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第二辑）”之一。全书依托曹氏政权初期的历史背景，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及图像学等研究方法，探讨莫高窟第98窟中佛教艺术和世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莫高窟第98窟是由敦煌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主持营建，历时十年（914—924），成为曹氏时期极富代表性的大型石窟之一。该窟的营建不但彰显着曹氏家族的地位与政治势力，更是见证着曹氏家族在敦煌历史上开启曹氏归义军政权这一重要功绩，同时亦对后代石窟艺术的营建产生深远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从斯坦因、伯希和系统编号拍摄莫高窟算起，已经走过了110多年的漫长历史。最初的研究是按西方考古学的传统做法，即按客观现状仔细编号，做文字描述记录，匹配尽量客观的摄影记录。西方考古学家们的开创性工作，把珍贵的敦煌石窟带入了当代学术研究的范畴，特别是为中国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其学术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日本学者松本荣一的博士论文《敦煌画的研究》（1937年出版）主要依据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LES GROTTOES DE TOUEN-HOUANG）刊布的敦煌石窟照片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部分绘画为研究对象，对敦煌画中出现的题材内容做了详尽的考证研究，将其分为变相图、佛传图、本生图、特殊尊像图、罗汉图、高僧图、密教图、外教图等。松本博士的著作，不仅开启了用撰写博士论文的方式来研究敦煌艺术的传统，而且为敦煌艺术的图像内容识别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研究也是以伯希和《敦煌图录》为主要参考开始的，贺昌群在《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7号）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系统讲述敦煌艺术的文章，虽然以内容介绍和风格描述为主而未有深入地研究，但其开风气之先把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引入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亲身到敦煌石窟做实地调查研究并把敦煌艺术系统介绍给公众的最有影响力之人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他克服各种困难于1941年5月来到荒凉的莫高窟，临摹了大批壁画（可以说是一种摄影保存的替代方式），为每一个发现的洞窟编号，并以口述记录的方式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一书中发表了研究论文，系统分析了敦煌艺术的风格演变、断代方法和对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影响，开创了对敦煌石窟艺术做总体风格分析研究的新风气。

中国学者针对单个的重要石窟做深入的案例研究，是从我1997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The Dunhuang Cave of the Zhai Family》（中国中古时期的艺术、宗教与政治：敦煌翟家窟研究 ）开始的。此前已经有两位美国学者以敦煌单窟为对象做博士论文，一个是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阿部贤次（Stanley Abe），另外一个是耶鲁大学的何重华（Judy Ho），前者做莫高窟第254窟，后者做第249窟。后来我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指导博士研究生，就把对敦煌重要洞窟做单窟案例研究的方法带到中国，开启了对敦煌石窟做单窟博士论文研究的新传统。邵强军博士的这部《图像与政权：敦煌曹议金第98窟研究》，就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最新成果。

邵强军博士的这部专著，是长期学习研究之后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也是幸运机缘的结果。2015年夏天，我带研究生们到敦煌莫高窟参观考察，从现存最早的第268窟起，我开启现场教学模式，以不同时期的代表洞窟作案例，详细讲解各时期艺术的题材内容、风格特征、研究现状和未来的研究方向等。当我们来到五代时期的第98窟时，发现这个巨大的洞窟内搭起了三层楼高的脚手架，正在进行全面的保护维修工程。窟内巨大的脚手架一方面使观者无法看到窟内壁画全貌，但同时又提供了在脚手架上观看窟顶和东西南北四壁上段细部的绝佳机会，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呀！尽管这个洞窟的图像设计和历史背景都非常复杂，研究难度较大，当时还是博士生的邵强军还是勇敢的选择了这个洞窟做单窟案例研究。后经敦煌研究院罗华庆副院长特别批准，邵强军得以在这个洞窟里做长时间的观察记录，这样的实地研究，为完成这部分量较重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部《图像与政权：敦煌曹议金第98窟研究》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成书的，是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其学术贡献，可以做如下理解：

首先，此书对第98窟这个体量巨大、内容复杂的洞窟做了详尽的图像识别。过去我们对该窟数量巨大的壁画只有简略的题材辨识，而细致的图文对应和细节释读工作一直缺乏。邵强军在这部书中释读了几乎所有的壁画细节，使我们对这个重要的洞窟的图像设计有了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也就是说，根据此书我们可以完全读懂这个五代时期的代表洞窟究竟画了些什么、是怎样画的。这虽然是石窟艺术研究的基础工作，但旧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其次，此书将第98窟置于曹议金主政敦煌地区的特殊历史背景里来研究，特别注重了当地的佛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与该窟题材选择和图像设计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此窟除表达宗教信仰之外，更多的是反映曹议金“以教施政”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实践，并说明了五代时期敦煌石窟的多重功能和图像设计的复杂含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突破了只重文献考据、轻视图像自身价值的老传统，为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此书以附录的方式公布了第98窟壁画上残存的所有文字，包括各主题壁画里的榜题、窟顶千佛题名、供养人题记等，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文字记录。作者抓住了窟内搭建脚手架的难得机会，抄录了前人无法看清的大批榜题资料，丰富完善了我们对这个五代时期重要代表窟的认识理解，十分难得。

最后，我想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该书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方法理论的梳理和思考。作者特别提到了巫鸿先生提出的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三层次”理论和颜绢英女士总结的“三个方法”，并把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对莫高窟第98窟的研究中。但作者显然对这些流行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来历和形成背景了解不多，因此对其不足之处缺乏批评性反思，只是单纯引用或运用，从而错失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突破机会。

我相信，伴随着像邵强军这样年轻而又有远大理想的学者逐渐成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繁荣的兴旺期。

2021年5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