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浙江考古工作主要由设在南京博物院的华东文物工作队承担，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后，开始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1957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制订出台，开始了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如良渚朱村斗（1955）、宁波铁路南站古墓群（1955）、吴兴钱山漾（1956、1958）、吴兴邱城（1957-1958）、嘉兴马家浜（1959），以及杭州乌龟山、龙泉大窑等瓷窑址考古。钱山漾遗址的重要发现直接促发了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1962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73年震惊中外的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领域，第一次证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85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198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成立，地方考古力量逐渐加强。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的美誉，是稻作、蚕丝、茶叶、漆作、瓷器的主要起源地，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地，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的独木舟、水利设施的发明发现地。全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6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处、文物保护点8000余处。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全省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3943处，调查登录及新发现总数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文物大省之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导力量的全省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奋斗下，浙江考古为构建浙江大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与稻作、聚落之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为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起源这两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浙江本土而言，尤其在钱塘江以南的山间盆地，如何梳理上山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谱系关系，仍将是我们今后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任务。

从1936年良渚镇出土黑陶的零散遗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反山、瑶山、汇观山，到2007年以城墙围合的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内城，再到2015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最终确认，八十余年良渚考古，成就了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进程探索中的巨大贡献，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五千年文明积淀。2019年，以良渚古城申遗工作的成功为起点，对良渚古城的全方位精细化研究与文明模式的探讨，将为下一阶段的良渚考古带来新的使命。

浙江处于夏商周的边缘地带，此地孕育的越文化在春秋时期雄踞东南成为五霸之一。作为浙江商周时段大历史的主线，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在土墩墓、印纹陶与原始瓷构筑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基础上，浙江的越文化考古逐渐转向更具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阶段。湖州毘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为重要的夏商时期遗址，曾出土卜骨、铜建筑构件、玉器和大型建筑基址。绍兴地区越国王侯贵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了重大收获，基本确认平水盆地为战国时期越国王陵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平水越国王陵区在“十二五”期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地处吴、越、楚交界地带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区东周至汉代的重要城址，而分布在遗址区内的龙山越国贵族墓则是我们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抓手。在近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安吉古城遗址在“十三五”期间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名单。尽管已进入有史可稽的时期，但由于文献史料匮乏，浙江夏商周考古仍需重视史前考古的研究方法，把文化谱系的梳理作为探讨社会制度、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基础工作。

定都临安的南宋，是中国近八百年以来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墓葬考古与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两大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南宋皇陵、墓园、家族墓地，临安城，嘉兴子城等项目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南宋临安城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名单，而绍兴宋六陵也在“十二五”期间列入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清单。由于文献史料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信息，对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研究，与先秦考古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上均有较大的区别。例如，对墓园制度与堪舆理念的研究、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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