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裴安平先生写了几篇关于上山问题的文章，我只浏览过去年的第一篇。几天前一位平常并没有微信交流的同事转发给我裴先生的最近一篇，其实我早在群里看到了，但还是没有打开看。刚好过两天要去外地出差，就将文章转给了那里工作的一位年轻同事，请他看看，见面时向我讲解一下。前天见面，了解了文章的一些内容，我也没有仔细询问，但感觉有必要回答一下裴先生 ...

裴安平先生写了几篇关于上山问题的文章，我只浏览过去年的第一篇。几天前一位平常并没有微信交流的同事转发给我裴先生的最近一篇，其实我早在群里看到了，但还是没有打开看。刚好过两天要去外地出差，就将文章转给了那里工作的一位年轻同事，请他看看，见面时向我讲解一下。前天见面，了解了文章的一些内容，我也没有仔细询问，但感觉有必要回答一下裴先生。

我无从揣摩裴先生的心理状态，实际也没有阅读过文章的具体内容，回答可能不具有针对性。只是相信对考古学负责依然是裴先生的基本依凭，因此就对可能相关的问题谈一谈真实的观点。

因为裴先生是在几个考古群里发文的，我也就这里公之于众。为节约大家的时间，我尽量简明扼要些。分为几个部分。

一、关于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彭头山与上山比较的表格

裴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张居中先生提醒我注意的，他说老裴指出我《浦江上山》报告的综论里的表格，将皂市下层的东西混入彭头山文化中去了。我吃了一惊，马上进行了查证，发现确实存在差错，并立即在微信群里作了说明，这里再解释一下。

这个表格是从我的《跨湖桥文化研究》中移植过来的，那是一张“钱塘江与洞庭湖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的图表（见该书P200）,该表所图示的是：1.彭头山文化第一至第三期，器物类型可与上山文化中晚期至跨湖桥文化早期作比较；2.彭头山文化第四期可与跨湖桥文化晚期的偏早阶段作比较；3.皂市下层文化则对应于跨湖桥文化晚期。

在写《浦江上山》报告综论时，为了突出上山文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旷野阶段”的领先位置，我将这个表格移植过来并稍稍作了简化，结果出了差错。差错之一是将彭头山文化一至四期，错成为彭头山文化一期（本意应该是想将一至四期笼而统之，不知怎的没有删除“一期”两字）；错误之二是将皂市下层的陶器混入了彭头山文化了。混入的原因，是在原表格中，皂市下层的器物图紧挨着彭头山四期的器物图，都在跨湖桥文化的比较区域。但即使在这个出现差错的表格里，皂市下层器物的比较对象依然还是跨湖桥文化，而不是上山文化。

由于这个差错并不影响基本的学术结论，在前不久国家博物馆学术座谈会的PPT报告中，我还特地用上了这个表格，来说明我的学术观点。但还是要谢谢裴安平先生的指正，毕竟文章的任何差错都会带来了学术传播上的混乱。在这里也向其他阅读者表示歉意。

二、关于彭头山文化与上山文化的年代

上山文化早期“距今10000年前后”，这是对上山文化的一个基础性认识。这个判断，参照了客观的年代数据，同时也是以分期作为基础。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这里不作具体介绍，想必都能一眼看出作为中期代表的桥头遗址和作为早期代表的上山遗址有较大的不同。中期的年代，用最可靠的一年生植物种子的炭化样品进行测年，不同遗址的系列数据都落在距今9000年前后，应该是可靠的。那么，早期年代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已有的最早数据是11000多年，但多数落在10000年附近，这就是“距今10000年前后”的结论依据，尽管用夹炭陶片测年的准确性，尚存怀疑。鉴于早、中期之间器物的类型变化较大，分期还可能细化，又目前对史前考古学年代认识的粗线条现象还是存在，这个判断不至于有多大的唐突。我们与北大合作，已经在试图解决夹炭陶片中可能混入老炭的问题，希望早日获取更科学的测年数据。

其实，在我的思想里，只要上山文化早期年代早于彭头山文化（也包括贾湖），关于上山文化稻作起源的认识就站得住脚。从大的文化阶段来说，它们处在同一个发展时期，上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这是认识的基础。至于是10000年还是9500年，并不是最重要的。上山早于彭头山的主要依据，第一是测年结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彭头山文化年代上限是9000年，而上山中期确定是9000年，这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比较；第二是文化因素分析，上山更为单纯，比如上山早期陶器体现为更加纯粹的夹炭陶，这是新出现的陶系，而彭头山早期则是夹砂、夹炭并存，能与上山作比较的主要是其中的夹炭陶器；特别是彭头山早期陶器出现了浙江地区在跨湖桥阶段才出现的绳纹炊器及其配套的釜支子，整体上感觉是落下了一截。

这种比较认识是以文化的联系性为前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稻作文化的最早发生区域，确实存在着诸多的共性现象，但可能是受到了区系划分的影响，区域内的文化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六大区系”主要是以沉淀于距今5000、6000年之际的文化格局为基础建立的认识框架，距今8000、9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值得加以重视。跨湖桥文化发现后，对两地文化关系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上山文化的发现，又增加了联系的内容。

三、关于上山文化涉及的一般性问题

裴安平先生对上山文化及其研究现状有诸多的不满。据介绍，他对我缺少上山文化类型学研究成果颇有非议。但我对上山文化的现有分期，有基本的信心，也发表出来了，因为它来自实际的材料。将上山遗址相对单薄的中期遗存（当时是作为晚期遗存认识的）从层位上区分出来，当初颇费了一番铲锄功夫，至今记忆犹新，之后又在不同的遗址中获得证实，这是我田野生涯自我感觉最好的成绩之一。

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上山文化研究成果，来自农业考古或科技考古领域。田野考古及其相关的类型学、地层学研究，能够支撑住这个学术局面，也算完成了任务。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彭头山遗址、上山遗址发现的不同历史条件以及考古学发生的变化。

我对彭头山文化的学术史不算太了解，但对80年代开始的在区系类型研究大背景下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热潮，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也决定了彭头山文化会有更多的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方面的研究。又，当时彭头山遗址发现，在年代判断上比较谨慎，但就实际的结果而言，是将长江流域的新石器年代在河姆渡的基础上前推了1000多年，属于突破性成果，这实际上为后来考古界相对容易地接受上山遗址，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学术的过程。就浙江地区来说，上山遗址发现于跨湖桥遗址年代争议的后期，从跨湖桥的例子看，狭隘的类型学研究未必可靠，起码耽误了考古的进程，碳十四测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推动力。上山可谓生逢其时，应该说，“万年上山”并不仅仅是刻意渲染、宣传出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是科技进步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作用到考古学的必然结果。二十年间，考古学在悄悄发生变化，不知裴先生是否相信？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和拓展考古学的认知能力、认知领域，或许是裴先生更应该去思考的。

四、关于稻作农业起源

稻作农业起源，既是一个发现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将“稻”与

“稻作”区分开来，赵志军先生已经作了更具思考性的阐述，我就不多讲了。

从洞穴走向旷野，是否是稻作发生的关键一步？从实证的角度，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早于上山阶段的遗址就是洞穴遗址，当然还应该包括与洞穴伴生的山地遗存。

那么，看起来“成熟”的上山文化早期遗存，能否有资格充当“第一个脚印”的资格？起码有两种观念在影响着“前上山”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是去寻找洞穴与旷野之间的连线，基本逻辑是，“成熟”的上山之前，起码还应该有个初级阶段。但基于器物观察区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似乎是技术发明的产物，可能就不存在一个符合逻辑的萌发期。夹炭陶的出现是否与稻米的利用直接相关，或许是个真问题。

另一种是相反的判断，不是从洞穴走向旷野，而是从低往高走，上山文化可能是神秘的大陆架文化的延伸体。但从浙江地区的实际发现来看，似乎并非如此。迄今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均发现于海拔30、40米以上的河流上游盆地。有意思的是，上游地区的上山遗址，大多有跨湖桥文化层叠压其上，而沿海低海拔区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底下则全不见有上山文化踪迹。井头山、跨湖桥（包括下孙）、火叉蔸遗址，都属于这个情况，这或可证明低海拔地区不存在上山文化遗址。

以上只是延伸性思考。上山文化作为稻作文化起源点，是一个实证判断，并不需要一个终极性证明。

五、关于其它

裴先生“上山也不是最早彩陶”的反对意见，我不清楚其理由，也没有询问过他人。就不作回答了。

最后还想感谢一下裴先生，我能制作出前面提到的那个表格，全赖裴先生寄送的几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辑刊》。

裴先生参加了跨湖桥遗址的几次会议，也参观过刚发现的上山遗址，记得还说过肯定鼓励的话，后来随着手机时代的到来，反而失去了联系，几次上山会议都没有邀请，心里一直有些歉意。

欢迎裴先生多来上山文化诸遗址点参观指导。

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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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毛毛

审核：郑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