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维护、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将皇子皇孙分封到地方为藩王。明朝分封在江西境内的有三大藩：在南昌地区立国的是以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在鄱阳地区立国的是以明仁宗朱高炽第7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在南城地区立国的是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其实还有荆藩王朱瞻也曾分封在江西，只是待了几十年后因“宫有巨蛇自梁垂地”而大惧，便徙封去湖北了。

朱元璋子孙分封在江西境内的三藩，藩王爵位世代传袭，包括追封者在内，先后共有23个藩王，照理应该有23座王墓，藩王家族墓则难计其数。然而世事沧桑，陵夷谷湮，经过正式发掘清理的只有新建县的宁献王朱权墓、宁靖王朱奠培夫人吴氏墓、宁王家族宁康王次妃冯氏墓、乐安昭定王朱奠垒夫妇合葬墓、朱宸涪夫妇合葬墓和南城县的益端王朱祐槟墓、益庄王朱厚烨墓、益宣王朱翊鈏墓、益定王朱由木墓。还有被村民私自发掘的宁康王朱觐钧墓及其徐妃墓，事后才由文物管理部门做现场调查并征集出土文物。三座宁王家族墓、益宣王墓和益定王墓则是在盗墓贼光顾后被迫进行抢救性发掘的。

被誉为“江南地下宫殿”的宁献王朱权墓是在1958年10月至11月间发掘的，益庄王朱厚烨墓是在1958年9月至10月间为配合修筑洪门水库而发掘的，益端王朱祐槟墓则是在1972年1月下旬发掘的，这三座藩王墓中均出土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器物。笔者1973年9月才专业归队，正式成为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成员，于是有机会参加了益宣王朱翊鈏墓和益定王朱由木墓的发掘清理工作。

1979年冬天，南城县化肥厂工人朱应锋勾结游家巷村的几个村民，擅自用炸药炸开益宣王朱翊鈏墓的顶盖，劈开棺木，掠取随葬器物，直到他们看见棺内尚保存有完整的古尸后，这才稍有胆怯，但在被迫向文物部门报告的同时，已经私藏了部分文物。

我与考古队同仁赶到南城岳口益王家族陵园，仔细考察了被盗墓葬的现状，并做了记录。我们在民工的帮助下，首先清除了墓顶坚硬的石灰糯米浆层及碎石块，然后开棺清理。由于我们人手不够，还得靠民工协助清理，但事后才知道，当时有参与盗墓的家伙混入了民工队伍，居然在有那么多人围观的现场还偷偷地将小件金器私藏在手套或裤袋里，旋即转手倒卖获取赃款。

因为棺木中随葬品很多，我们一边清理，一边测量，一边登记，往往是匆匆写张文物标签后便与文物一起包扎起来。围观的群众既好奇又热情，当看到我们在零距离触摸死者的枯骨时，他们会惊叹“考古的人胆子真大！”当看到我们清理出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特别是打开棺内一包包金光耀眼的饰品时，他们更会惊叹“考古的人要发大财了！”殊不知，我们这些文雅的书生并没有多大的胆量，更没有什么贪欲，有的只是对祖国优秀文化的挚爱。

我们在清理益宣王朱翊鈏和俩妃子的棺室时，尸体正处于溃烂阶段，包括棺中的随葬器物都沾满了腐败恶臭的油腻气味，直熏得人要恶心呕吐，没有办法，平日对香烟从无嗜好的我此刻也只得拼命多抽几支烟来“调味”；中午开饭时，闻到那蒸米饭的木桶味似乎同棺材板的怪味差不多，面对喷香的饭菜顿时索然无味，难以下咽了。

1982年3月间，江西省文物部门获悉，南城县岳口乡的益定王朱由木墓又被盗。待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盗墓贼从墓前方在益定王和元妃黄氏棺中间凿穿了一个大洞，使两方墓志都损毁了一大块，诸多文字便再也无从查考，墓中的随葬器物则是从盗洞中被勾拖出来。这座益定王与妃子的合葬墓虽然结构形式与益宣王墓相似，也是石灰椁墓，但密封的程度要差些，没有形成恒温恒湿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但尸体、衣物均已朽腐，就连棺木也已经变成烂木板了。这次清理残墓，虽怀着痛惜之情，但镂雕玉香笼等数十件珍贵文物总算在我们手中得以保护下来。回到南昌博物馆，我们又亲自将这些文物认真清洗整理，一直到查找有关历史资料、编写考古报告、登记造册、清点移交给保管部入库珍藏，之后又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与广大观众见面。我常想，当时那些看到我们忙碌却掩鼻而过的朋友，是否也能与我们共享发现与探索的甘苦呢？

两座王墓的清理报告益宣王朱翊鈏墓地早先也有围墙和各种地面建筑。与朱翊鈏墓相毗邻的还有益昭王朱载增、益敬王朱常 、益定王朱由木等人的墓。

朱翊鈏墓是朱翊鈏与元妃李英姑、继妃孙氏三人的合葬墓。朱翊鈏尸体完好，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项挂念珠，足穿黄锦高筒靴。尸身覆盖黄织锦丝绵被，被上叠放龙袍服饰等，尸身下垫有丝绵褥和草席，下为笭板，板上透雕七个圆孔，孔内镶嵌金钱、银钱，排成北斗星座形。随葬品多放置在死者头部。朱翊鈏棺内共出土丝绸类衣物18件，冠冕2件，青花瓷盘1件，玉器4种22件，玉珠604颗，念珠一串（琥珀珠108颗），折扇1把，木梳2把，历书1册，银钱1枚，金钱7枚，铜镜1面（图1、2）。

李英姑尸体已腐，其头部躯干和四肢分别用白细布包裹并用布条系扎，似为易棺更殓。包裹外再套袍服七件，第二件袍外腰部围一条玉带。上盖黄织锦白绵被，被上放一只葛纻布小袋，袋内装有纸钱灰和冥途路引。死者发髻完整，对拴两根银簪，脚部安放平叠大衫、裙和布鞋等，尸下垫织锦绵褥，褥上散放银钱和银箔钱。死者头部竖放一面大铜镜，右侧有一把折纸扇，左侧有玉圭、玉佩、玉扣花、玉戒指和凤冠等。棺内四周塞满棉花包。李英姑棺内共出土冠服5种8件、玉器5种138件、纸质物2件、金器2种4件、银器两种9件、铜器2件，共计155件（图3、4）。

孙氏尸体半腐，第二件袍外腰部系玉带一条。尸体以一条黄织锦丝绵被包裹，其上还覆盖一条略窄的黄锻丝绵被，两被之间及死者脚部满置平叠的单衫、夹衫、绣花衣裙以及鞋、靴等。死者发髻盘卷，用两支金簪对拴。尸身下垫丝绵褥，其下垫草席，再下为木笭板，笭板与棺底之间有一层黑木灰。孙氏棺内共出土冠服6种21件、玉器3种139件、金器9种83件、铜镜2面、折扇2把、瓷盘1件、珍珠3000余颗、小玉珠600余颗、宝石100余颗。金饰品大多镶嵌有各色珠宝翠玉，用极细的金丝编绕或以金叶錾雕而成，制作精细，造型生动，标志着明代相当高的金银加工工艺水平（图5、6、7、8）。

孙氏棺内的冠服包括大衫、霞帔、方心曲领、织锦裙、织锦靴、黄锦靴、黄锦鞋、锦绸、丝绵被褥、袖套等。金饰品包括金钗、金发箍、金帽檐、金凤钗、飞凤穿花金钗、龙凤呈祥金钗等。其中如镶宝嵌玉金发箍连同玉佛共重140克，底板以4.5厘米宽的金叶镂雕成朵云状，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9片金叶锤压成9座神龛镶嵌在底板上，龛内各嵌入一尊羊脂玉雕刻的佛像；全器共镶嵌红宝石27颗，正中一尊佛像略大，手拄拐杖，挂须胸前，应为“寿星”，其余八尊佛像略小，据其神态似为“八仙”（图9）。观音乘凤金钗重80克，凤作展翅高飞状，尾部镶嵌一尊金佛像，佛像高4厘米，跏趺于莲花座上，头戴佛冠，肩披霞帔，手捧一枝仙草，脑后有一轮背光，在佛像背面利用凤尾的周边做成七束火焰，各镶嵌一颗宝石（图10）。

出土圹志三方，为“明益国宣王圹志”、“大明册封益王妃李氏圹志”和“大明册封宣王妃孙氏圹志”，对《明史》有所补正。《明史》记载朱由木为“敬庶三子”，而圹志在按序记载益敬王儿子时，却把朱由木（圹志为“由校”）列在第一；把圹志文与《建昌府志》结合分析，可知益定王朱由木死后由他的儿子朱慈炱继位，是为益末王，而《明史》却有记载甚略且有误：“……子敬王常 嗣，四十三年薨。子由本嗣，国亡窜闽中。”

墓内出土的冠服饰物俱为益王夫妇生前所穿朝服、礼服和燕居常服，其式样和装饰图案均合《明史》的记载。有的金器上铸有“益国内典宝所”，铜器上铸有“益国主命内典宝所”以及“典服所”等字样，可知益王府内有一支专业工匠队伍，专门生产益府统治者豪华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和奢侈品。

原文刊于：《东方收藏》，2010年第7期《藩王墓葬竞奢华满堂金玉夸豪富——明益王墓发掘亲历记》。文章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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