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每个孩子可能都会问父母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来的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离不开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索。　　经过百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韩建业教授的《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书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韩建业教授毕业于北京大 ...

　　每个孩子可能都会问父母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来的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离不开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索。

　　经过百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韩建业教授的《中华文明的起源》[1] 一书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韩建业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从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曾经多次 在不同场合聆听韩先生的教诲，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文章和著作甚多，多是中国考古学者基于国内的考古资料研究得出的成果。同时，也不乏学者套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概念对中华文明进行解读。韩建业教授以国内考古资料为基础，进行了长时段、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观点，有些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他在研究中秉持务实、严谨和开放的态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指出的：“应当从对考古材料的客观情况出发，在考古研究的实践中不 断锤炼完善旧理论和旧概念，适时提出新理 论和新概念，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 色而又可以和国际对话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非坐在书斋里拿西方的文明起源理论硬套 中国的考古实际。”[1]自序：2

　　《中华文明的起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1年4月出版，出版后反响甚好，被学习强国、新华社、光明网、中国新闻社、《中华读书报》、《图书馆报》、《国际出版周报》、人民政协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北京日报》、 中国考古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入选《中华读 书报》“月度好书榜”“2021 年度传统文化好书榜”，《北京日报》“书林折枝”及澎湃“一周 口碑好书”等多个图书推荐榜单，被推荐为 “四史”教育读物。2021年4月底上市，首印1 周售罄，2021年5月、12月重印2次（图一）。该书获得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语版翻译出版立项（资助批准号：21WKGB008）。

图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 （韩建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1）

　　《中华文明的起源》共选录韩建业教授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考古学研究论文和普及性文章28篇，分为5个部分，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观点。

　　第一部分“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共收入10篇文章，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

　　关于文明起源的话题由来已久，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到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再到柴尔德在《人类创造了自己》中的“三次大革 命”，都在试图解读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国学者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文明起源的探索，而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为探讨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手段。中国考古学家从实际出发，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考古学理论，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文明起源探索方面取得的成绩。韩建业教授在严文明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说，勾画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程，并指出了几个重要节点：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时代，早期中国萌芽，中国文明开始起源；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中原核心区文化强烈扩张，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境内许多地区站在或者迈入了文 明社会的门槛，进入“古国”时代；距今约3800年，二里头王权国家（夏朝晚期）形成， 中国文明走向成熟。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每个时段早期中国的范围和结构，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并结合古地理环境、古气候变化 对各时段的兴衰和背景进行了分析。韩教授通过对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聚落、人口 以及其他物质文化等的系统研究，认为早在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已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从 而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河南舞阳贾湖、甘肃秦安大地湾、浙江义乌桥头等遗址出土的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和 传承的历史佐证了他的观点，冯时[2] 和姬英明[3] 也分别从各自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信仰是关系个人、族群和国家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中华文明是恒有“敬天法祖”信仰 的伟大文明。书中收入的文章中对裴李岗时代的研究较多，如：通过分析裴李岗时代的墓地，追溯祖先崇拜的源头；通过对庙底沟时代典型器物等的研究和分析，论述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三层次的文化结构，并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进行了对比。《大汶口墓地分析》是作者1994年发表的论文，通过对大汶口墓地范围、年代分期、空间布局、人口结构及其反映的社会状况等的分析，得 出大汶口社会在二、三期特别是三期时发生了重大变革——家族墓地对氏族墓地的取 代，指出这是迈向文明门槛的关键性一步。这篇文章和他的《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等是墓 地分析的典范之作，也是考古专业老师推荐 学生阅读和学习的重要材料。在《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一文中，作者从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 都的发展变化，勾勒出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 演进之路。石峁遗址的发现令世人震惊，作 者在《石峁：文化坐标与文明维度》中详述了石峁类型的来源、兴衰及其与欧亚草原的联 系，并推测“石峁类型可能属于黄帝后裔北狄 的文化遗存，而皇城台或者就是祭祀黄帝的 圣台，石峁古城就是中华圣城之一”[1]128。

　　第二部分“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中原模 式和东方模式”，共收入7篇文章。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东西距离约 5200 公里，南北距离约 5500 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发展模式存在差异是符合实际的。韩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在对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发掘资料 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 “北方模式”和“东方模式”的概念，本部分收 入的第一篇文章《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1] 中又增加 了“中原模式”概念。他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 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铜石并用时代（前 3500—前 1900）中国大部地区的社会有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出现、家族公社群普 遍出现、战争频繁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并根 据不同地区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论述了北方、东方和中原三种模式的范围、特点及自然环境与不同模式之间的关系，结论令人信服。《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一文分析了西坡墓 葬的分期年代、墓葬结构、空间布局，讨论了其所反映的丧葬思想和社会状况，并对其所代表的“中原模式”的内涵特征和形成过程做了进一步论述，总结出中原模式具有“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 点[1]164。《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 地位》一文强调了“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在 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确具有一定的中心地 位 ，是多支 一 体 的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所在”[1]170。而《龙山时代的中原和北方——文明化进程比较》《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 比较》《中原和海岱：文明化进程比较》三篇文章将铜石并用时代前后中原模式的文明化进程分别与北方模式及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 式”“海岱亚模式”进行了比较，并对比了各模 式之间互动的气候和环境背景，论证了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一文分析了龙山时代不同地区的三个丧葬传统，即海岱传统、江汉传统和中原传统，认为其分别与中国文明起源的东方模式之海岱亚模式、江汉亚模式和中原模式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而认为墓葬特征是区分这三个模式的主要依 据之一。

　　第三部分“环境演变、战争冲突与文明演 进机制”，共收入4篇文章。

　　世间万物都要适应其所生活的环境，不然就会被淘汰。韩教授关注到环境演变对文明起源及演进的影响——《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一文论证了“全新世黄 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而且是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早期中国文明以农业为本、稳定内敛、连续发展、多元一体等特质，都与作为其重要物质基础的全新世黄土有着莫大关系”[1]211—212。《距今 5000 年和 4000 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乱世出英雄，震荡生文明—— 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与气候冷干事件》两文论述了干冷期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战争是一 个族邦或国家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催化剂，《新石器时代战 争与早期中国文明演进》一文论述了新石器 时代战争与文明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提高首领地位、促使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广大地区短时间内发生文化和血缘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 展的进程；而文明的成长反过来促使大规模 战争的发生，文明化进程每前进一步，战争的 程度就升级一次”[1]247。

　　第四部分“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共收入2篇文章。

　　封闭和固化会导致落后和灭亡，开放和交流才能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中华文明的 发展壮大一直不断地诠释着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器、车与西方影响有 关，但“二里头青铜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包括东方）基础上发展而来”，“西方文化只是间接 影响到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而“二里头 青铜文明的兴起，从根本来说与公元前２千 纪前后欧亚大陆的气候波动有关”[1]263，同时根据考古出土资料判断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 体是早期夏文化，新砦类型为中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1]268。公元前2000 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略论中国的“青铜 时代革命”》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基本上 是在当地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而 来，但由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西方晚 1000 多年，因此其 ‘青铜时代革命’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有密切关系”[1]275。

　　第五部分“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共收入5篇文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能够适应环境、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基因，这也是我们的民族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韩教授的《从考古发现看八千年以来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从“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为本”“追求 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他认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应立足我国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传承的历史进行研究和解读，一些学者不对中国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生硬地套用一些国外考古学的理论来“探索”中 华文明起源，只能得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假说。而对于古史传说，出现于 20 世纪初的 “疑古派”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对此，韩教授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理应结合古史传 说》《传说时代的古史并非不可证明》《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三篇文章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要 以考古学为基础，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 研究，要结合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进行对证研究，并提出了两种互有关联的研究方法供 大家参考：“一是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 谱系结合的‘谱系法’；二是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结合的‘变迁法’。”[1]323而他的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 争》一文则具体论证了“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 替，只能是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和传说 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存在很好的吻 合关系”[1]309。

　　《中华文明起源》所收录的文章均是韩建业教授立足我国考古发掘资料，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很好地结合了古环境、古气候研究，以及现代科技与古史传说的多方论证，为我们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文明 起源的各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思考。

注释：

［1］韩建业 .中华文明的起源［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1.

［2］冯时 . 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M］.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陈晰. 姬英明：弘道倡德，探寻中华上古史［J］.中华 儿女，2019（24）：80—83.

（作者：李金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文刊于《文物春秋》2022年第2期）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