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不仅要解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大问题。就纺织考古领域而言，我们的研究发展就是要通过发掘、整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纺织文物及相关资料，揭示悠久的中华服饰文化，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发展。服饰是一个民族服饰文化的载体，通过纺织考古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不同朝代服饰工艺的 ...

　考古不仅要解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大问题。就纺织考古领域而言，我们的研究发展就是要通过发掘、整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纺织文物及相关资料，揭示悠久的中华服饰文化，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发展。服饰是一个民族服饰文化的载体，通过纺织考古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不同朝代服饰工艺的传承发展提供实证，推动中国服饰工艺的“古为今用”和传承发展。

　　纺织考古发展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主持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丝织品堪称里程碑式的大发现。三座大墓中共发现文物四千余件，待修复的文物包含残片近万件，出土了著名服饰素纱禅衣和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女尸，各类丝绣文物多次赴世界各地展出，举世闻名。

　　1982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了一批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纺织品，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我们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对一件战国服饰开展了实验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关于战国楚时“深衣”“锦绣”从制度层面到各类纺织工艺技术的许多突破性成果，在传播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

　　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共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8座汉墓，M8号墓是古代精绝王夫妇合葬墓。出土了许多具有东汉特色的文物，包括“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文字锦被和国宝级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此外还有几十件靴履、覆面、衣装。各种工艺技术使纺织考古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又一次彰显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随葬4部竹木制织机模型也是在我国考古历史上的首次发现。等比例缩小的几种汉代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没有实物出世的缺憾。此次织机的发现，可以证明成都就是历史上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考古在发掘、修复、复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2016年，中国社科院正式将“纺织考古”列为绝学学科。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既让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完成新时代纺织考古的新使命。

　　纺织考古尽管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发掘、保护、复原、研究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新时代纺织考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专业的纺织考古团队，培养更多的纺织考古专业人才，尝试创立纺织考古学科，推出更多纺织文物保护、修复、复原、实验研究、服饰文化研究、展览展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步实现科学发掘、科学保护、科学复原、科学研究，更好展示中华服饰文化。（作者：王亚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9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