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林留根（1963—），男，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拔地而起。正如这座博物馆以塔、仓、舟为建筑造型所呈现的盛唐气象与恢弘气势，中运博旨在全流域、全时空、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的风采，其中“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大运河展”）是最为重要的常设展览之一。策划这一展览的思路与理念、基本内容、目标预设和实现路径对于今后博物馆策划大型展览具有借鉴意义，值得加以总结和归纳。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时间维度最长、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是农业时代人类杰出智慧和创造的代表，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V）。“大运河展”作为中运博的常设展览，必须全面系统反映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本体价值和象征意义，这是策展的总基调。围绕策展总基调，策展理念方能渐次清晰。“大运河展”的定位是利用能够反映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文化的各类文物、文献、展品，结合数字技术和现代展示手段，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及其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所蕴含的工匠智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好大运河的中国故事，展现大运河魅力和大运河文化风采。

策展团队首先对大运河本体、大运河文化、大运河遗产点、大运河沿岸的节点城市、大运河已有博物馆或展示馆的现状、大运河各类文物征集的方向、大运河考古取得的成果展开了系统调研，获取了第一手调查资料，增强了对大运河的感性认识。调研结果发现，大运河现有博物馆、展示馆的展示方式、展示内容等与中国大运河博大精深的内容尚无法完全匹配，具体表现在实物资料缺乏、展览形式单一、展示内容单薄等。这促使策展团队思考：策展团队应给观众呈现什么样的展览？展览所面对的观众是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有什么诉求？由此，策展团队继续展开调研，调研的重心是：展览的观众群体及其关于大运河文化的知识背景、文化诉求和心理预期。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大运河”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尤其很多年轻人都了解大运河是一条很长的河道或水路，但对大运河的历史、功能以及时空概念只有较为模糊的认知，对大运河的遗产价值更是所知甚少。令人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知道大运河是世界遗产、是中国人的骄傲。这恰恰成为展览的底色——中国的、世界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与展览的正式定名“大运河——中国的世界遗产”高度契合，这也是展览所要追求和达到的目标。通过调研，策展团队得出结论：一方面，展览要强调科学性、学术性，把历史上真实的、严谨的大运河知识呈现给观众；另一方面，展览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应在科学与科普、严谨与趣味之间寻找平衡点。

运河是一部生长的历史，是活着的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如何客观真实地反映大运河的历史，是策展团队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与大运河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其丰富，策展团队通过文献爬梳和学术成果梳理，结合前期调研成果，确定采用宏观叙事方式，在展览第一部分“运河沧桑 王朝基业——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梳理大运河的历史，主要从学界达成共识的五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叙述：春秋晚期开凿、隋朝第一次全线贯通、唐宋时期发展、元朝第二次大沟通以及明清时期繁荣。

展览第一部分通过第二单元“运河肇始 诸侯争霸”、第三单元“漕运襄助 帝王称雄”、第四单元“帝国一统 运河贯通”和第五单元“截弯取直 纵贯南北”四个单元的内容，展现了大运河的宏观发展史，以上历史节点作为运河历史的“冷知识”，可使观众了解和掌握运河起承转合的生命史。大运河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何时何地因何产生？这些问题应是观众普遍性的发问。为此，策展团队在第一单元设置了“史前水利 文明发轫”这一内容。新石器时代，先民趋利避害，利用自然水系开挖人工河道、修建水利工程，进行农业灌溉、安全防御、水上运输，在黄淮大地和太湖之滨创造了发达的史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特别是长江下游的稻作文化突出反映了中国史前文明对水资源的管理控制能力和利用水平，运河继承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成就，既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成果，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

从沟、渠、渎到运河，从运河到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有着自身坎坷而又丰富的生命历程。策展团队重点阐释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运河的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秦始皇南巡开凿丹徒水道和陵水道，西汉吴王刘濞开凿运盐河，促进了东南地区的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持续的战乱使北方经济受到冲击，北方大量人口迁徙至南方地区，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区域运河纷纷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满足了政治、军事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为隋朝开凿大运河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个时期是中国大运河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南方以建康城（今南京）为中心的早期运河如破冈渎、上容渎沟通了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为江南地区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对隋代江南运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埋下了伏笔。

本体是大运河核心价值的载体。全面、系统地反映大运河的本体以及本体所承载的工程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展览的主题。展览通过第二—五部分内容诠释大运河的本体价值，帮助观众理解：运河是什么，运河运什么，运河怎么运。以此来解读运河何以成为运河、何以成为世界遗产。

第二部分“天工慧光 中华勋业——大运河的科技成就”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工程价值和科技成就。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杰作，各具特色的高水平工程规划出现在不同的水资源和地形地质条件的区段，综合解决了汇水、引水、节水、行船、防洪等难题，大运河由此成为沟通南北、枝蔓全国的交通网络。如果按照工程系统类别分类，大运河遗产构成可以分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设施和运河附属建筑等四大类。展览既需要按工程类别展示运河的水工技术，还需要突出展示水工技术所蕴含的治水理念、治水方略和治水思想。此部分重点呈现了代表大运河最高技术成就的枢纽工程，即山东济宁汶上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江苏淮安清口枢纽工程。以淮安清口枢纽工程为例，其位于黄河、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是运河水源供应和漕运转运的枢纽。明清时期，国家为解决黄河在运口淤垫倒灌的问题而规划建设了清口枢纽工程，清口枢纽修建、改建工程浩繁，形成了庞大的水工建筑群。在现今清口水利工程遗产区分布着53处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堤坝、古河道、闸涵、土墩、木龙等工程遗迹，以及寺庙、碑刻、水志、镇水铁牛等因治水保漕而衍生的文化遗存。

第三部分“融通九州 社稷鸿业——大运河的社会作用”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国家管理和社会作用。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漕运安全、稳定政权和维持统一而由国家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为确保其正常运转，历代都对其精心组织、维护和管理。大运河的国家管理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内容纷繁复杂，涉及职官机构、漕运仓储、钞关邮驿与闸坝船政等诸多方面。国家管理主要体现在漕运管理和河道管理上，大运河通过漕运制度见证了运河管理的独特文化传统，这也是从古至今中华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大运河不仅仅贯通中国内陆，也勾连了陆路和海上交通，不断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向内陆拓展，由沿海港口到达内河城市，使天津、淮安、扬州、宁波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水运交通枢纽。由此，策展团队通过“运通四海——大运河与对外交流”这一单元反映大运河在联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发挥的纽带作用以及在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第四部分“泽被天下 万民生业——大运河的经济文化”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经济作用。隋唐以来，大运河沿岸商贸繁荣、城镇勃兴，形成了以洛阳、开封、杭州、扬州、苏州、淮安等为代表的运河城市群。以人口城镇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大运河也影响了沿线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与衰落，衍生出丰富长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江南运河沿线崛起，形成江南运河工业带。该工业带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为次中心，连带沿岸各中小城镇。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大运河的评价所言：自7世纪以来，经历中国各个朝代，直到现代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经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

大运河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象征。大运河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集成，是包含着运河文化的线性遗产，也是承载着运河精神的文化景观遗产。它已经超越了具象的物质遗产，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中华民族的象征。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作为一个线性活态的巨型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瞩目。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在第五部分“通古达今 千秋伟业——大运河的保护传承”，策展团队着重表达运河的象征意义。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运输水道、经济带，也是丰富多彩的城镇带、文化带，更是传承中华文明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大运河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起点。2017年6月4日，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大运河迈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2019年7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勾勒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宏伟蓝图：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与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发挥保护、科研、宣教、旅游等功能，惠及百姓、造福人民。

“大运河展”在基本内容确定之后，要实现预期的展览目标，应通过两个路径实现：第一是确定文物展品，第二是根据文物展品与内容表达提出陈列创意。

作为新建博物馆，中运博的文物藏品和展品都是零，需要广泛征集。在“大运河展”大纲初步确定之后，策展团队依托南京博物院展品征集组，根据展览所需，面向社会大规模征集了各类文物和展品，在一定程度上使流散在民间的各类大运河文物、展品得到了有效的抢救和保护。从这个意义而言，中运博不是从零起步建造一座大体量的博物馆，而是通过考古发掘和征集将深埋在地下、收藏在民间和散落在社会上的大运河文物汇集起来，为日后大运河的研究保护与传承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要反映大运河作为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需要与大运河本体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物展品，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和解读大运河。大运河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曾为大运河申遗发挥关键作用，但考古出土的文物多收藏在各省（市）博物馆或考古所。除了可以通过借展、交流、交换获得部分文物、标本外，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运河文物展品？这就需要策展团队转变观念和思路。事实上，运河考古发掘的不可移动文物如运河的河道、大堤、闸坝等，其河道的剖面、船闸的淤积层、闸坝的地钉和石块等都是展示运河原真性的极佳展品。根据这样的思路，在各省市兄弟考古单位的支持下，策展团队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展品。如将江苏仪征拦潮闸闸体中的淤积层切割成高2.6、宽6.0、厚1.0米的大块“土立方”运至展厅，其任务就是见证“潮闸”。所谓“潮闸”，是建在运河与天然河道相交段的船闸，主要作用是借潮水的上行抬高水位，而引停泊在河港的船只顺利进入运河。潮闸便于日常调节水量，具备引潮与借潮行运功能。拦潮闸是仪扬运河“四闸”之一，曾被誉为“江北第一闸”，对沟通长江和仪扬运河之间的航运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大运河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这块潮闸“土立方”成为颇具意义的文物展品，地层中包含有各类生活生产活动废弃的文物标本，今后还可以在其淤积层上开展小型的清理或室内考古活动，加深观众对宋代才出现的“潮闸”的理解。另一件重要展品是河南开封汴河州桥遗址的汴河剖面。汴河河道宽30米，距地表深11米，历代叠压的数十个地层诉说了汴河昔日无尽的繁华和历史沧桑。北宋汴京（今开封）有汴、蔡、金水、广济四河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汴河的航运不仅保证了京师上百万军民的衣食用之需，也带来了汴京的繁荣。策展团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将汴河州桥遗址的汴河剖面完整揭取，置于展厅中直观展示，让观众真切感受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繁盛历史。

陈列创意必须根据文物展品与内容表达的需要设计提炼。创意是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基础和前提、灵魂与核心，展览策划需要将创意具体化，要能够落实到策展布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大运河展”展厅空间特别大，需要大体量的文物展品做支撑才能营造出较好的展览氛围。展览的水工部分需要大量的与运河水工相关的工程模型展示大运河工程和科技成就，为此，策展团队选择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予以展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以漕运为中心，因势造物，相继修建了疏河济运、挖泉济流、蓄水济运、防河保运、增闸结流等一系列结构缜密的系统配套工程，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其技术水平和施工工艺可以与都江堰相媲美。南旺水利枢纽的展示结合可控的沙盘模型和大屏幕显示屏，形象直观地向观众诠释了“汶上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功能和作用。这件模型展品所处的位置及其展示方式、观众观看的视角、与观众的互动都需要进行创意陈列设计，才能获得最好的展陈效果。

中运博“大运河展”策展紧紧抓住历史、本体、象征的策展目标，形象直观、科学生动地展示中国大运河、解读中国大运河，期待把千里大运河、千年大运河浓缩在特定的建筑空间中，让人们流连崇仰、品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