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马丽蓉 | 全球丝路学派比较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伊斯兰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新丝路学刊》主编。政治学与外国语言文学跨专业博导、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博士后导师。主要致力于国际关系、国别与区域、中国人文外交及全球丝路学研究等，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21部，主持课题30项。
摘 要：百年显学的丝路学，不仅吸引了不同学科的有志之士投身其中，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等；比较不同学派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规律，尤其是欧、美、中三大学派之异同等，旨在探讨中国丝路学在“一带一路”带动下的振兴之策；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不仅让世界在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之际能够倾听来自中国的“学术声音”，也能在全球丝路学转型、中国丝路学振兴之际彰显文化自信的“学术中国”。
关键词：丝路学；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丝路学术共同体
自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丝路学”，至今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机遇。但是，与国内外有关“一带一路”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论著及报告的“井喷”态势相比，中国丝路学学科建设未能及时跟进而显得分外冷落。如何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实地调研来推动丝路学发展，已成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年显学的丝路学，不仅吸引了不同学科的有志之士投身其中，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以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影响甚大的研究重镇。进行不同学派的比较研究，旨在通过研究丝路学发展脉络、发展规律，以及欧、美、中三大学派异同等来探讨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基本路径，进而在全球丝路学转型之际实现中国丝路学振兴之宏愿。
一、欧洲学派：“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
事实上，全球丝路学起步于欧洲学派，欧洲丝路学则由李希霍芬等“丝路探险家”们创建并主导(见表1～表4)。
通过比较表1～表4的内容可以发现如下几点。第一，这四人虽同为丝路学创建者，但其学科定位各不相同，如李希霍芬为丝路学“概念之父”、斯文·赫定为“丝路学术共同体”的发起者、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伯希和是跨学科丝路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他们相继从概念、国别、区域、领域、问题乃至理论、方法等不同方面构建了丝路学的基本学科构架，尤其是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中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后期伯希和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等，开创了丝路学跨学科研究的先河。
第二，这四人在中国与西方世界毁誉不同，凸显丝路学自创建起就烙有“学术殖民主义”印记的事实。这四人宿命般地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西方大国海外霸权扩张捆绑在一起。例如，斯坦因疯狂盗墓之举对中华文物保护与传承造成巨大的破坏，伯希和虽积极致力于汉学建设却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尤其是李希霍芬自1868年起足迹遍及中国当时18个行省中的14个，但成就他学术和政治双重角色的则是他的山东考察。在他看来，在胶州湾开辟自由港，该港口将成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是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故早在1869年他就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这样将使华北棉花、铁和煤等更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这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还可就此拥有广大的中国腹地。为了利用山东而控制内地煤矿，他向欧美商会鼓吹修建连接内地与海港的铁路，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
第三，这四人都非常重视西域地区的丝路研究，“有关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的中亚考察探险活动的研究。虽然像斯坦因这样的文化强盗带走了大量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但他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其后的整理研究，无疑也是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贡献。斯文·赫定更是按照他的老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的指引，有目的地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考察古代丝绸之路，对丝绸之路学说的建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中亚西域地区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都是这些探险队发现的，也是他们开始研究的，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利用新的历史环境，把他们的著作系统地收集起来；把他们带走的文物、文书，全面地影印、数字化回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地继承下来；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做出超越他们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换言之，斯坦因等人偷盗至海外的丝路文物亟待保护与研究，尤其应加快丝路文物数字化建设进程，面向全球开放丝路文物数据库，在保护中促研究、在研究中促保护。
第四，这四人开启了百年丝路学著书立说与咨政建言的双轨并举的研究范式。例如，李希霍芬有《中国》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等；斯文·赫定有《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空白、提出优先考虑新疆问题报告等；斯坦因除代表作《古代和田》《塞林底亚》《亚洲腹地》等之外，其《在中亚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对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伯希和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还积极致力于汉学建设。因此，这些丝路学创建者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双轨并举的丝路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成果以加强丝路学学科内涵建设。
德国对丝路学的贡献莫过于李希霍芬在其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且做地图标注，并被广泛采纳影响至今。法国在丝路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位居欧洲之首，不仅建立了众多的学术团体，还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丝路学者。德、法等国学者的一批论著和调研报告，造就了欧洲学派而成为丝路学领域的开拓者，且自德国学者提出并界定丝路学核心概念起，“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因此，在“欧洲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形成的欧洲学派，既是丝路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也成为丝路学研究的核心力量，且形成“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研究在西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征貌。
但是，旅居德国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于2016年8月出版的《“一带一路”共创欧亚新世纪》一书，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美学界出版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欧亚大陆的崛起”、“开启重构国际金融秩序之路”、“欧亚大陆防务战略的中流砥柱”和“失落的霸权与歇斯底里的华盛顿”等。恩道尔充分肯定了“铁路基础设施”，认为“铁路基础设施是构建欧亚整体新经济市场的重要环节”，断言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令人翘首以待。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大气磅礴，勾勒出一幅全球未来的崭新画面。它不但会再创奇迹，而且将惠及世界，未来10年全球将因此焕然一新——世界将告别霸权侵略、战火硝烟，各国将携手发展，共创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推出的 《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首次以世界历史和西方学者的视角分析中国 政府打造 “一带一路”的原因与背后的逻辑，颠覆性地提出“丝绸之路其实并不只是一条古代的贸易道路，而是一个两千年来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即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意义变得一目了然。因此，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标志着欧洲学派的重大转向，开始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阐释框架、还原丝路文明的历史影响，以及彰显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此外，欧洲学者对“一带一路”建设投入更多关注，一批欧洲智库的研究报告即为明证，如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受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三个大国的挑战”，“中国实力最强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现实改变最少”，“中国能从现有秩序中获益，虽然实力与日俱增，但是其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不大”；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不看好上合扩员，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给上合组织带来风险，但中俄关系友好将使得上合组织国家仍然团结在一起。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北京坚持声明，其‘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确保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中国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促使其邻国与美国结盟。”德国智库专家大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肯定的评价，例如，鲁道尔夫认为，“一带一路”旨在建设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地区基础建设网络，中国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加大了将其政治和经济抱负转向海外的力度。高亭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标志着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更加自信，并已做好准备，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区域，直达欧洲。拉鲁什指出，古丝绸之路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相互理解的时代，新丝绸之路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发展新纪元的开端，新丝绸之路有助于构建世界和平新秩序。但德国智库专家普遍认为地区稳定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德国以及欧洲的利益，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韩博天指出，不管是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安全、政治角度看，新丝绸之路都是中国、德国以及欧洲首要的共同利益。高亭亭指出，欧盟不仅需要发展与欧亚地区不同的战略，同时还特别需要与中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展开对话。为此，她建议欧洲的相关专家积极参与中国的“一轨半外交”或“二轨外交”，这样不仅有利于欧洲专家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在中欧丝绸之路对话框架内的正式合作。
可见，欧洲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欧洲学派实为全球丝路学的创建者与开拓者；第二，因李希霍芬与斯文·赫定等学术权威的主导，欧洲学派实力强、影响大，且以德、法、英三国学派为主力军；第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洲学派的阐释框架由“欧洲中心论”向“亚欧中心论”转型；第四，欧洲学界的丝路历史与丝路考古研究越来越热，与中国开展联合调研的愿望日趋强烈；第五，欧洲智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陆续出版了一批较有积极意义的智库研究报告，对欧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合作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二、美国学派：“地缘政治博弈论”的阐释框架
美国的丝路学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探险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丝路沿线考察挖掘所带回的相关实物与资料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俄等国考古学家经过大量考古发掘后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撰写的学术成果被美国丝绸之路基金会所创办的《丝绸之路》杂志译为英语介绍给西方学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来，美国学界也逐渐形成一股中国研究热，且与重新审视古老的丝绸之路相关联，例如，黑尔佳·拉鲁什·威廉·琼斯在《从丝绸之路到世界大陆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中提出：如果地缘政治思维得到延续，将导致人类灭亡，故应“摈弃地缘政治思维”，“不能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西方所谓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中俄印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于人类的新时代来说具有范式意义”。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介绍了丝路上的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等“写在出土文书中的几个绿洲故事”，旨在表明对于丝绸之路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其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米华健(James Millward)在《丝绸之路》(译林出版社，2017)中提出了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更包括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但是，美国有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历来侧重于丝路战略问题研究，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和瑞典安全发展政策研究所联合成立的“丝绸之路项目组”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其中，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1996年成立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旨在“提升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区域的丰富、可靠的政策咨询”，如所长F.斯塔尔(S. Frederik Starr)与尼德斯的《新丝绸之路——阿富汗将是核心与否?》、库钦斯的《在阿富汗获得成功的关键——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为阿富汗“新丝绸之路”奠定基础——看华盛顿与喀布尔如何将愿景变为行动》等均产生了一定的战略影响力。2005年，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设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中心”，所长F.斯塔尔提出了“大中亚”这一概念，2007年他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一书出版，强调阿富汗在丝绸之路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09年，美国开辟了经波罗的海、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亚通向阿富汗的北方运输网，随后，斯塔尔提出可利用北方运输网，使它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2010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共同发布《阿富汗成功的关键——新丝绸之路战略》，主张利用逐渐恢复的东西方陆上贸易路线，利用现有条件复兴阿富汗的古老丝绸之路，以施加美国领导能力来获取区域政策的成功，进而解决美国当前在阿富汗面临的战略困境等，表明美国丝路学研究出现了政治化倾向。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首次对外宣布“新丝绸之路”计划后，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将其提上了国际议事日程，201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2011年9月29日，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行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讨论会，在同年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和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中，特将“新丝绸之路”计划设为重要议题。2012年7月，美国还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希望将日本拉进该计划。因此，“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美国对2014年后中亚和阿富汗的主要战略，其实质是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亚计划”的一种回归，其手法更巧妙，包括安全、能源、民主与一体化四个目标，以争取与中亚各国的合作。但其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亚，力图排斥俄罗斯和中国，并绕开伊朗。
近年来，美国学者带着复杂情绪来关注“一带一路”，如弗朗西斯·福山撰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设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中国策划者的预期，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中国模式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花结果，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同时激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基础设施的修建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自身变得这么艰难。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一些重要地方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还有它的发展模式”。不过，“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基础设施拉动的增长模式在中国迄今为止之所以效果显著，是因为中国政府能掌控政治环境。在其他国家可不尽然，中国的计划会受到动荡、冲突以及腐败的干扰”。约瑟夫·奈发文称：“中国2013年宣布的这一倡议旨在通过从中国到欧洲、同时延伸到东南亚和东非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现欧亚贯通，是一项宏大战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如果中国选择用其多余的财政储备来建造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并加强国际贸易，那它就真的是在提供一项全球公共产品。”因此，“对美国来说也应该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崛起的中国为全球贡献公共产品，那美国就应该鼓励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
可以预见，为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大调整，美国的丝路学研究的政治化趋势将有增无减，尤其是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的110多家智库”的“初步反映”是“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但因特朗普政府奉行“交易式外交”( Transactional Diplomacy)，使得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的可能性增大，美国不仅派代表团参加了2017年5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和美国企业共同成立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作为协调中美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合作的平台，“一带一路”逐渐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又将带动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可见，美国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美国的丝路学研究在“地缘政治博弈论”的阐释框架下日趋政治化；第二，美国丝路学领域名人的力作、名智库的研究报告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效应，使得丝路学研究也成为美国名校、名人与名智库地位和身份的重要象征；第三，涉疆议题是美国丝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组织的所谓“新疆工程”课题成果《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却因“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而沦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把利器”，旨在配合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以达到搅乱中国的不可告人的霸权政治目的，值得警惕；第四，在美国丝路学日趋政治化的非学术倾向的影响下，凸显出美国、欧洲丝路学派的明显不同，尤其是美国学派多忽视基础研究但重视对策研究、多忽视实证调研但重视战略宏论，以及多忽视丝路人文研究但重视丝路经贸与安全研究等。
三、中国学派：碎片化中的执着坚守
自20世纪前中期开始，中国学派的崛起又将全球丝路学研究带入历史新阶段，并在1927年、1983年、2009年相继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其后逐渐形成了碎片化的学术生态并坚守至今(见表5)。
造成中国学派碎片化生态发展征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李希霍芬的分歧性认知，体现了中国精英对西方丝路学者爱恨交加的复杂民族主义情感，且形成了避谈丝路学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出版了《中国》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等代表作。“李希霍芬宿命般地将自己中国研究的学术生涯与德意志的海外扩张捆绑在一起”：成就他学术和政治双重角色的是他为德国侵占山东所提供的调研报告，然而一贯奉行“大陆政策”的俾斯麦却未置可否。1890年俾斯麦倒阁，威廉二世即位，在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新进程中，李希霍芬的备忘录才重新浮出水面，为激发德国对远东的军事野心并进而攫取胶州湾作为殖民地的扩张政策做了重要提示。李希霍芬被海军上将梯尔皮茨誉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被德国学者施丢科尔称为“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入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他的涉华调研报告为不少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提供了相关信息，“他曾用各种颜色标注在地图上的山东矿产资源，源源不断输入到德意志海外扩张的血液和肌体中”。
李希霍芬不仅在德国政坛上地位日隆，在德国乃至欧洲地理学界也冠压群雄，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创立了中国黄土风成理论，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都江堰工程，第一个发明了“震旦系”“五台系”等地层术语，由他命名的高岭土已成为世界第一种以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在近代早期来华考察的地学家中，经历时间之长、收集资料之丰富、发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极为突出的。他为中国地质、地理之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尤其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地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但是，李希霍芬的中国研究与考察在于“矿产资源宝地和战略要地的重点描述”，这使其学术研究成为“科学光芒与侵略野心互相影响下的产物”，在中国知识界便成为一个“盖棺难论”的现象，分歧性认知成为必然的结果。
鲁迅认为：“千八百七十一年，德人利忒何芬Richthofen者……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肯定李希霍芬“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的同时，敦促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在他看来：“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兹值李氏诞生百周纪念之时，我全国地质学者对此地质学大师特欣然致其诚挚之敬意。”“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李氏之功，不仅凌驾于时贤，抑且超轶其后学，盖李氏者，实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也，此亦决非予过甚其辞之歌功颂德也。”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中国》在中国地质学界确有相当的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起到了启蒙和借鉴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来华进行的地质考察，在德国侵占中国的主权、掠夺资源的过程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这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的备受争议的李希霍芬与《中国》。在特定的历史境界中，李希霍芬的调查活动让他不可避免地握住了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开创性学术研究带来的崭新气象，一面是殖民者掠夺野心发出的闪闪寒光。”因此，如何认识李希霍芬，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中就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进而在复杂难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逐渐形成避谈丝路学的集体潜意识且影响至今。
第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动乱中开启了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新模式，却在日本侵华的严酷背景下被迫中断并诞生了中国丝路学这个“早产儿”。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但在筹备考察时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1927年4月26日，他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其主要内容为：本次考察由中国与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由理事会委任中外团员若干人组成；理事会就团员中委任中、外团长各一人；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重要关系的事物，一概不得考察；不得有任何借口致毁损有关历史、美术等之建筑物；关于考古学，规定不做发掘的工作；收集或采掘所得之物件、考察所得各项成绩都按照《办法》规定处理；本《办法》附有英文译本一份，应以中文为准。1927年5月9日，以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分别为中方、外方团长，由10名中国科学家和17名欧洲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开始科考活动。由于供给考察的后勤处于战争区域，考察队研究区域的道路上也发生着激烈的军阀混战，整个考察活动从1927年开始到1935年结束，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被忠实地记录在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西北科考结束后，考察团所获考古物品全部留在中国，地质采集品只交给瑞方一份副本，但瑞典方面学者陆续发表了煌煌五十五巨卷的考察报告，而中方因经费、学者水平所限等，所发表的考察报告数量与质量均难与瑞方相比。考察结束以后，北京学术团体协会也于无形中停止工作，来自不同机构的学者各自回到原单位，采集的标本、文物等也分散至各处，甚至毁于战火，后续工作难以进行。尽管学者们各自尽了极大的努力，但公开发表的成果与瑞方比较相形见绌。参与此次科考活动的黄文弼不仅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还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等代表作而备受学界瞩目，斯文·赫定在自己的《长征记》中评价黄文弼为“博大的学者”，甚至有人认为，自黄文弼起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因黄文弼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黄文弼的考察与研究已超越考古学而扩及西域丝路学领域，且成为中国丝路学派创始人与奠基者之一。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等受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对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开展勘测考察。1933年夏天，斯文·赫定提出优先考虑新疆问题的具体措施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他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与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强调的共识高度契合，且对黄文弼等中国丝路学开拓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这是一次国际性、跨学科的丝路共同体的合作尝试，不仅首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收集并善加保管，还因斯文·赫定在著书立说和咨政建言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鼓舞黄文弼等“中国丝路学开拓者”练就从事丝路学的双重能力，还对中国丝路学派双轨并举的研究路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框定作用，更对创建中国丝路学派、建设以中国为主体开展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平台，以及整合丝路沿线学术资源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中瑞西北科考团从1927年起对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区展开了近十年的考察活动，在历史、经济、民俗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被称为“流动的大学”，但因日本入侵，中瑞科考队的学术合作被迫中断了，科考队成员在战乱中或坚守或放弃，反映出中国丝路学在战乱中艰难起步后陷入碎片化窘境的历史真相。
第三，受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墓贼”所致“学术殖民创伤情结”的影响，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现实，进而形成了分支学派发展活跃的学术现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丝路西域地段“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牌子，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成为“考古学上的贼”。“中国永远地失去了这些珍宝”，“中国人无不怨声载道”，“直到中国人最后加以阻止为止，他们从丝绸之路上湮没了的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画、手稿、塑像和其他珍宝，确实可以说是数以吨计的。使中国人民感到万分愤恨”，使“学者们怒不可遏的是，这一大量的中亚收集品，今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十三个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而其中的一些由于不加注意或者缺乏经费已经糟蹋的不成样子”，“还有很多不是不知去向，便是遭受破坏”。其中，斯坦因到敦煌“偷盗”掘宝共3次：1900年第一次发掘简牍写本残片文物1500余件；1906年第二次发掘和向王道士买入24箱敦煌文书；1913～1916年，第三次又以五百两银子向千佛洞王道士买入570件藏经洞写本与绘画等。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中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相比较而言，因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伯希和盗走了敦煌最有价值的经卷，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且保存了古注，如《论语》等。现在读的《论语》只有一种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但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走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200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1908年，天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并将其运回巴黎。191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余下的一万件汉文文书(不包括藏文文书)运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运往北京的途中又遗失了一些。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4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600卷。”斯坦因盗窃文物最多、伯希和盗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于200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文，“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这两人盗掘、骗购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出境之后收获颇丰，且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声名鹊起，获得了各种殊荣；二是导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却在欧洲”的屈辱后果。
为此，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中国丝路学人开始了抢救式的中国境内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与文物保护研究等。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的樊锦诗，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院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等。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她还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13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21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已先后公布实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即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最终实现借“数字化”将“壁画这个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的文物永久性保存在敦煌信息空间的宏愿。
事实上，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已成为中国丝路学的分支而切实存在并发展，但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渗透、既聚焦丝路某段又得兼顾丝路、既聚焦丝路某个问题又得兼顾丝路问题，以及既想独立研究丝路某一领域又得兼顾丝路相关主要领域等，表明中国丝路学派整合分支资源、扭转碎片化的学术生态现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中，“整理、归纳考古资料，厘清不同文化系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项工作将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伸展自己的学术领域，把对于境外中亚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列上日程，把对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的佛教遗址，甚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遗址的考古调查作为努力的方向。”“应当从丝绸之路研究的角度，对新疆出土文书做一番全面的梳理。因为出土文书都是零碎的、无意中保存下来的，所以往往反映的只是丝绸之路的局部情况，需要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做出超越文书内容本身的解说。出土文献的发掘利用，是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项看似容易，但颇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些西域的胡语资料，有不少本身就是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书本，比如和田、库车、吐鲁番发现的梵文、佉卢文所写的大量佛经，吐鲁番高昌故城和吐峪沟遗址发现的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所写的大量摩尼教经典，吐鲁番葡萄沟水盘遗址发现的叙利亚文、波斯文所写的丰富基督教文献，还有其他由商人、使者带来的占卜星历、药方医书、书信、账单等等，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的遗产，对这些文献的译注，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认识。这方面有许多基础工作都还没做，比如大多数已经翻译成现代语言的梵文佛典，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它们来自印度、中亚的什么部派，也没有梳理清楚它们和当地胡语乃至中原汉文佛典译本的关系，这些是推动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佛教研究的核心问题。”“伊斯兰时代的丝绸之路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弱项，这和日本的中亚研究团体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学术界往往有伊斯兰时代的中亚丝绸之路基本断绝的观点，其实这是站在中原汉文史料的基础上来说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一直通行，否则也没有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了。阿拉伯、波斯文中有许多历史、地理、宗教著作，记录着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的情况……随着欧美殖民时代的过去，西方学者现在也很少有人来做像《世界境域志》《塔巴里年代记》这类书的翻译了，这些文献值得我们组织人力来翻译、注释。而整个伊斯兰时代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在贸易、文化上的作用，需要加大力度来做研究。”因此，需要培养跨学科、多语种的人才，以加强丝路学的综合性研究、推进丝路学整体性进步，这才是扭转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学术生态的根本所在。
可见，中国丝路学派振兴必须正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起步于李希霍芬、斯文·赫定等的丝路学，不仅具有跨学科性，还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丝路学人必须具备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对策建言的双重技能，这样论著与报告才有可能发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效应。为此，从李希霍芬等第一代丝路学人开始至今，逐渐形成了“研究丝路+行走丝路”双轨并举的学科骨干队伍，美欧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丝路值得做比较研究，并在中外学术合作中共同推进全球丝路学转型。第二，在今天这个被称为“碎片化的历史学”的时代，中国丝路学碎片化的学术生态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统筹规划与整合资源才是中国丝路学复兴的关键所在。第三，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带动了中国丝路学发展，并使其迎来了学术振兴的机遇期，中国丝路学也因此成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丝路学呈现出碎片化学术生态，亟待反思历史、正视问题，加强丝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统筹性建设，否则将因错失学术振兴机遇而影响“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四、中国丝路学振兴的路径选择：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
组建跨国丝路学术共同体一直是西方丝路学权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与丝绸之路项目联合中心(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CACI － SRSP)是西方研究中央欧亚地区的著名机构，旨在通过研究和分析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来满足西方对中央欧亚地区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通过鼓励美国和欧洲人与该地区进行活跃接触，也通过推动针对该地区严肃而专业的政策制定，建立者们希望新机构能够帮助这一被忽视的地区重新在世界秩序上获得应有的位置。认识到两者目标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以及进行深入合作会在研究、教学和出版物方面带来附加价值，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和丝绸之路研究项目在2005年决定使已有合作制度化，并正式合并为联合的政策研究中心，力争成为全球范围内中央欧亚区域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军机构。为此，该中心主要通过客观公正的研究、出版物及其宣传、论坛和会议、教学活动、知识和信息的汇聚五种方式予以落实。该中心的特色研究包括继续从事美国和欧洲对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导向研究、欧亚大陆常年合作项目研究及毒品贸易研究、解决东北亚冲突的研究等。此外，该中心还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核心项目是当代丝绸之路研究。该中心是美国研究中央欧亚地区的重要机构，其提出的“大中亚计划”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产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也深刻影响了中亚地区的政治与发展。该中心有兹比格涅夫·K.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K. Brzezinski)、史蒂芬·弗雷德瑞克·斯塔尔( S. Frederick Starr )、斯凡特·E.科尔内尔( Svante E. Cornell )、尼可拉斯·斯旺斯特罗姆( Niklas Swanström)等美国丝路学派的代表。例如，斯塔尔是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和丝绸之路项目联合中心的开山祖师，也是华盛顿凯南研究所的创始主席，是中亚区域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俄罗斯政治与对外政策、美国欧亚政策和该地区石油政策的专家。他曾建议三任美国总统关注俄罗斯/欧亚问题，并主持了一个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外部顾问小组。1999年，他组织并参与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亚、高加索、阿富汗的第一份战略评估，参与起草了近年来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制定。其研究范围是大中亚诸国的历史、发展、内在动力以及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目前已经出版了22本专著、发表了200篇文章。他的著作《费尔干纳河谷：中亚的心脏》，收纳了4个国家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一直试图重启穿越中亚和阿富汗的跨大陆运输，他将其看成阿富汗自身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个问题是2000～2008年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主题，同时也是2007年出版的专著《新丝绸之路》的主题。2005年3月他在一份题为《阿富汗及其邻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报告中，第一次把阿富汗与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大中亚”，并就此提出了“大中亚计划”。2005年夏，斯塔尔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与A.库西尼奇等合作的《阿富汗成功的关键》和《超越国家构建迷雾的阿富汗：给经济战略一个机会》对相关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见，该中心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对策建言，彰显出丝路学“既是学术的又是实践的”这一基本定位，特别是其“大中亚计划”的提出，明确了“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机制安排，很快便由学者的意见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对美国政府的中央欧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中亚地区的政治与发展。鉴于中亚地区在大国地缘政治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其在全球能源、反恐、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日趋上升，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和丝绸之路项目联合中心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相比较而言，中国丝路学自1927年以来三代学者积极致力于静态与动态结合、学术与调研结合、历史与现状结合的努力，在90年内逐步练就了研究与咨政的两种技能、塑造了智库学者的两重身份，以及产出了论著与研究报告的两类成果等。其中，黄文弼于1927年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做了重要考古调查与发掘，撰写的大量论文和专著在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具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为中国丝路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表作所提出的选题和论证的内容至今仍是西域考古的必读成果。此外，以季羡林、刘迎胜、荣新江、王建新、李希光等为代表的中国丝路学人为中国丝路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全球丝路学发展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也为中国丝路学振兴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中国丝路学的振兴已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3年至今，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赢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还推动了欧美学者新一轮丝路研究热，“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涵盖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类别。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像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兰科潘《丝绸之路》、美国学者康纳《超级版图》等，都成为了全球畅销书”。其中，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成为去“欧洲中心论阐释框架”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扛鼎力作，弗朗西斯·福山预判“一带一路”助中国模式走向世界的“发声”影响甚广，以及基辛格的《论中国》(2011)与《世界秩序》(2015)等均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促使中国学界更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别、区域与问题研究，如马丽蓉的《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2014)及马丽蓉主编“丝路学研究·国别和区域丛书”(10卷本，2017)等、刘迎胜的《丝绸之路》(2014)、王义桅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2015)、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2015)、赵可金的《“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201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2015)、曹卫东主编《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2016)、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2015)”等。因此，“在全球知识与思想竞争激烈的今天，‘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的思想竞争力。在这个大好机遇下，中国学术界、智库界应更有信心与底气，完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敢于在全球思想与知识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是，中国丝路学振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除全球丝路学“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与“中国学术议题政治化”等外部挑战外，内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界对丝路学学科认知缺乏常识性了解，有待从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予以弥补，以进一步加强丝路学学科认知以彰显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只有个别学者致力于丝路学内涵界定、学派梳理、中国阐释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及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等，相当一部分学者呼吁建立“丝路学”“丝绸之路学”“一带一路学”“带路学”等，主张构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认为“各国政府、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升，凸显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一带一路’成为一门单独学科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
第二，学界对丝路学双核特质的认知有待进一步落到实处。傅莹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以“一带一路”为例，“研究界一窝蜂地做宏观诠释，而决策迫切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实在研究，包括物流、安全等具体问题和国别认识”。她呼吁中国学者应“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智库应“增强大局观、历史观，面向全球化、面向未来，来一场‘转型革命’”。否则，中国丝路学研究机构尤其是丝路智库难免落入“有库(相关数据库)无智(资政育商能力)”的窘境。王文也发文指出：“‘一带一路’是一门调研出真知的学问，是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学问，不是理论到理论、学术到学术、书本到书本、模型到模型的学问。”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们提供公共产品”，还“需要用案例的研究，把它背后的复杂性探索出来”。“基于实践经验而设立‘一带一路学’，不仅可以重新总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也能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发展现状，更能重新评估中国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极大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推进步伐。”因此，中国丝路学理论与实践的双核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历史丝路上的“中国思想”与现实丝路上的“中国方案”的学术表达。
第三，“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学术运动化”倾向使得中国丝路学面临新一轮碎片化危机。中国学界抓住“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学术机遇，积极开展丝路学研究，并涌现出一批相关成果。但是，仍存在“重经、轻理、少文”的学科分布失衡、政策解读多于理论构建、学理性研究缺乏实地调研的支撑、区域宏观研究多于国别微观剖析、问题导向型研究难脱避重就轻的干扰、因国施策的智库报告亟待补进等问题，尤其存在着“打旗圈地者多、研究与调研者少”，“务虚式宏论多、务实性研究少”，“政策解读多、问题探究少”等碎片化的现象。对此，“一是要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研究成果必须体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重大共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应是开放的，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设。二是要树立包容共生的理念。‘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有一些是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发源地，文化差异大，研究中要树立包容共生、和而不同的理念。三是体现合作研究的理念。加强国内外智库机构的合作研究，培育‘一带一路’研究的专业核心团队。四是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用当地人研究当地事。五是树立长期性的眼光，多做有前瞻性的研究”。
中国学界应从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入手来振兴丝路学。因为“一带一路”是关乎世界秩序的新哲学，也是关乎中国身份的新思考，更是中国学界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历史新机遇，“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抓住时代机遇，用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和支持”。“中国学术界体系化、理论化、学科化地研究‘一带一路’，进而引领全球‘一带一路’研究、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交流与共享，这样的使命感、责任感，相比以往不是变轻了，而是变得更重了。”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不只是“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大受欢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获得成功。中国对外实施如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复项目，向尼泊尔、缅甸提供文化遗产震后修复援助等亦受欢迎。丝路国际研讨会、丝路跨境合作项目、丝路人文交流机制等一系列丝路学术交流与合作折射出全球丝路学“重回中国”与中国丝路学“走向世界”相向而行的一种学术新态势，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已成为破解全球丝路学发展瓶颈的迫在眉睫之举。
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切实努力：一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项目、上合组织等地区组织的丝路文化遗产合作项目、中外丝路学人的课题与调研合作项目等来搭建丝路学术共同体的垂直型学术合作机制；二是从学术研究、理论支撑与话语体系建设等不同方面开展扎实努力，全方位地加强丝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三是应形成“以重大现实问题导向为主、中国特色理论建构为辅”的特有研究范式，尤其应在对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与地区问题的研究中来彰显丝路学的双核特质。
总之，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旨在让中国学者能够在丝路学研究领域取得权威的阐释权，让世界在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也能倾听来自中国的学术声音，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也因此成为振兴中国丝路学的路径选择。
【注】文章原载于《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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