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石墓地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后石村东北，地处小东川河与阳坡沟交汇处西南临河的高台地上，当地人称“中和塬”。墓地所在区域西北高东南低，北侧为大冲沟，东部及南部为临河断崖，西南隔冲沟与小中和塬遗址相望（图一）。

该区域在早年的文物普查中已有线索，当时登记为“后石村遗址”，曾在附近采集到庙底沟二期、商、东周时期陶片等。墓地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原为缓坡地形，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业生产中被修整成自下而上的连续阶地。2020年4月至6月，为配合国道209改线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用地范围内勘探发现的38座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36座为东周时期墓葬，仅在墓地西南部分布有两座商代墓葬，编号分别为M32、M21（图二）。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图二 后石墓地墓葬分布图

M32位于墓地西南第一级阶地的西南角，开口于近现代耕扰土下，距现地表0.4米。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平面近方形，无墓道，墓底无腰坑。墓口东西长3.7、南北宽3.5米，墓室面积约13平方米，方向238°（图三、图四）。

图三 M32平、剖面图

1.青铜短剑 2.陶盆 3.陶瓮足 4.陶罐

图四 M32清理棺盖板前三维正射影像

葬具为一椁一棺。距墓口0.4米处留有一周宽0.6米的熟土二层台，其内为木结构椁室。椁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6、南北宽2、高1.06米。椁室四帮系使用0.16—0.18米见方的方木拼合而成，上下共6层，盖板和上部的3层帮板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因此盖板原始形制不明（图五）。底板由13块宽0.12—0.18、厚0.06米的窄木板拼合而成。

图五 M32椁室上部的火烧痕迹

木棺位于椁室中部，位置略倾斜，与椁室不完全平行。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76、宽0.87、残高0.41米。由盖板、左右帮板、前后挡板和底板共6部分组成。盖板保存较差，从局部观察板灰厚0.08米，棺内残留一块盖板塌落进棺内后残留的木板痕迹，长1.72、宽0.03—0.06、厚0.06米；帮板和挡板全部用宽0.12—0.25米的短木板竖向拼合而成，其中前、后挡板使用5块短木板，南侧帮板10块，北侧8块；棺底板痕迹明显，由5块木板并列拼合而成，每块宽0.15—0.2米。

墓主人发现时位于棺盖板上方，且头骨及上肢骨扰动严重，身下留有大面积朱砂痕迹。依据残存的下肢骨等观察，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性别、年龄等皆无法判定。

墓室内共发现6具殉人，其中北、东、南侧的二层台上各1具（编号分别为XR1、XR2、XR3），椁室内木棺南、北两侧各1具（编号分别为XR4、XR5），棺盖板上方1具（编号XR6）。二层台上的3具殉人，均仰身直肢，无葬具。其中，南、北两侧二层台上的殉人（XR3、XR1）均为女性，年龄在20—35岁之间，头向西，与墓向相同；东侧二层台上的殉人头向南（XR2），年龄在10岁左右，无法准确判断性别。棺椁之间南、北侧的两具殉人（XR4、XR5），头向西，下肢微曲，面向内侧。其中北侧殉人（XR5）性别不详，年龄18—25岁。南侧殉人（XR4）性别男，年龄15—20岁。棺盖板上方殉人（XR6），俯身直肢，头向西，面向北，性别男，年龄25—30岁。

该墓下葬之后遭到毁坏，墓主人被从棺内拖出，头骨及上肢骨遭扰乱、火烧。共出土铜、陶、骨、贝、蚌等共计51件（组），其中青铜短剑1、绿松石管1、蚌饰1、海贝（贝币）39、毛蚶壳3、骨环3、陶罐1、陶盆1、陶三足瓮残片1。

青铜短剑 1件。M32：17，出自棺椁之间殉人（XR5）腹部，剑锋朝西。剑身形似柳叶矛，中部两面出脊；剑身与剑格连接处呈圆柱状，剑格两端各有一球形凸钮；剑柄为扁长条形，并有两窄条形镂孔，菌状首。通长23.6厘米，剑身长14.2、最宽4.1、厚0.1—0.5厘米，剑柄长9.4、宽2.1、厚0.8厘米（图六：4、图一 一：1）。

图六 M32出土铜短剑、陶器

1.陶罐（M32：49） 2.陶盆（M32：50）

3.陶瓮足（M32：51） 4.青铜短剑（M32：17）

陶罐 1件。M32：49，出自棺椁之间的东北角。夹砂灰陶，侈口，矮领，圆肩，鼓腹，平底。肩部以下通体施竖向细绳纹，口沿内外有轮修痕迹。烧制火候非常低，出土时已经破碎。通高26.8、口径13.6、底径11.6、器壁厚0.7厘米（图六：1、图一 一：2）。

陶盆 1件。M32：50，出自椁室外西北部。夹砂灰陶，斜直口，尖圆唇，平底，器壁厚薄不均匀，腹中部一侧有一鋬手。外壁先施竖向绳纹，口沿及底经修整后绳纹被抹平。通高12、口径18、底径10.2、器壁厚0.8—1.2厘米（图六：2、图一 一：3）。

陶瓮足 1件。M32：51，出自椁室外西北部，紧贴陶盆西侧。泥质黄褐陶，空心袋足。通体施绳纹。厚1.2厘米（图六：3）。

海贝（贝币） 39枚。其中M32：1—15，出自椁盖板西北角；M32：23—36，出自棺椁之间殉人（XR4）的头部；M32：37—46，出自墓主人头部。保存普遍较差。长2.1、宽0.9—1.8厘米（图七：1—9）。

图七 M32出土海贝、骨环、蚌饰、绿松石管

1—9.海贝（M32：1、3、23、2、4、24、37—39）

10—12.骨环（M32：19—21）

13.蚌饰（M32：16）14.绿松石管（M32：18）

蚌饰 1枚。M32：16，出自椁盖板西北角。形状不规整，中心有一圆形穿孔。厚0.4厘米（图七：13）。

绿松石管 1枚。M32：18，出自墓主人颈部。翠绿色，扁圆形，中部有一直径0.3厘米的单面钻孔。长0.9、宽0.4、厚0.2厘米（图七：14）。

骨环 3枚。M32：19、20，在清理棺内时发现；M32：21，出自墓主人颈部左侧。均已断裂。复原直径1.5厘米（图七：10—12）

毛蚶壳 3枚。M32：22，出自棺外侧墓主人头部上方（图八：3）；M32：47，发现时嵌入棺前挡内（图八：1）；M32：48，出自棺内底部（图八：2）。厚0.1—0.4厘米。

图八 M32出土毛蚶壳

1—3.毛蚶壳（M32：47、48、22）

M21位于墓地第三级阶地，东南距M32约25米，西北角被东周墓M20打破。开口于近现代耕扰土下，距地表0.9米。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平面为长方形，无墓道，墓底无腰坑。墓口长2.4、宽1.5、残深1.25米，方向230°（图九）。

图九 M21平、剖面图

1.陶盆

葬具为一棺。木棺平面为长方形，长1.8、宽0.65米。棺内有人骨1具，仰身直肢，头向西。

随葬品仅发现陶盆1件。M21：1，出自墓主人脚端。泥质红褐色，局部呈灰褐色，器形不规整，厚薄不匀。敞口，尖圆唇，小平底，腹中部装饰上下两周三角形刻划纹。口径14、底径6、高9.3厘米（图一〇、图一 一：4）。

图一〇 M21出土陶盆（M21：1）

图一 一 后石商墓出土器物

1.青铜短剑（M32：17） 2.陶罐（M32：49）

3.陶盆（M32：50） 4.陶盆（M21：1） 5.海贝（M32出土）

M32出土陶器组合为陶罐、陶盆、三足瓮，这三件陶器与青铜短剑，形制都很特别，可比较的同类器型较为少见。陶罐，小口，矮领，圆肩，通体饰绳纹，与之类似的小口罐多见于李家崖文化分布区。柳林高红、清涧李家崖等遗址出土的此类小口罐，完整器物极少，一类小口折肩，肩部饰云雷纹；另一类矮领，侈口，饰弦断绳纹。器形最为接近的有李家崖A1T01H2：4、高红遗址T13⑥：6、T15⑤A：2、绥德薛家渠H1：26等。与此相比，M32出土的小口罐领部较高，口沿外翻更为明显。陶盆，平底敞口，器壁厚薄不匀，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腹部先通体饰竖向绳纹，后又在修整器壁时大部分被抹掉。三足瓮与李家崖文化同类器相比，瓮足与器身交接处弧度较平缓，转折不明显。青铜短剑的镂空剑柄、柳叶形矛身的作风，显示出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目前可见与之形制最接近的有两件，均是在俄罗斯东北部的雅库特地区采集所得。这类铜剑独特的形制造型，为国内首次发现。通过对这三件铜剑的整体观察，可见其显著特征是剑身为长叶矛形，剑格及剑身连接部位为圆柱形，剑格两端呈圆形钮状，区别则主要体现在剑柄的形状上。

M21仅出土陶盆1件，李家崖文化相关遗址中尚未见到有同类器出土，但其器身装饰的三角刻划纹这一类纹饰在殷墟文化遗址中则不乏其例，如殷墟刘家庄83M1：6、M29：1陶簋的腹部就有类似风格的三角刻划纹。

墓葬发掘及资料整理过程中，我们对M32二层台上XR1、XR3及棺椁之间的殉人XR5下肢骨取样进行了测年。选取的样品均为右侧股骨中段，Beta实验室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表一），对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简表，结合出土陶器形制的分析比较，M32年代应相当于商代前期，M21年代与之接近。

表一 后石墓地M32殉人测年数据

离石后石墓地地处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多年来在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的绥德、延川、清涧、子长、吴堡以及保德、柳林、石楼、永和等地发现了许多商代青铜器，这些发现大多具有偶然性，埋藏环境信息不完整，为进一步研究造成诸多缺憾。上述地点铜器群的年代，多数在殷墟二期到殷墟三期。

该墓的测年结果，早于上述铜器群的年代，但是以往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遗址中，发现有早商时期的铜爵、铜戈、环首刀等器物，还发现具有典型二里岗文化特征的陶鬲。这些线索或许能说明，这座商墓能早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从墓葬规模来看，该墓开口面积接近13平方米，超过了目前二里岗下层时期规模最大的盘龙城李家咀M2的开口面积。该墓共发现6个殉人，殉人数量也是盘龙城李家咀M2的两倍。吕梁山铜器群中，年代略晚于这座墓葬的有隰县庞村铜器群；另永和榆林村发现有典型的殷墟彝器铜鼎与晋陕高原流行的高圈足直线纹铜簋共存的例子；在洪洞双昌上村，还发现有相当于殷墟一期的鬲和爵，共存有晋陕高原常见的云形金珥饰。这些或许能侧面反映出吕梁山中发现更早的商代遗存也并不奇怪。

后石墓地的两座商代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底无腰坑，出土器物形制与随葬品组合等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商文化明显有别。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M32是晋陕高原黄河两岸发现殉人最多、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墓葬椁室上半部分明显的火烧痕迹、墓主人遭严重扰动等暴力毁墓现象的存在，揭示了该区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政治形势；其近方形的墓葬形制，为我们了解该区域高等级墓葬特征提供了新的启示，特殊形制青铜短剑的出土也刷新了以往的认识，是近年来晋陕高原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从墓葬规模看，该墓墓主很可能是土著集团的最高级别的贵族。

发掘过程中，围绕这两座商代墓葬，我们也扩大范围在周边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钻探，可能受遗址规模有限、后期破坏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未再发现新的同时期遗存。近年来有研究者在石楼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商代遗址的面积集中在数百至数千平方米之间，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就算大遗址，遗址面积较小，墓葬数量多是零星分布。这很可能也是李家崖文化人群为适应当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采用的独特生计方式。这些新的发现和成果，都为我们今后在这些区域开展进一步考古工作提供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