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仔细观察大川河流域两岸地质地貌，比对奥维地图，考古调查队迅速调整了调查策略——到更高的地方去，也即从山梁上向下到半山腰，寻找有沙砾石层出露的黄土堆积断面。按照这个策略，我们不再从下向上寻找，相反，直接上到山梁，再沿着基岩出露、有砾石层堆积的断面调查，很快就有了新发现。2019年狮子河流域调查中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一策略，但根据流域黄土地貌略有调整。

两年的考古调查中，调查队员经历了许多时刻，从刚开始工作的茫然无头绪到思路清晰日日有所收获，从期待到失望，从沮丧到激动，从疲劳到适应，每个人都从开始的步履沉重到后来的健步如飞，感受了春天吹过漫山遍野无处不在的风，被夏日骄阳暴晒汗如雨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奔走，秋天是进行考古调查的最好季节，天高云淡，瓜果飘香，山里活动的人多了起来，让你觉得原来山里除了自己、除了虫鸣鸟叫，还是有其他鲜活的人类的。

忘不了2018年初即将启动调查工作离家的那晚。女儿不到五岁，我告诉她我很快要出差，定期会回来看她。孩子一听就哭了，紧紧地抱住我，一遍又一遍说着“妈妈，别走，您走了谁送我去幼儿园、接我回家”“我想让妈妈永远陪着我”。我有些后悔，不应该告诉她，原想让孩子知道我不在家是有原因的，没想到孩子反应这么大。我只好反复告诉她我走不远，隔几天就回来看她。孩子好容易止住眼泪，但不睡觉，我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次日一早，女儿不想去幼儿园，担心妈妈趁她不在家时偷偷出差了。为了安抚孩子，我送她去幼儿园的路上告诉她我不出差，下午接她回家。

到了幼儿园，孩子的眼角还挂着泪，叮嘱我“妈妈别走，就在幼儿园等着我”。当天上午走的时候我带着牵挂和不舍，想着孩子下午回家肯定又要失望了。（图2）

图2离别前的依依不舍

外出调查前女儿在我怀里哭泣

2018年4月摄于太原家中

忘不了2018年刚开始调查时天空飘起了雨的那天。古交是袖珍盆地，受汾河二库大面积水域的影响，已然形成了小区域气候。我们上山之前想着毛毛细雨是下不大的，与其在驻地等下去还不如进山调查。我们爬到半山腰，雨大了起来，半途而废吗？还是继续往上爬吧。山路倒不算太泥泞，最大的困难是梯田里疯长起来的野草，有半腿高。每次进地查看断面时我都要犹豫，因为我最怕蛇，草如此之高，谁知道一脚踩下去会踏着什么。后来我总结出一条不算经验的经验，要求每位队员手里必备一根细长木棍，进地前要“打草惊蛇”。这次调查中我们淋的雨有了回报，除了在地表采集到打制石器标本，还在地层中发现了石核和砍砸器。我对下一步大川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树立起了信心。

忘不了在考古调查中与古交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通过古交文物管理所王国俊所长，我认识了古交三中前校长郭子林老师。郭老师是中国作协会员，他的文字简练，文风朴实，最擅长写古交的山和水、古交的人和文化传统，经常到各乡各村采风。我们在古交两年，郭老师时常来驻地看望我们，特别是雨天，我们一起吃饭、喝茶，一起聊古交的人文历史、文化传承，郭老师给我很多调查工作建议，都是跟安全相关的。我们是典型的“忘年交”了。临离开古交之前，郭老师送我他出版的散文集和中篇小说集。还有不善言辞、军人出身的王国俊所长，他转业后回到了古交文物管理所，在两年的调查中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协调住处、找司机，为我引荐乡政府领导、派出所所长，协调考古调查队员进山所需的工作证等。篇幅笔墨有限，无法一一介绍参与到调查工作中的每位村民，有为队员们做饭的阴美峰和阴改香女士、邢巨安师傅，有为考古队带路、协助清理剖面的康海平、刘全林、任长珍、闫三变四位师傅，有热爱种地的康军大哥，没有他们，我们的工作是无法顺利开展、圆满结束的。特别要感谢在两年调查中从地质地貌、地层判断、年代分析、采集标本分析等方面给予我指导、建议的王益人、高星、王幼平等老师。（图3）

图3 观摩石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高星研究员观摩采集石器

2020年11月摄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

忘不了炎炎夏日在汾河北岸调查时摔的那一个跟头。当时我们的调查工作即将结束，我带着一个调查队在六家河村附近山坡上调查，这个村庄南边100余米的悬崖之下即为汾河。出事的时候我的双眼正盯着前方的黄土断面搜寻，脑海中还在想着调查结束后的工作安排。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身体已经开始翻滚，脑中一片空白，停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横着抵在一棵槐树树干上。左半身火辣辣地疼，左手手掌、拇指全是擦痕，双腿发软，心脏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我想撑着地爬起来，努力了两次放弃了。算了，等会儿再站起来吧。调查工作结束后，我没敢跟任何人说这件事。父亲曾经说过，不喜欢我的工作，因为对一个女同志来说，太苦太累了。现在还得增加一条——危险。但是危险只是偶尔的，一个新的发现一个小小的进展，都会让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内心生出无限的自豪和不断向前努力的动力来，危险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自此之后，无论是带队员还是我自己，我都特别强调了人身安全。

经过两年的考古调查，调查队共完成大川河、狮子河流域及汾河两岸调查面积160平方公里，两个流域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分别是74、95个，其中原地埋藏地点65个，小面积清理旧石器地点一处，采集人类打制石器1700余件（图4），从埋藏位置、地层初步判断，这些地点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此外，狮子河流域发现新石器遗址2处，发现了灰坑、白灰面房址等，采集到一批磨制石器、陶片等文化遗物，初步判断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每次调查发现新石器遗存并对灰坑进行清理时，我们的常规动作是清理剖面、划地层、拍照、记录等，在提取部分陶片后，我们再次将人骨掩埋起来，他们历经岁月风霜，能与我们再次“碰面”，理应得到尊重。

图4 标本

考古调查发现的曹掉牛遗址部分石器

2019年11月摄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

本次考古调查发现在大川河、狮子河流域分布较多史前时期人类文化遗存，古交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不单单在三川（原平河、屯兰河、大川河）与汾河的交汇处，也在各支流两岸黄土或阶地堆积内。这些新发现填补了两个流域旧石器考古发现的空白，促使我们重新考量史前时期人类在汾河上游一带的活动范围，发现的石制品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加快推进两个年度考古调查资料的整理、发表是接下来要开展的首要工作。（图5）

图5 石器绘图

任海云在米格纸上绘制调查采集的角页岩石片

2019年2月摄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