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文献》2016年第6期，微信号编辑省去了注释及部分考证，引用请依据原发表版本。

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麴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

陈晓伟

麴氏高昌政治史、中唐时期伊西庭地区的社会政治历来是西域史研究的关键问题，由于传世文献与此相关的历史记载颇为匮乏，学者主要依赖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出土碑志文献钩沉考索史事，成果相当丰硕。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永乐年间胡广撰《记高昌碑》提到时存麴氏《重光寺铭》《记寺田园界之碑》《右卫将军领宿卫事麴叡芝追远寺铭》《无量寿窟铭》及唐代《西州四面精舍记》《大唐故伊西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宁塞郡王李公神道碑》（简称《李元忠神道碑》）等六种碑铭事关西域史地，目前鲜有学者论及，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不少待发之覆。

一、胡广《记高昌碑》的文献源头

这篇《记高昌碑》出自胡广（谥号文穆）《胡文穆公文集》。按，《晁氏宝文堂书目》记述嘉靖间藏书情况，著录“《胡文穆公文集》旧刻”，焦竑《国史经籍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明清藏书目录均称胡氏《文穆集》为十九卷。然而这部十九卷的原刻本，“明末兵燹，集版燬没，仅有纸刻存留于家”，目前所见版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胡文穆公文集》，此系乾隆十六年（1751）重刻本，共二十卷。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将此二十卷本《胡文穆公文集》列入存目类，馆臣注意到这些碑铭的价值，“惟《记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载事迹颇详，亦足备唐史之阙耳”。

《记高昌碑》凡涉及上述六种西域历史碑铭，就其具体来历，胡广自称“近年朝使往西域回，摹打高昌旧碑六本来进”，写作时间署“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庐陵胡广记”。“朝使”指谁呢？

我们都知道，永乐年间最为著名的通使西域者当数陈诚。据陈诚《狮子赋》记述，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戊子，“发酒泉郡，出玉门关，道燉煌、月氏，经高昌车师之故地，达蒙古回鹘之部落”。陈诚于是年三月初一日至火州城，此地即麴氏高昌都城旧址及唐朝伊西庭节度使管辖重镇。陈氏叙述其见闻说，该地“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虽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东边有荒城基址。”同时作诗云：“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覩汉官仪；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陈诚使西域还朝的确切时间为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胡广《记高昌碑》恰好写作于当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与陈诚出还西域的行期亦正相合。最为关键一点的是，陈诚临行之际（永乐十一年秋八月既望）胡广为其作《送陈员外使西域序》，有云“子鲁宜考其山川，著其风俗，察其好尚，详其居处，观其服食，归日征诸史传，求有合焉者，则予言为不妄也。”这样看来，胡广与陈诚（字子鲁）素有交往，并嘱托陈氏在出使途中要留心西域山川风俗。据此判断，陈诚路经火州故城注意到当地残存“僧堂佛寺”及“梵宫”，高昌麴氏四种碑铭均与捐施佛教寺院有关，或拾获于此地；“神道荒凉卧石碑”盖指《李元忠神道碑》。综上所述，胡广所称“朝使”当指陈诚，第二次出使西域，途径火州城时摹拓了这六种高昌旧碑。

二、《重光寺铭》等碑铭所涉麴氏高昌政治史

永乐十三年十二月，胡广根据从陈诚手中访求的六种高昌碑铭而撰写《记高昌碑》，由此披露碑文中的若干细节内容：

其一《重光寺铭》，大魏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广平司空仲豫为镇西将军交河麴子韑作，谓子韑为昭武王第五子，今上之亲弟。后有章和二年出临交河郡之语。其二《记寺田园界之碑》，背首云：“和平九年辛未岁八月二十九日。”有子韑官爵。末云：“延昌十年庚寅岁谨树玄碑，用传不朽。”其三《右卫将军领宿卫事麴叡芝追远寺铭》，大周麟趾殿学士、普国弟侍读朱幹撰，中云：“叡芝，今上之从兄，祖镇京将军横截公、镇卫等将军田地宣穆公冲，考建武等将军、开定鄢耆龙骧等将军横截太守孝真，世父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亲执玉帛朝于京师。”末云：“延昌八年岁次玄枵律中太簇上旬刊讫。”其四《无量寿窟铭》，太学博士、明威将军令狐京伯撰，中云：“麴氏元台公主，献文王之女，张太妃所生，今上之亲妹。”末云：“延寿七年庚寅七月下旬刊讫。”

以上四方《重光寺铭》《记寺田园界之碑》《右卫将军领宿卫事麴叡芝追远寺铭》及《无量寿窟铭》题记中均涉及麴氏宗室人物，据此便可以检讨麴氏高昌家族王统及相关政治史问题。

1.“麴坚”名讳之辨析

上述《重光寺铭》捐造施主为麴子韑，其身份十分明确，“子韑为昭武王第五子”。按建昌元年（555）《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亦有“又愿照武王已下五王之灵”云云，《梁书·高昌传》明确提到，麹氏高昌政权的创立者麹嘉“谥曰昭武王”，知子韑即麹嘉之子。此外，麹嘉继任者为子坚，该铭文采用其年号“章和二年”，并称子韑乃是“今上之亲弟”，亦知子韑与麹坚关系为兄弟行。这样就完全可以解决“麴坚”名讳问题了。

中原文献多次提及此人事迹。兹举例如下：

第一、《魏书·高昌传》云：“嘉死，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子坚立……普泰初，坚遣使朝贡，除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王如故，又加卫将军。”《北史·高昌传》记事亦同。

第二、《隋书·高昌传》云：“嘉死，子坚立。”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北史》及《隋书》均止在“坚”字下标注专名号，即理解为麴氏单名“坚”。不过，《梁书·高昌传》却记述麹嘉卒：“子子坚，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河西郡开国公、仪同三司高昌王嗣位。”此谓麴氏名“子坚”，与上述三书似有抵牾。王素先生据此认为，高昌王麴氏名字单作“坚”，《梁书》等文献称“子坚”是因涉及与麴嘉的父子关系而衍“子”字。

根据章和年间《重光寺铭》作“麴子韑”及“今上之亲弟”云云，知其行辈字派为“子”字无疑，则知高昌王名字“麴子坚”为正。另外，我们还能提供两例重要证据：《魏书·出帝纪》永熙二年（533）十月癸未云：“以卫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高昌王麴子坚为仪同三司，进爵郡王。”及《梁书·高昌传》曰：“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两书无涉麴氏父子关系，皆作“子坚”，传世文献与石刻资料由此互证。这说明，“麴子坚”一名为是，而非“麴坚”。

2.麴氏家族世系

第三块《右卫将军领宿卫事麴叡芝追远寺铭》撰者系“大周麟趾殿学士、普国弟侍读朱幹”，麟趾殿学士是北周明帝所创设，“刊校经史”。麹氏高昌与北周通好，武成元年（559）闰五月及保定元年（561）正月先后遣使献方物，故这位麟趾殿学士朱幹才有条件为麴叡芝书写寺铭。

这份碑铭的事主为麴叡芝，从原始文献角度看，其所叙世次或许是目前唯一一份高昌麹氏宗室家谱。铭文云：“祖镇京将军横截公、镇卫等将军田地宣穆公冲，考建武等将军、开定鄢耆龙骧等将军横截太守孝真，世父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亲执玉帛朝于京师。”《魏书》有与之相发明的记载，该书《世宗纪》记述永平元年（508），“高昌国王麹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高昌传》亦记此次麴孝亮通好之事，并且还提到神龟元年（518）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魏书》所称麹孝亮与麹嘉系叔侄关系最为关键，这样就能梳理出麹氏家族世系：

上述《右卫将军领宿卫事麴叡芝追远寺铭》明确称“叡芝今上之从兄”，刊讫时间署作延昌八年（568），此时高昌王麴乾固执政，从而明确叡芝与乾固当为从兄弟关系，子坚当属父辈。王素先生根据多种文献整理出《麹氏王国王统简表》，指出历任高昌王子坚、玄喜、□□、宝茂、乾固五人皆为父子相承，乾固系子坚四世孙。这一结论显然与上述石刻资料所见麹氏世系相矛盾，或有必要重新检讨该问题？

3.《无量寿窟铭》人物身份

这件《无量寿窟铭》刻于延寿七年（630），此即高昌王麴文泰时期。该题记谓施主为元台公主，“今上之亲妹”，由此明确二人的血缘关系。

毫无疑问，元台公主和麴文泰之父皆为“献文王”，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臣墓志铭》叙述墓主曾祖张忠在麴氏高昌国的仕履，“伪高昌献文王之建义将军、都绾曹郎中”，此“献文王”殆指麴伯雅？幸运的是，通过上元三年（676）《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枢》可以解决上述疑问。该塔铭明确说“曾祖伯雅高昌献文王、祖文泰高昌光武王”，知伯雅与文泰为父子，伯雅谥号献文王，亦与《无量寿窟铭》所见麴氏家族人物关系相吻合。

三、《李元忠神道碑》与伊西庭地区政治军事问题

陈诚发现的两通唐碑，一块为大历十五年（780）六月《西州四面精舍记》“随军守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张玠为节度观察处置副相李公述”；一块为摄支度判官兼掌书记、朝散大夫虔王友朱震述《李元忠神道碑》，胡广指出两碑人物之间的关系，“前碑称李公而不名者，疑即元忠也”。最为重要的碑刻，要数后者，胡广抄录部分碑文：

李元忠，河东人也，本姓曹，字令忠，后以功赐姓改名，祖考以上皆负名称。元忠天资杰出，年幼狎诸童儿，好为战阵之形，缀幡旗以为乐。及弱冠，从军，蓄气厉节，尝抗臂言曰：“大丈夫必当驱戎狄，扫氛袄，建号立功，皆□□□□，能唇腐齿落而为博士者乎。故恒遇战，勇冠□□□□□西、伊西庭节度使、工部尚书弘农杨公之亚将。及弘农公被屠害，元忠誓报酬，乃以师五千，枭周逸戮强颙，雪江由之耻，报长泉之祸，义感四海，闻于九重，解褐授京兆洭道府折冲都尉。大历二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节度兼卫尉卿、瀚海军蕃落等使。大历五年九月，中使将军刘全璧至，加御史中丞。大历八年四月，中使内寺伯卫朝至，加御史大夫，赐姓改名，赐衣一袭。元忠勇于济时，急于周物，不矜不傲，俭约从下，辛勤玉塞，斩将褰旗，摧坚陷敌，以成厥功，大张权宜，广设方略，峻城深池，劝课耕桑，政令严明，边庭肃靖，虽在戎旅之间，轻裘缓带，志间心逸，故能使葛禄叶护稽颡归仁，拔汗郍王屈膝饮义。值边境有灾民艰于食，尽发廪以振之，不足倾竭其资；又不足解玉带□□金鞍骏马以易粟，远近襁来者以万计恩施，绝幕惠被【中阙】三年二月廿七日，中使（此处阙四百廿九字）年土蕃围凉州，走保幕【中阙】否。碑云：建中三年二月廿七日，加刑部尚书、宁塞郡王。……碑云：建中五年五月五日，公薨于北庭之廨宇，六年葬前庭东北，原火山南面。

众所周知，大历年间伊西庭地区逐渐陷落，由此面临着极为复杂政治的军事斗争形势，唐长孺先生利用敦煌文献，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石刻资料讨论了该期间伊西北庭节度使的任选及其事迹，本文《李元忠神道碑》所叙述李元忠履历恰好在这段时间内，则有助于解决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

1. 从李元忠改赐姓名看《新唐书》叙事淆乱

李元忠本名曹令忠及其相关事迹见于唐朝文献。例如，《谕安西北庭诸将制》就提到“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但这道制书系年不明，故无法判断“曹令忠”一名的行用时间。《新唐书·郭昕附传》详细叙述曹令忠改名之原委：

建中二年，昕始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诏曰：“四镇、二庭，统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与率职。自关、陇失守，王命阻绝，忠义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诸将吏超七资叙官”云。

从这段记载来看，曹令忠因守土有功，故建中二年（781）德宗颁降诏书“赐氏李，更名元忠”。至为关键的问题是，曹令忠改赐姓名“李元忠”的时间绝不是这一年。

所幸《李元忠神道碑》明确提到，“大历八年四月，中使内寺伯卫朝至，加御史大夫，赐姓改名，赐衣一袭”，即指“曹令忠”更名“李元忠”。传世文献中有两条史料与此相印证，即《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八月庚戌云“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及《册府元龟·总录部·名字》谓“曹令忠为北庭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大历七年八月，赐姓李，改名元忠，以边将宠之也”。以上两书记述的便是朝廷颁降诏令改赐李元忠姓名的时间及具体缘由。

那么，《新唐书·郭昕附传》为何出现如此乖戾？这就需要探究其史源。且看《旧唐书·郭昕附传》相应记载：

建中二年，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德宗嘉之。诏曰：“四镇、二庭，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次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其将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资。”

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赐姓名。时昕使自回纥历诸蕃部，方达于朝。

《唐会要》“安西都督府”条所记内容略同，即叙述完建中二年诏书内容后，复次云“郭昕者，子仪犹子；李元忠，始曾令名忠，后赐改焉”。《资治通鉴》也是先引授官诏书然后再谈曹令忠赐姓名事。最为重要的是，《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七月戊子全文照录这道诏书，当中则无曹令忠赐姓改名一事。毫无疑问，曹令忠以功赐姓名事在大历七年，肯定不属于建中二年诏书的内容。上述《旧唐书》、《唐会要》及《资治通鉴》史源本诸《德宗实录》或《建中实录》，诸书先照录建中二年授官诏的原始档案，尔后追记介绍李元忠名字之由来。论及欧阳修编撰《新唐书》大部分列传之取材，趙翼指出“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该书《郭昕附传》因循《旧唐书·郭昕附传》，然而将原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赐姓名”一语竟当作诏书内容，从而妄加改编。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还发现《新唐书·郭昕附传》引述建中二年诏书中李元忠所除授的“四镇节度留后”官职大有问题。按《旧唐书·郭昕附传》有“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云云，由于原文中的李元忠新授官职与郭昕旧领署衔前后相属，《新唐书》不加辨析地将“四镇节度留后”理解成为李元忠的新授官职，故云“令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这种改动完全是错误的。根据两唐书《郭昕附传》，皆称郭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此后由于安西四镇与朝廷交通中断，郭氏官职从未发生过变化，知“四镇节度留后”系属郭昕的职任，显然与李元忠毫无瓜葛。

以上我们根据《李元忠神道碑》明确李元忠赐姓改名的具体时间，进而发现《新唐书·郭昕附传》叙事淆乱如此。

2. 神道碑所见伊西庭留后周逸的结局

安史之乱以后伊西庭地区局势危机，历任节度使任内接连被杀，最具影响的事件要数伊西庭留后周逸谋逆构陷案。

此事于传世文献中一无所征。研究发现，敦煌写卷P.2942《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奸回不轨，在法攸书，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及“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还提到“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推亡固存，商书所重，去顺効逆，春秋则诛，周逸猖狂，素怀悖乱”。文书所见该“副帅”行至长泉（此地隶属伊吾郡纳职县）遭到周逸与仆固怀恩谋害。唐长孺对这件写卷所涉人物早就有精彩考证，推测遇害者为伊西北庭节度使杨志烈。然对于幕后主谋周逸的最终结局，上述P.2942号文书未作任何交代，传世文献更无记载。王小甫教授仅有一推测说，“估计他在仆固怀恩死后也就随之灭亡了”。幸运的是，《李元忠神道碑》记述李元忠之履历：

故恒遇战，勇冠□□□□□西、伊西庭节度使、工部尚书弘农杨公之亚将。及弘农公被屠害，元忠誓报酬，乃以师五千，枭周逸戮强颙，雪江由之耻，报长泉之祸。

此谓“弘农杨公”及“长泉之祸”，乃与《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所记内容亦正相合，即指杨志烈被屠害。更为重要的一点，该神道碑指明李元忠身为杨氏副将“枭周逸”，终报大仇。由此为这场谋逆案件定谳。

综上所述，本文首次利用胡广《记高昌碑》迻录的六种高昌碑铭初步探讨了高昌麴氏、李元忠及其相关事迹，恐怕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今提供这条线索，希望引起西域史研究者对这些石刻资料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