。1956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一座曹魏时期纪年墓，墓内出土9件一套铁帷帐架，其中一件管上刻“正始八年八月”铭文。自魏晋以来，墓内有搭帐的习俗。司马金龙墓被盗扰严重，墓内器物位移较多，但其4件一套的石构件是帐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构件及细部

　　根据其它墓葬材料，这类石雕构件很有可能立于主室四角，用以支撑木棍用以固定帐。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雕刻图样繁复，包含莲花、莲瓣、龙、海水纹，四角雕伎乐形象，每个人物分别执腰鼓、琵琶等乐器，做奏乐状。（琵琶在当时的北方仍被认为是胡乐，广泛流行于北朝世俗生活当中。在北朝文献中有记载，考古材料中可见众多相关形象图案。）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永固陵出土石构件

　　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于大同城北方山上修筑永固陵，并在其北侧为自己建“预茔”——万年堂（寿陵），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葬于洛阳长陵。永固陵与万年堂皆受到严重盗扰。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掘清理永固陵，墓中两道石券门门框、门拱上的石雕，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展现了北朝高超成熟的雕刻技术。拱形门楣两侧下端各一浮雕手捧莲蕾童子，面露微笑，身形浑圆。石券门西侧门框石门柱上浮雕朱雀立于束帛之上。莲蕾、束帛这些都是佛教造像中的形象，反应了佛教对当时世俗生活的影响。万年堂内的石构件大多损毁散佚，现仅存藏于大同市博物馆的一件石雕门框，残高1.64米，一侧立面刻有浅浮雕图案，底部为一武士手持武器，衣带飘然若动，武士上方一祥龙，可惜的是该石刻被毁严重。

　　3、石雕俑、石雕动物：

北魏宣武帝景陵神道石刻（复原像？）

磁县湾漳北朝墓神道石刻

　　北魏宣武帝景陵座落于洛阳北郊邙山顶上，北距孝文帝长陵约5公里。在封土南侧约10米处的墓道延长线西侧发现一石刻武士像，身着广袖袍服，双手平举胸前拄剑。这一发现，为了解北魏帝陵石刻增加了重要实物资料。

　　1987年邺城考古工作队对河北磁县湾漳发现的北朝大型壁画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封土南面西侧发现一尊高约4米的石刻人像，应为神道上的石刻，雕刻造型、纹饰具有典型的北齐时代特征。徐光冀先生根据墓葬规格及随葬品推测该墓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陵墓。

　　4、石雕器物：石灯、石钵、石托碗等等

平城出土北魏石灯

北魏石雕砚台

　　1970年大同市南郊一处北魏建筑遗址中出土一石雕方砚，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砚台呈正方形，边长21.6、高9.1厘米。正中突出方形砚盘，以联珠纹和莲花纹作花边。砚心两侧各有一耳杯形水池和方形笔舔，砚面周边雕人物图案，四侧有云龙、力士、朱雀等图案。器物造像精巧，雕刻技法纯熟。

　　贰 北朝世俗石刻的雕刻技法

　　石雕雕刻技法主要包括圆雕、浮雕（浅浮雕、高浮雕）、镂雕、线刻等。洛阳出土大量公元6世纪初北朝石棺线刻画，线条非常流畅自然，体现北魏洛阳时代线刻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工匠可以用线条准确生动的把握各种造型，包括人物造型。

　　叁 北朝世俗石刻的题材

　　世俗石刻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建筑、丧葬、官僚、贤士、孝悌、神怪（龙凤、东王公与西王母、四神、方相士等）、生活场景、服饰、祥瑞、装饰纹样等。

　　建筑。北朝建筑实物留存数量极少，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建筑图像，石窟寺中有很多相关形象，但类型单一，以塔为主，官式建筑、民居建筑等形象体现较少。而北朝世俗石刻中有大量的建筑形象，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主要材料。

曹天度塔，北魏天安元年（466）高153.1厘米

嵩岳寺塔，北魏正光年间（520~525）高37.45米

　　北魏天安元年曹天度塔几经辗转，塔身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塔刹则留在了山西朔州。曹天度塔全身石雕，为方形九级实心塔，是现存最早阁楼式佛塔，通高约3米，造型优美，雕工精细，有学者认为其刻画内容及雕刻技法与云冈石窟中的石雕极为相似。

波士顿美术馆藏宁懋石室

纳尔逊美术馆藏北魏石棺画（孝子蔡顺）

　　车马。北魏晚期出土大量模型明器，在世俗石刻中也多有反映，尤其是在洛阳出土的石棺上的石刻线画，多次出现牛车和马车的形象，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也有不少这类图像。

芝加哥美术馆藏北朝石榻围屏

　　孝子故事等也是世俗石刻非常重要和精彩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视孝道的价值取向。

孝子郭巨图

　　肆 北朝世俗石刻的艺术源流

　　中国本土的汉画像石是北朝世俗石刻的重要源头。汉画像石的主要雕刻技法：①单线阴刻；②减地平雕；③减地平雕兼阴线；④减地浮雕；⑤沉雕等，这些技法在北朝世俗石刻上多有体现。北朝世俗石刻的另一渊源则来自于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地处中西方交流汇集之地，很多佛教故事形成于该地区。亚历山大曾征伐至此并带来了希腊文明，与当地南亚文明交融形成了所谓的犍陀罗艺术，通过新疆穿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对北朝艺术及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原地区从公元5世纪开始出现大量石雕艺术，这都与犍陀罗艺术密切关联。

犍陀罗地图

犍陀罗石雕艺术

　　犍陀罗艺术东渐，不但影响了内地最早的石窟寺——云冈石窟，对整个中国石窟寺的发展都起到深远影响。北朝时期佛教信众很多，世俗石刻极有可能就是佛教造像工匠的雕刻杰作。云冈石窟在开凿时，将大量工匠从河西调往平城。宗教石窟寺的雕凿与世俗石刻有密切关系。

　　佛教石窟寺大规模的开凿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雕刻艺术家和工匠，也促进了其他石刻工艺水平的提高和蓬勃发展。同时，由于佛教信仰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和艺术的因素，如人物造型、题材、装饰纹样等，都很自然地渗透到世俗石刻中，于是形成了大量北朝时期优秀的石雕作品。

　　在讲座问答环节，王银田教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北朝世俗石刻相关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理：饶晨　图片：郭怡乐）

（图文转自：“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