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将是商博良（F.Champollion）成功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200周年，以及卡特（H.Carter)发现图坦卡蒙墓100周年。商博良被公认为“埃及学之父”，而卡特则被视为埃及考古领域的巨擘之一。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在考古学发展的视域对埃及考古做一次纵向的审视，可谓适当应务。《大众考古》愿意为此提供平台，值得钦佩和感谢。

商博良之前的埃及考古

如果不是用现代考古学的视角考量，埃及境内的“考古”早在法老时期就已开始。图特摩斯四世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国王，他在吉萨高地上的斯芬克斯前爪之间立了一块石碑，埃及学家们称之为“梦之碑”。在这块石碑上，图特摩斯四世讲述了斯芬克斯被流沙掩埋和他把流沙清理掉的过程，当时图特摩斯四世还是一位王子。在吉萨狩猎时，图特摩斯四世在斯芬克斯身边小憩，不久便进入梦乡。梦中，斯芬克斯向他许诺，只要他能够清除已达到斯芬克斯脖子处的流沙，就将登上王位。梦醒之后，图特摩斯四世遵照神的启示，不仅清理了掩埋斯芬克斯的流沙，还在其周围建造了阻挡流沙的围墙，并将掉落的石块复位。不久，神的预言成真，他登上了法老之位。假如说图特摩斯四世的行动主要是出于那么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子坎瓦西则完全是履行保护文物和古迹的义务。作为孟菲斯普塔神庙的最高祭司，坎瓦西在孟菲斯附近的王室墓地清理掩埋纪念碑的流沙，修复重建遭到损毁和年久坍塌的古物、古建筑。在这些被修缮的建筑物上，他刻写了原主人、他的父亲拉美西斯二世以及自己的名字。在后期的民间故事中，坎瓦西被塑造成为具有无限智慧和魔力的形象。

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以后，包括方尖碑在内的许多法老时期的文物被搬运到罗马。罗马先后出现了信奉埃及神灵、收藏埃及文物、模仿埃及风格建造坟墓的风气，从帝国各地到埃及旅游的人络绎不绝。生活在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希腊人婓洛称，“每一个见到金字塔的人都为之惊叹，是什么力量促使人类用这么多如此巨大的石头建造这样的建筑物？打磨过的石头光滑细腻，被精准地叠砌在一起，仿佛是由一整块石头构成的。”一般认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这个观念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婓洛。公元前24年，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到埃及游历的时候，胡夫金字塔表面光滑的白色石灰岩依然完好。他站在金字塔下，不禁惊呼：“这座建筑是谜中之谜，如同从天上降临人世，可谓天工人代。远望金字塔，因为浩瀚的沙漠背景以及热雾缭绕所致，这座如同白色山峰的建筑好似漂浮在云海之中。”

公元1世纪前后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认为，金字塔是由客居埃及的以色列人建造的。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不再相信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散落在罗马和其他地方的古埃及文物产生强烈的兴趣，不过，他们对古埃及的认知具有很强的想象成分。生活在米兰的数学家卡尔达诺（G.Cardano）曾断言，埃及金字塔包含了最基本的计量单位，这些计量单位是从自然中获取的。他进一步推测，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其悠久的历史还是其精确度，均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

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人才开始奔赴埃及，亲眼见证他们从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圣经》中获得的有关法老时代埃及的信息。1639年，牛津大学数学教授约翰·格里夫斯（J.Greaves)远赴埃及，目的是测量金字塔并对其位置做实地考察。1646年，格里夫斯把研究成果整理为一部著作。他认为，吉萨高地上的最大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胡夫的陵墓，第二座曾经属于卡夫拉，第三座的建造者是曼卡乌拉。后来的研究证实了他的结论。格里夫斯的测量结果也大致正确，只是由于金字塔四边有乱石，他测定的金字塔四边的长度并不准确。1743—1745年间，英国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波科克（R.Pococke）到埃及和西亚旅游，并出版了《东方和其他国家游记》，对许多古埃及建筑和遗迹做了详细描述。丹麦探险家诺登（F.Norden）在埃及游历之后留下了图文并茂的旅行札记。在他过世后，这部札记于1757年以《埃及和努比亚游记》为名出版。布鲁斯（J.Bruce）来自苏格兰，他不仅在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留下了足迹，而且还在位于今卢克索的国王谷对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进行了发掘。正因为这个原因，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被冠以“布鲁斯墓”这个令人诧异的绰号。

拿破仑远征催生埃及学

法老文明真正进入现代人的视线，要等到1798年。这一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占领埃及。他的主要目的是以埃及为据点控制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通过控制途经红海的航线削弱英国与亚洲的联系。拿破仑出兵埃及不仅仅是为达成军事和政治目的，据说，他随身携带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意在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埃及和西亚的时候，枕边有多部古典作家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拿破仑怀有令法国成为文化霸主的目的，他招募了逾160位专家学者与其同行，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一随军的特殊群体，其任务是用多种形式记录埃及的人文历史和自然资源。他们抄写和临摹神庙墙壁和墓室墙壁上的文字、壁画和浮雕，想尽办法为卢浮宫搜罗各种文物。在拿破仑的倡导下，这些专家学者于法军登陆埃及的同一年，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所”。

尽管从军事上来看，拿破仑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但在非军事方面的成效决不可小觑。1799年，他的一名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为之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犹如打开宝库的钥匙。这些随军的专家学者在回国以后，从1809—1828年，前后共编撰出版了23卷《埃及志》。这些百科全书式且图文并茂的煌煌巨著，10卷为文本，10卷为对开本图册，另外3卷收录特大型的地图和图画，图画数量超过3000幅。值得玩味的是，第一卷扉页上的雕版图案把拿破仑刻画成驾驭战车的阿波罗，手握长矛，身后为12位缪斯，而人数众多的埃及马穆鲁克士兵在拿破仑面前溃不成军。一方面，这套鸿篇巨制不仅为后世学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极大促进了欧美各国民众对法老文明的兴趣。另一方面，这种集结各方人力，以穷尽相关领域知识为目的的恢弘书写模式延续了在法国兴起的百科全书派治学传统。

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业余时间也增多，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荷兰莱顿皇家博物馆先后向公众开放。在整个19世纪，博物馆扮演了重要的大众教育机构和国家形象等多种角色。这些博物馆都热衷于收藏古埃及文物，都灵的博物馆更是被专门称为“埃及博物馆”。博物馆和民众的“埃及热”促使很多专业人士以及嗅到商机的投机分子奔赴埃及进行发掘、盗挖、文物倒卖等活动，即便那些名义上从事考古的人，其发掘手法也相当原始和野蛮。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曾经在马戏团供职并被称为大力士，他于1815年跑到埃及，开始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新旅程。贝尔佐尼雇佣了大批埃及农民专注于挖掘形体巨大的文物，并将这些石头雕像跨洋过海运到英国，其中包括重量近8吨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正是这座巨像即将运抵伦敦的消息，激发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创作了题为《奥西曼德斯》的十四行诗。

成功破译象形文字以后，商博良与意大利人罗塞利尼（I.Rosellini）一起，组织了法国—托斯卡纳联合考察队赴埃及。他们在埃及收集了大量图文资料，同时也带回数目不小的珍贵文物。普鲁士国王不甘落后，派遣埃及学家莱普修斯（C.R.Lepsius)带队前往埃及。普鲁士考察队准备充分，设备精良，为柏林博物馆获取了数量可观的文物。不仅如此，考察队成员不久之后出版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古物》，共有十三卷。这套书详细记述和描画了埃及、努比亚古物和古迹，其中包括大开本、精美的图画和地图，许多测绘图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参考和实用价值。总体而言，法国随军学者编纂《埃及志》、商博良和罗塞利尼以及莱普修斯收集整理大量埃及文献文物，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包括埃及考古在内的埃及学研究的主要运作模式，那就是不断地收集文献，然后把它们分类、补充和细化。相较而言，分析和阐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在边缘位置。

马里耶特和皮特里与埃及考古学

在埃及不少地方，考古和盗墓鱼目混珠，这种情况日益恶化，已经到了急需官方加以引导和制止的程度。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法国人马里耶特（A.F.Mariette)的肩上。1850年，马里耶特首次踏足埃及，其目的是为卢浮宫获取用科普特文撰写的早期基督教手稿。在无法得到手稿的情况下，马里耶特转而在开罗附近的法老时期墓地进行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塞拉庇尤姆”（Serapeum）—古埃及人在很长时间里专门用来埋葬阿庇斯圣牛的巨大的地下墓穴群。在发掘过程中，马里耶特意识到把古埃及文物留在埃及、向大众展示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埃及总督成立了文物部（今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前身），同时委托马里耶特筹备埃及博物馆。马里耶特说服并帮助埃及政府制定严格的文物法和发掘规则，把绝大部分出土文物留在埃及，转变之前以猎取珍贵文物为目标的做法。这使得之后的考古发掘具有抢救性和保护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埃及人对法老时代文化和文物的了解与爱护。有一件逸闻足以说明马里耶特戮力守护埃及文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曾询问埃及总督，能否把法老的珍宝作为礼物送给她。埃及总督提请王后，首先征得马里耶特的同意，而马里耶特予以断然拒绝。埃及文物部是世界上比较早、近东地区最早的管理考古事务的机构，为埃及考古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开罗埃及博物馆（又称为开罗博物馆）的许多珍贵藏品都是在马里耶特主持埃及文物部工作时期获得的。除了文物部的工作和自己在埃及学专业领域的研究，马里耶特还在包括世博会在内的国际活动中展示古埃及文物。在苏伊士运河竣工之际，马里耶特受埃及总督的委托编写了名为《阿依达》的剧本，由威尔第谱曲，歌剧在开罗新落成的大剧院首演，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对法老文化的兴趣。至1870年，在马里耶特领导下，文物部负责从发掘许可证的签发到监督发掘成果的出版等一系列事项。由此，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

马里耶特的继任者马斯佩罗（G.Maspero）是法国第一位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在继续组织和指导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队进行规模不一的发掘的同时，马斯佩罗着手对位于卡尔纳克和卢克索的古埃及神庙进行修缮，抄写神庙墙壁和金字塔内室的宗教铭文并以符合学术规范和在当时来说非常精美的版式出版，今天被称为《金字塔铭文》的文集就是他做出的各种努力的丰硕结晶。马斯佩罗总结他本人及其他考古学家发掘经历和经验撰写的《埃及考古手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专著内容丰富详实，包含390幅各类图片，仅其英文版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重印多次。马斯佩罗最大的功绩是组织全世界众多相关学者编纂开罗埃及博物馆藏品的图录，先后出版了上百册。1880年，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在开罗成立，马斯佩罗担任第一任所长。该所不仅主持在埃及的许多考古发掘，资助年轻学者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察和发掘，其附设的出版社还出版发掘成果和相关专著，迄今为止，出版物数量超过一千部。

毋庸置疑，埃及考古真正走上科学的道路并对整个考古学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W.M.F.Petrie），他被称为“埃及考古之父”和“科学考古之父”。1881年，皮特里首次登上埃及这块土地。他此次远行的目的是精确测量位于吉萨的几座金字塔。皮特里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度过了长达60年的考古生涯。这期间，他先后发掘60多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的遗址，出版了100多部发掘报告和专著，撰写了近450篇论文以及逾400篇评论文章。与之前和同时期绝大多数在埃及进行发掘的欧洲人不同，皮特里的关注点不在王陵和精美的艺术品，而是重视史前遗址和小件文物尤其是陶器—那些被当时许多在埃及进行发掘的人视为垃圾的出土物，在如何分析和利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期遗址的出土物方面确立了学术准则。正是借助数以万计的陶器，皮特里发明了影响深远的序列断代法，建构了史前相对年表。结合皮特里的年表和古埃及文献中的王表，埃及学家确定了法老时期的三千年历史年表。古埃及年表为建构东地中海区域的年代坐标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比如，因执政期间发动宗教改革而闻名于后世的埃赫那吞国王，其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52—前1336年。在这位国王建造的新都城阿马尔那，皮特里发掘了1300多块具有古希腊风格的陶片，它们来自装运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陶罐。根据阿马尔那的建城年代，学者们断定，这些陶罐属于迈锡尼文明时期。最近，德国考古学家运用中子活性分析手段对这些陶片的土壤构成进行检测，确认陶罐的生产地是希腊本土伯罗奔尼撒东部的贝尔巴提地区。在巴勒斯坦，皮特里首次运用地层分析法，归纳并完善在埃及的发掘方法和理论。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详细阐述了以了解和复原古代文化和文明并保存这些遗产为宗旨的考古学。他指出，考古学家的任务不是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认读和解读的材料；同时，他对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是为了寻找以色列人的踪迹这一说法也并不认同。他认为，考古发掘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遵循自身的定位和特征。

皮特里做出的巨大贡献离不开英国畅销小说家爱德华兹（A.Edwards）的全力支持。1882年，这位女作家利用稿费和募集的资金创建了“埃及考察学会”，资助许多考古学家赴埃及进行发掘。埃及考察学会起初的目标之一是寻找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足迹，出于这一缘故，埃及考察学会把第一个发掘点确定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即《旧约》中所说的雅各举家迁居到埃及以后落脚的地方。1896年，皮特里在新出土的梅内普塔石碑上辨认出“以色列”一词，激起了西方世界了解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状况和活动轨迹的热情，客观上促进了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不可否认，埃及考察学会试图在古埃及与《圣经》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埃及考古本来就很浓重的历史考古学色彩。爱德华兹临终前把私人藏书和存款捐赠给伦敦大学学院，在该校设立爱德华兹埃及学教席。1892年，皮特里成为英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

爱德华兹和她创办的埃及考察学会资助皮特里等人在埃及进行长期的考古发掘，并于1914年创办了英语世界第一份专注埃及考古的专业期刊《埃及考古杂志》；该学会另外一个功劳是资助格伦费尔（B.Grenfell）和亨特（A.Hunt）两位年轻的古典学家对位于法尤姆的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俄克喜林库斯进行发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巨大发现促成了新的学科—纸草学的诞生。从1897年开始，两人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和少量其他语言的纸草文献。迄今为止，仅以“俄克喜林库斯纸草”命名的丛书就已经出版了近100部。这些纸草文献不仅包含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哲学作品，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纸草文献还保存了古典作家们之前未知的作品，比如萨福的诗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还包括各种契约、私人信件、遗嘱和官方档案文献，以及重要的早期基督教手稿。

在埃及考古学界，与皮特里几乎齐名的是莱斯纳（G.A.Reisner)。他长期担任哈佛大学埃及学教授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埃及分部主任职务。在埃及和努比亚众多古代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莱斯纳不仅详细记录发掘层、发掘层上每个出土物的位置，而且还制作横切图和三维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摄像技术引入到发掘过程和后期整理出版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整理和发表发掘成果时，莱斯纳不仅附加所有的出土文物，而且对它们进行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综合分析。他的著作《吉萨墓地发展史》和《胡夫登基前的埃及坟墓演变史》就是践行这些考古发掘准则的结晶。莱斯纳总结归纳的发掘方法和准则在北美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07—1909年担任埃及文物部驻努比亚考古视察员期间，莱斯纳组织人力对一系列受到阿斯旺水坝（小坝）落成之后水位上涨威胁的古代建筑和坟墓进行发掘和清理。这在许多方面为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受到阿斯旺大坝威胁的努比亚古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另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是美国的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他的专业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对整个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布雷斯特德在柏林师从“柏林学派”创始人埃尔曼，于1894年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作为埃尔曼主持的多卷本《埃及语—德语词典》的参编者，布雷斯特德走遍欧洲各大博物馆，收集各种铭文并在埃及实地考察记录，为词典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布雷斯特德编纂了四卷本《埃及古文献》，收录铭文的时间跨度达2500年，为埃及学界和相关学科的学者研究古埃及历史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集。1919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布雷斯特德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内设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学科，后来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西亚和北非古代文明研究和教学机构，为埃及考古以及整个北非、西亚考古的长足发展建构了兼具教学和研究功能，并设有完备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库的基地。1924年，布雷斯特德在卢克索设立“芝加哥之屋”，为赴埃及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研究环境，“法国之屋”“德国之屋”等类似的机构随后诞生。布雷斯特德把记录和抢救濒危古代建筑、铭文和浮雕视为当务之急。为此，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发展了借助图像和文字把整座神庙或陵墓保存下来的一整套方法，被称为“芝加哥方法”。作为这种保护性考古传统的延续，坐落于美国加州的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借助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拉美西斯二世王后位于王后谷的陵墓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清理、修复和保护工作。如今，不仅文物保护和修复专家是考古队的必要成员，碑铭学家、艺术史家、工程师、建筑师、地质学家等其他领域的专家也变得必不可少。除了在埃及的考古发掘，东方研究所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地发掘古代遗址，规模达数十卷的《亚述词典》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考古发掘工作的可喜结果。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在帝王谷发现保存基本完好的图坦卡蒙墓，轰动世界。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来说，卡特在帝王谷长达十年的发掘整理工作构成考古学上整理和发表重要发掘对象的经典案例。为了科学整理图坦卡蒙墓的出土物，卡特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除了埃及学家之外，还有建筑师、摄影师、文物修复师、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等。可以说，卡特进行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图坦卡蒙及其陵墓形成众多“神话”，这可谓天赐良机，极大提升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在埃及学界、考古学界、博物馆学界和影视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凭借各种媒体的宣传甚至渲染，古埃及成为众多小说、电影的题材。著名小说家乔伊斯把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诞生与图坦卡蒙墓被发现联系在一起，称该书的问世之月是“图坦卡蒙之月”（themonthofNemaKnatut）。他故意把图坦卡蒙名字的英文字母前后颠倒，强调这座陵墓与他的小说冥冥之中的关系。尽管各种宣传不乏夸张和曲解的成分，但考古学因此受到公众和政府机构的重视，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70年代方兴未艾的公众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向埃及派遣考古队甚至在埃及创办以考古发掘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一例以示之，比利时女王在参观图坦卡蒙墓发掘现场以后，于1923年出资成立“伊丽莎白女王埃及学基金会”，旨在促进比利时的埃及学研究、资助学者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埃及干燥的气候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有利于古迹和古物的保存，使得埃及成为学者们验证新理论和学说，并演绎新的方法的最佳场所。20世纪40年代，利比（W.F.Libby）在创立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法时，把古埃及文物作为试验品。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尽管古埃及文物年代久远，但它们的年代已经确定。在对碳十四测年法和埃及学家确定的年代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利比和其他学者意识到，碳十四测年法并非万能和永远准确，而是需要序列断代法和交叉定年法作补充和确认。

努比亚遗迹拯救工程开启了埃及考古学的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在阿斯旺建造规模更大的拦河坝，位于阿斯旺以南的北努比亚地区大批古代建筑和遗址面临淹没的厄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下，许多国家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埃及政府进行抢救性发掘。许多来自埃及学以外的考古专业人员投入到发掘和拯救法老时代文物的工程，打破了之前埃及考古在理论上保守和方法上单一的局面，开启了埃及考古全新的篇章。

如今，从事埃及考古的学人更加注重发掘方法和技术，强调以符合考古学规范的形式分析和整理发掘结果。他们对石器、陶器进行多方面的检测和分析，借助动物学、植物学、孢粉学、化学、统计学等手段确定文物的材质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确立文物自身以及同一发掘点甚至其他发掘地出土的各类文物之间的年代关系，并透过这些出土文物管窥和复原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追溯他们的文化发展轨迹。近来，运用卫星图像分析技术，考古学家确定了中王国初期由阿蒙内海特一世建造的都城的位置，勾勒了王朝后期都城塔尼斯的城市结构，甚至能够复原街道的具体走向。随着越来越多的法老时代城镇遗址的发现，曾经认为古埃及是没有城市文明的这一论断似乎有被修正的必要。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考古学家投入到埃及考古，过程考古学等新的理论被引介到埃及考古领域，促使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一味的描述，而是开始注重解释，重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学受到批评，它被指责过分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学者们强烈地意识到了王权以及与此相关的仪式、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审美准则等因素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以上因素的复杂和综合影响下，无法在文化和环境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尤其是在涉及象征性极强的宗教领域。此时，文字无疑为打开古人信仰世界的大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在埃及的考古为结合文物和文献两种资料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位于卢克索的戴尔·艾尔-麦地那工匠村进行的发掘工作从20世纪中期持续到今天，为比较全面地了解古埃及社会生活和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借助以上材料，荷兰和英国考古学家建设了有关工匠村成员的家谱以及工匠村几十户住家之间的亲属和社会关系网。许多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性别史、身体史、情感史等理论分析和研究这些个人信息，使得埃及学研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注重理论和依靠跨学科模式的趋向。

新的发掘手段以及越来越科学的结果要求学者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诞生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因为仅靠文献无法复原甚至不能勾勒古埃及文明形成的路径。有的学者以为，法老文明的形成类似于经历了一个裂变过程；有的学者则主张，法老文明是时间上更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向外传播的结果。在尼罗河三角洲许多古代遗址的发掘表明，无论是尼罗河东岸的沙漠还是几乎人迹罕至的西奈半岛，它们都未曾阻止古埃及人与外界的交往。早在史前时期，古埃及人就与西亚地区的居民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在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来自西亚的葡萄酒罐和青金石便是明证。至少在中王国时期，埃及人在红海海岸建造了港口。另外，在全新世时期，撒哈拉完全适合人类居住。在撒哈拉沙漠边缘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尼罗河西岸半农耕半游牧的居民对历史时期的埃及文明的贡献值得深入研究。尽管古埃及历史时期的官方文献把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描写为文明的埃及与野蛮的努比亚之间的界限，考古发掘材料则告诉我们：第一，二者之间并未存在天壤之别；第二，为了获得非洲内陆的贵重物品，埃及人一直致力于把势力扩展到更加靠南的地点，及至尼罗河第五瀑布。不仅如此，努比亚人对埃及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阿斯旺地区进行的发掘中确认的努比亚人所占埃及人口的比重以及许多墓葬品展现的努比亚风格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埃及学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学者趋向于强调法老文明与之后的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时期之间的断裂和各自的特征。近些年来，在埃及多地尤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促使埃及学家们改变以往的观点。事实证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并非标志法老文明的中断，而是意味着埃及进入了文化多样化和族群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阶段。新的考古—尤其是最近借助现代发掘技术和器械方可进行的聚落考古—结果证明，学者们有必要对留存下来的官方文献和来自神庙、王陵中的图像资料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有必要把它们充分置于考古发掘展现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语境当中。官方文献片面强调连续性和一致性，经常让人产生法老文明恒定不变的错觉。许多时候，这些文献的时间轴与考古学家们建构的时间轴并不完全吻合，因为考古发掘材料属于社会各阶层，它们并非像文字材料那样是占主导地位的王室和精英阶层精心编撰过的。

埃及考古展望

最后，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的古埃及木乃伊，无疑为人类学考古提供了丰富材料。从18世纪20年代的解剖学、19世纪90年代的X射线检测技术到今天的基因组测序技术，木乃伊都充当了无以复加的人类自身可持续研究的实验对象。学者们对法老时代埃及人的饮食、健康状况、平均寿命、遭受的主要疾病等有了充分认识，比如许多癌症和心血管病在那时就已经存在，说明这些疾病并非完全由环境变化特别是空气污染造成。显然，这些信息对我们全面把握人类进化史和疾病史大有裨益。考古学家以综合性的研究模式探讨古埃及文明形成、发展和走向衰弱的过程，对古埃及文明诞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影响有了新的认识。

埃及考古不再是以发现金银珠宝为动机，也不是以为博物馆寻找吸引观者的展品为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随着物探技术、电阻勘探法、质子磁力勘探法、透地雷达、热成像等技术的试用和普及，埃及丰富的考古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必将发挥更大、更充分的作用。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7月刊，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