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聚落考古指通过遗存共时性联系揭示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研究。聚落考古根据涉及的空间规模可分为三级：以单个遗址代表的中观聚落；遗址内部单个遗迹或者遗迹组为微观聚落；遗址之上的区域或考古学文化为宏观聚落。微观聚落研究中与居址有关的部分往往纳入家户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的研究范畴，宏观聚落研究中强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部分往往纳入 ...

　　聚落考古指通过遗存共时性联系揭示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研究。聚落考古根据涉及的空间规模可分为三级：以单个遗址代表的中观聚落；遗址内部单个遗迹或者遗迹组为微观聚落；遗址之上的区域或考古学文化为宏观聚落。微观聚落研究中与居址有关的部分往往纳入家户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的研究范畴，宏观聚落研究中强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部分往往纳入景观考古（landscape archaeology）的研究范畴。聚落考古是透物见人、见社会的主要路径。中、美两国的考古学界对聚落考古都进行了大量探索，聚落考古也是中美考古合作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谈点我个人的理解。

作者：［美］Robert D. Drennan、［美］C. Adam Berrey、［加拿大］Christian E. Peterson著

译者：李涛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1999年，在张忠培先生和许倬云先生的共同推进以及匹兹堡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的邀请下，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周南（Robert D. Drennan）教授来到中国赤峰，开始参与、指导这一地区的全覆盖式区域调查（full-coverage survey，也称系统性区域调查）。有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也有一些学生到匹兹堡大学跟随周南教授攻读学位或者联合培养，其中就有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李冬冬。周南教授希望李冬冬能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区域调查。在此背景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于2013年冬季在应城陶家湖和天门笑城合作开展了面积约58平方千米的全覆盖式区域调查。李冬冬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正是这一次的全覆盖式区域调查，让武汉大学考古学科与匹兹堡大学考古学科建立了学术联系，周南教授随后多次应邀来武汉大学交流、讲学。

　　我在2001年春完成的博士论文《西阴文化研究》中，发现西阴文化早期均为单间房，晚期以后开始出现多间房，以人类学概念理解，单间房适合核心家庭居住，从单间房到双间房、多间房、排房的变化，反映了从核心家庭到主干家庭、扩展式家庭、家族生成的过程。用房址、灰坑等家户考古资料揭示了分布在中原地区的西阴文化扩展式家庭、私有观念和文明的起源。（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先生在1972年和2002年先后发表了《作为一种聚落形态的村落的起源：中美洲和近东地区比较研究》（Kent V. Flannery. The origins of the village as a settlement type in Mesoamerica and the Near East: A comparative study. In: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Peter. J. Ucko, Ruth Tringham, and G. W. Dimbleby (eds.). Cambridge, MA: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23-53.）和《再论村落的起源：从核心家庭到扩展式家庭》（Kent V. Flannery. The origins of the village revisited: 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 American Antiquity 2002,67(3):417-433.）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论证了中美洲和近东早期村落的房屋从一系列小的圆形或椭圆形房子到核心家庭方形房屋，再到扩展式家庭方形多间房的过程。最初的圆形或椭圆形房子，带有公共的或者共享的储藏遗迹；核心家庭居住的方形房子中带私有性质的储藏室；而最终核心家庭让位于扩展式家庭，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1）扩展式家庭拥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广泛开展不同方面的经济生产（例如农牧混合经济和集约式灌溉农业）；（2）聚落形式的转变是为了应付分散的农田系统；（3）扩展式家庭的出现与精英家户在规模上的扩大有关，后者往往寻求支持和调动专业化生产者。弗兰纳里师承路易斯?宾福德（Lewis R. Binford）教授，而他本人又是周南院士的导师，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地位。我们根据各自研究区域的聚落考古资料，就村落里家户形态反映的家庭形态做出研究，隔空对话，也算有缘。

　　中国考古学界对单个遗址所代表的中观聚落进行过大量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遗址包括半坡、元君庙、横阵、姜寨等。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具有两分结构的聚落，包括两个相邻的环壕各自围起来的房子形成的两个居住区，以及各自拥有的一片墓地。通过与人类学材料类比，我提出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聚落反映的就是南美洲土著的偶族、北美土著的胞族，澳大利亚土著的婚级组织。这些亲族组织，应该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姓所代表的姓族。（余西云：《两分结构聚落反映的亲族组织》，《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7-166页。）姓族是早于氏族的亲族组织，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普遍存在，基本特征是具有稳定的两分结构。相比姓族，氏族则具有不断分裂的特征，中国古代的宗族是氏族分裂的结果，也具有不断分裂的属性。氏族出现以后，姓族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昭穆制度的形式反映在葬制、庙制及各类仪式中，在婚制上也仍然有所体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元氏南白楼墓地》，科学出版社，2020年。）姓族和氏族是理解亲族组织及其演化的关键，是中观聚落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现象。

　　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宋海超和李默然先后到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培养一年，2014年我应周南教授的邀请，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短期资助计划，赴匹兹堡大学访学一个月。当时两位博士生都已经回国，周南教授和正在那边的李冬冬等留学生为我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给予了很好的照顾。周南教授安排了多次餐叙，为我接风、送行。他还安排我旁听了考古专业正在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并请我给人类学系师生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我选择的报告内容正是关于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的研究成果。

　　在宏观聚落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的探索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借助遗址群这个概念对社会组织进行解读，一个是利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前者强调的是，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一些小型聚落形成较大的城邑，若干这样的城邑聚合形成都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即使是最大的中心城，有效管理的空间也未必大。而从考古学文化研究出发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中心聚落有可能辐射或管控整个考古学文化，例如良渚城有可能控制或者影响整个良渚文化。这些认识更多停留在推测或者猜测层面，如何利用考古资料实证这些认识，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大课题。

　　美国同行比较早地放弃了考古学文化概念下的聚落形态探索，转而推进区域聚落研究。通过系统性区域调查，寻找人口指标信息，进而估算区域内的相对人口和绝对人口数量，并借助空间分析技术复原社会组织及其演进。有多位美国学者在中国境内开展了全覆盖式区域调查，周南教授虽然不是最早进入中国开展此类研究的学者，但他对统计学原理、方法与技术运用娴熟，在区域调查基础上对考古资料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分析和解读，并及时地推出了一系列前沿性成果。

　　区域聚落研究与人类学有密切关联，用考古学研究成果回答人类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或美洲地区的一个学术特色（见作者《中文版序言》）。美国考古学界对区域调查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技术做了大量的探索，这正好是中国考古学缺少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与中国考古学不同的研究路径。这类研究与旧大陆传统的考古发掘获取资料并不矛盾，区域聚落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而遗址发掘获得的时间刻度和聚落信息，无疑会为区域尺度上的聚落考古提供更为细致可靠的参照和验证，从而提升区域尺度上人口估算的精度，为区域聚落研究提供关于社会组织推论的锚点。将区域聚落研究与遗址发掘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在开展考古发掘之前，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确定其表面遗存（主要是陶瓷片、石器等遗物）的分布情况，然后通过发掘来验证调查结果。这样的工作既有利于提升区域调查的可靠性与精度，也有利于拓展遗址发掘揭示的聚落形态的代表性。特别是一些类似三峡或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考古，本身就涉及到较大区域，如果能够先进行区域调查，再进行大面积发掘，将两者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应该是非常具有学术意义的。

　　李冬冬刚刚翻译出版了周南教授的《给考古学家的统计学：一种常识性方法》一书，现在李涛又把周南教授的《考古学中的区域聚落人口》翻译成中文出版，特别值得祝贺！我们希望通过周南教授系列著作的翻译，把美国考古学界深耕几十年的区域考古理念及相关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考古实践中运用起来，与中国考古学原有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取得创新性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考古学的发展。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学术前沿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但内容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译文准确、流利，可读性强。在此，我毫无保留地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