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童老师希望我为老家《慈溪史志文从》写一篇治学心得，治学当然谈不上，但是能有机会宣传考古工作确是非常乐意，五一期间写了《考古三十三年》。昨天参加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座谈，他们今年就要开始招生了，说要做宣传，我说我写的这个也是一个宣传，那就发在我们自己的公号上。我做了一些修订，增补了10余张照片，我对老家考古 ...

　　按：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童老师希望我为老家《慈溪史志文从》写一篇治学心得，治学当然谈不上，但是能有机会宣传考古工作确是非常乐意，五一期间写了《考古三十三年》。昨天参加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座谈，他们今年就要开始招生了，说要做宣传，我说我写的这个也是一个宣传，那就发在我们自己的公号上。我做了一些修订，增补了10余张照片，我对老家考古的认识，舍不得删。

　　2022年5月10日

　　1989年6月我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三十三年了。

　　1967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子时，我出生于慈溪观海卫，父母是乡村教师，我随母姓，小时候就随他们工作的调动迁徙不同的地方，学龄前到了任佳溪，住在上宅老祠堂（任氏敦睦堂，2015年12月28日公布为慈溪市文物保护点），后来父母买了下宅五间头老屋的其中半间，一直到我工作后才换到观海卫镇住。祠堂是家，也是小学，8岁开学时，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父亲是梁弄余姚师范毕业，他有一些书本放在柜子顶上，我很早就能阅读。我在东安、观城完成初高中，位于长溪水库下的东安中学好像早已改为敬老院，位于观海卫东门大街的观城中学，后来被拆了做房地产生意，那一个方正的两层楼木构院子，拆了真是可惜。我从初三时就开始住校，虽然是独子，对集体生活颇能适应。

幼年生活和就读的任氏敦睦堂，笔者摄于2021年6月16日

　　我中学成绩时好时坏，波动很大，爱嚷嚷爱动，虽然最后能考上中山大学有点意外，却与我们文科班主任、地理课包太老师的认真、中国历史课林志强老师的包容和厚爱分不开。那年是考前填写志愿，我比较认真地填写了第二、第三批，家父对我没有要求，只是说一辈子教书，能不填师范就不要填师范，没有想过能上第一批重点大学分数线，就由着自己的兴致填，我一直不觉得汉语言文学还可以是一个专业，认为比法律、政治、经济有意思的一定是历史、考古，《珊瑚岛上的死光》早就看过，小人书《古峡迷雾》当然读过，但知道童恩正先生是考古学家是读大学后的事，当时随便想想考古一定可以自由地到处跑，一定是野外工作，又觉得读书一定要离家越远越好，深圳、广州的南方是我向往的地方，父亲的几位学生军队转业后就在深圳工作，他们带来的自动雨伞、电子表很神奇，就毫不犹豫地填写第一志愿中山大学考古学，那年填报志愿《浙江招生通讯》报纸至今还留着。第二批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旅游经济，第三批第一志愿是宁波师范学院政治历史。1985年，中大在浙江招6名，其中考古学2名，最后非常幸运，仅高出第一批重点大学分数线没几分，没有过几天邮递员就把录取通知书专门送到家里。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设在人类学系，人类学系在中大有悠久的传统，1981年在梁钊韬先生的主导下复办人类学系，下设考古学和民族学两个本科专业，还有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马丁堂梁先生新生训话，对我们讲这是人类学的四个轮子，希望我们做研究要面向太平洋。当时考古学和民族学专业是隔年招生，考古班师兄师姐们照顾安顿我们不久，就乐呵呵地去常州圩墩遗址实习去了。

1989年毕业前夕与609部分室友在中山大学霍英东体育馆留影（前排：本人、申红宇、贾金标；后排：吴卫红、王永彪）

　　我们在中大人类学系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训练，容观瓊先生讲授《人类学概论》，“真理存在于各个学派”，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至今受益无穷。曾骐先生负责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南方新石器时代》，我都是课代表。考古绘图课，我画的是其他同学却步的袋足鬶，虽然没有受过一丁点绘画训练，但是考古绘图学的很快，线条感很强，后来刚参加工作，就被同事们发现了这一特长，画的快，画的准，画的好，这在每个考古工地都很抢手。我们实习分别在西安黑河引水工程工地和临潼康家遗址，条件很艰苦，没有肉吃，鱼更是见不到，记得有一次带队的李松生老师买下村民打来的一只野兔子，他亲自烧了给大家吃，我们班22人，每人就分到一点点，老师自己都没有吃。我完全可以习惯早餐玉米糊糊、中晚餐没有发酵好的颜色泛黄的结实馒头，但是几位广东同学没有米饭吃就受不了了。我们睡的是纸糊窗的门板大通铺的泥地土坯房，门板铺好后划给21位男生每人60（80？）厘米宽，院子里就一口压水式的管井，刚到康家时深秋，咬牙冲洗，一会儿井水就被我们压没了，一些同学到村里找井打水，第二天村民就跑到考古队来投诉，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洗过澡。那时村民很穷，我去看过他们家，我们还白菜花椒，他们真的就是油泼辣子，找不到肉。我们班最后坚持做田野考古的差不多就五六位，完全没有达到当年老师们希望我们端正专业思想的要求，一些改行的同学后来戏称，通过考古实习，终于明白了考古要那么辛苦，不要做了。当然，我们考古班改行的同学，个个都很优秀，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1988年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实习驻地（同学曾波强、钱自由；社科院考古所王小庆先生提供照片）

　　一

　　1989年8月，我通过双向选择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1979年成立，负责全省地下文物考古和地面文物保护，由原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组的前辈和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组的大部分同志组建，定编40名。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增编至60名。后来又曾一度增编到70名，但不久又最终核减到61名，直至2021年底，在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精神指示下，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关爱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核增编制到了120名，突然翻了一倍，目前我们正在有序进行招聘中。浙江是全国十个文物大省（市）之一，作为省级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按上级要求，十四五期间规模编制会达到180名以上。这样前所未有的增加考古工作力量，一方面反映考古工作任务的艰巨，另一方面更说明考古工作的重要。

2019年11月1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退休老同志到教工路71号考古所新址

　　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古为发端，2021年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百年。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标志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傅斯年先生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成为中国考古学传统的圭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级考古工作归属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夏王朝都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重大考古就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省一级地方考古研究所主要承担任务繁重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但基本建设考古也是考古，基本建设考古更是新发现、重大考古发现的源头，大家熟知的浙江境内如河姆渡、上山、跨湖桥文化等考古发现，就源自基本建设项目和后续有计划的研究课题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一名考古学本科专业毕业的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田野考古工作经历和田野考古发掘简报发表，差不多要七八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才能申报考古项目负责人，即“考古领队”，有了这个资质才能申请考古发掘的执照，我第一个考古执照是2003年结合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建设的长兴卞山古墓葬发掘。考古发掘单位的团体考古发掘资质同样也需要符合很多要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后来才申报成功的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全省三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

2003年申苏浙皖高速公路长兴卞山段古墓葬考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业务工作内设机构有史前考古室、商周考古室、汉唐宋元考古室、水下考古室、科技考古室，以及负责全省基本建设考古项目落实的项目管理部等六个科室。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上山、河姆渡、良渚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安吉古城、毘山、小古城、石角山等商周考古，黄岩沙埠窑、龙泉大窑和南宋皇陵考古等11个主动性考古项目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这是有国家级经费支持的作为学术抓手的考古项目。浙江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每年基本建设考古任务很重，2021年度我所完成基本建设考古（含抢救性考古）项目198项，其中考古发掘项目约50项。去年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余姚施岙古水田、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就是其中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施岙古水田发现后，余姚市人民政府停止了1000多亩土地出让，并配合做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弥合城乡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裂缝，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余姚施岙遗址西区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磊先生提供）

　　考古与其他行业有很大不同，十年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先生接受新浪在线解读报考北大考古各类政策并解答考生疑问，其中一段关于考古实习意义说的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同学，由于有了比其它专业同学更早一步接触了社会，他在实习过程中不光是完成自己的实习任务，实习生活也要自己管理。培养了他的社会工作能力。因此我们的同学，我个人感觉，他毕业了以后，他的动手能力、他的情商普遍要高一些。我们的师生关系也由于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其它的专业、其它的院系要密切得多”。我常对不太熟悉考古这一行业的朋友和领导说，大家看到考古往往是宝贝光鲜的一面，考古人的绝大多数一面，他们常年在乡村，吃住在村民家里，雇当地村民一起劳动，完全与村民打成一片，考古工作者是生活、工作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科学家，一名合格的考古项目负责人（俗称“队长”）除了要谋划并完成考古发掘，还需要处理好当地县镇村各级相关部门的关系，如果是基本建设考古，还要参与项目先期洽谈，规模大的考古工地，需要管理上百人民工，哪怕是土地已经完全被征用，村民仍坚决认为这是他们的土地，凡是在他们土地上考古就需要他们来挖，村里年轻人当然早不愿意干体力活了，这是考古工地随时可见多是大伯大妈的原由。除此，队长还要掌管考古队吃喝拉撒，还要随时向各级领导汇报、各类媒体宣传报道阶段性考古成果。一支有规模的考古队，由队长、队员甲（同事）、队员乙（当地文物干部）、考古技师、实习生等组成。所以，一名合格的考古领队完全可以胜任一般领导岗位的要求，实际也是如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成立开始，就是培养干部的摇篮，除了出产考古学家，还向各部门输出了不少领导干部。我本人也是从一名普通的考古工作者，在大家的信任下走上考古所的领导岗位。

　　2011年，考古学成为历史学门中与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的三个一级学科之一，并调整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专门考古等6个二级学科。2020年12月《求是》23期，刊发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要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我从事考古三十多年，深有体会。

1998年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合影（前排刘军、严文明、量博满；后排左二赵辉，左五方向明）

桐乡普安桥遗址土台营建和使用过程示意图

　　二

　　通过考古发掘整体复原几千年前古人生产生活的场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古代历史，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微观的点点滴滴剥剔清理，从宏观的中华文明大历史、世界文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海宁小兜里是我负责的基本建设考古工地，因为海宁文苑北路等工程的建设，2009年4月-2011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海宁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揭露了一处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包括人工营建土台、房子、水井、灰坑、墓葬等新石器时代遗存。崧泽文化晚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大体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各土台相对独立，间隔10米左右，土台上均分布有数量相若的墓葬，这些墓葬一般分布在土台的东、西两侧，有的土台顶面中部还保留有房子遗迹，东区各土台下南缘布列了灰坑、窖穴、水井等生活设施，而以灰烬层为标识的废弃堆积则叠压在土台的东缘或北缘坡脚，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聚落场景。西区西南部土台Ⅰ第一阶段的7座墓葬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聚落构成单元，土台东侧的两座墓主人为成年，其他三座为未成年，土台西侧的两座墓葬一座为成年，另一座为孩童墓，这样的一个社会单元就应该是当时的家庭，而以若干土台为依托标识的若干家庭则构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家族。良渚文化时期聚落主要是依托原有土台东西向往外拓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区东南部布列有序的良渚文化早中期显贵墓葬，西区93﹪以上的玉器及82﹪以上的石器均出土于东南部墓群，表明聚落内部家庭之间的社会分化已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墓葬清理野外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通过仔细剥剔和观察，甄别出葬具彻底腐朽后、葬具内原有空间反复淤积等堆积相的区别，以及随葬品碎片移位、叠压等推测复原棺椁结构及形成过程。小兜里M33还首次清理出明显的两头翘起中间凹弧的葬具痕迹——舟形独木棺。

2009年海宁小兜里M6清理葬具结构（右一笔者）

海宁小兜里M33平剖面图（笔者绘制）

　　2015年，我负责的《小兜里》（上下册）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负责《毘山》、《反山》、《庙前》之后的第四部大型考古报告，虽然考古工作是一项凝结着大家辛勤汗水的集体成果，但是作为项目负责人，能为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贡献力量，非常荣幸。遗憾的是，包括小兜里遗址在内的那一区域古遗址，在城镇化、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的层层运动中，现在都彻底消失了。

　　桐庐方家洲遗址位于分水江畔，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的专业性玉石器制造场遗址，距今五六千年，约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2010年10月－2012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桐庐县博物馆在台地东侧的北部进行了65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发掘区文化层堆积由西南向东北渐厚并直至江畔河漫滩地，清理出土了大量与玉石器制造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分布区域特征鲜明，遗迹主要有灶、石堆、灰坑、墓葬、房子等。其中，石（片）堆遗迹，指石片、磨石、石砧、断块、砾石和残件、半成品等遗物分布甚为集中的遗迹；灰坑出土遗物丰富，均与玉石制造活动有关。与玉石器制造相关的出土标本逾2万件，可以分为石器和玉器两大系统，两者遗物伴生共出，制造流程清晰。石器以锛的制造为主，材质主要是泥岩和页岩，遗址出土了巨量的打制、琢打过程中产生的石片和碎屑。玉器均为石英岩材质，种类有玦、管、璜、片坠等，均先打制成形，然后修磨、穿孔。工具类中粗石英砂岩的多面体棱状磨石很具特色，而“研孔器”（又环砥石、轴承）主要用于后期玦管钻孔内壁的修治。方家洲遗址入围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1年桐庐方家洲遗址发掘红烧土遗迹C打箱提取前灌沙和浇筑石膏（左三下蹲贴宣纸的为笔者）

　　我们在瑶琳镇潘联村的分水江畔工作生活了近两年，后来桐庐博物馆展厅根据我在工地画的场景复原示意图，还专门制作了沙盘。前阵子，桐庐博物馆陈淑珍馆长电话我，在方家洲所在的分水江再往上游10公里，又新发现了一处石器制造场，结合萧山、富阳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现，钱塘江流域的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适合做石器工具的原料丰富，极可能是一处重要的石器粗加工产地。

方家洲遗址发掘功能区示意图

　　良渚文化是我重要的研究领域，1989年刚入职参加的第一个考古工地奉化名山后遗址，相当于浙北良渚文化时期的后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存（“名山后文化”），良渚文化因素丰富。之后，田野考古主要在包括良渚遗址在内的湖州、安吉、德清、桐乡、海宁等浙北地区，这是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大家认为我图画的快又准，线条感又好，符合考古制图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要求，加上前辈考古大家牟永抗先生在中国古玉研究领域对我的提携，分别协助芮国耀、王明达两位先生承担了瑶山、反山两地加起来单件计达7000件的良渚玉器绘图工作。1986年反山大墓和1987年瑶山祭坛是“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在当年把良渚文化的发现推向新的高潮，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帷幕。这两项工作为我研究中国史前玉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3年芮国耀先生负责的《瑶山》、2005年王明达先生和我负责的《反山》出版。

2003年10月3日在良渚博物馆（后排左一王明达，左五芮国耀）

　　2021年、2022年我负责的《瑶山》、《反山》（修订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为了进一步扩大良渚文化的对外宣传，《瑶山》、《反山》英文本，也将面世。基于瑶山、反山玉器考古绘图的《良渚玉器线绘》（增补本）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

笔者绘制的良渚神像和图像释读（采自《反山》（修订本）

　　良渚文明是玉器文明、玉礼制文明，良渚人创造了彰显权力与信仰的玉钺、玉琮，反映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复杂玉头饰，创造了主宰玉器的人形化太阳神像（祖先神），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有着广泛的认同。玉礼器系统的礼制和观念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提出萨满教分层宇宙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作为良渚文明玉礼器系统的重器，琮是当时萨满式多层次宇宙观的模型，良渚琮的结构和内涵，与古代中国宇宙观系统性认知有极大的契合度。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牟永抗先生在论述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时，提出玉钺的出现可作为礼制出现的指示器，“成组玉礼器是一种礼仪制度——礼制的开始”。在新近表述中，我把反映权力和信仰的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分为四大内容：作为权力和礼制指示器的玉钺和豪华权杖以及其他各类权杖、反映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的琮和萨满式的祖先神像、身份等级和地位、中心和区域中心标识的复杂玉头饰，以及其他玉礼仪化的生产、生活等用具。

2012年10月8日牟永抗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工作六十年座谈会后聚餐

　　虽然有不同的生业经济模式和考古学文化体系的背景，虽然以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中心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中心形成的经济体系，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一定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彼此价值观和信仰系统一定存在密切联系，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其背后一定是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结果。“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将权力和信仰牢牢地包裹在“器以藏礼”的“器”中，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本质，良渚文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成组玉礼器代表的玉礼制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本质，“玉器时代”可以成为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领头羊，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称“（良渚）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如果这个影响仅是指空间范围，那么良渚最大的影响是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

2019年7月16日与“良渚与古代中国”故宫博物院展览策展人高蒙河、宋雨晗合影

　　玉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元件。1985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发表《中国古玉的考古地质学研究——玉：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建议将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称作玉器时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年代框架，首次明确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文明进程的时间表，认为中华文明进程从最早的国家开始，历经了古国时代早期、古国时代晚期、王国阶段文明。中华史前玉文化始于距今八九千年，甚至更早。在古国时代早期，史前玉文化达到高峰，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代表。在古国时代晚期，史前玉文化在黄河上游，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以牙璋为代表的新玉器，在两湖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瓮棺葬中出土了大量体量不大，但种类和图像丰富的成组玉器，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图像在海岱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乃至稍后的二里头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玉器作为中国史前原始信仰和观念形态最为重要的代表性物质遗存，也是社会复杂化之后涉及特别资源、高级工艺、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重要物质遗存，更是最为合适的远距离传播、交流、融汇的物质和精神载体。玉器从起源到夏商周三代，经历了至少六千年的发展历程，玉器在纵向时间轴上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标帜，在横向空间上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交流、融汇的代表。2014年在南京博物院陆建芳先生的主导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2卷《中国玉器通史》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我负责新石器时代南方卷，和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女士共同承担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撰写，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天津博物馆云希正先生给予《中国玉器通史》极高的评价，是全面系统介绍和论述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学术界和艺术界期待的好书。作为进一步的阐述，我撰写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之一《良渚玉器与中华文明》，也即将出版。

　　现在因为单位事情比较多，要参加的会议、要学习的资料很多，实在没有精力能在野外工地呆了，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群遗址考古，年轻的执行队长朱叶菲把握、掌控的很好。

2019年3月28日全国十大考古评选后中初鸣考古队聚餐（前排左二朱叶菲）

　　2018年中初鸣遗址保安桥点的考古发掘，变成我最近几年野外呆的时间最长的工地了，目前国家局规定60岁退休后考古领队资质就取消了，60岁如果力气还不少，希望能再次下工地，田野的味道很好。

2018-10-6、2019-3-29笔者绘制的德清中初鸣保安桥遗址

　　三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的赞誉，作为全国十个文物大省之一，浙江考古为构建浙江大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展示，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展示，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展示作出了重大贡献。浙江是稻作、蚕丝、茶叶、漆作、瓷器的主要起源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地，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的独木舟、水利设施等的发明发现地，也在浙江。浙江文化中富有创造力的基因，自古以来就有之，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全国的考古工作者数量不多，国家文物局刚刚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力争到‘十四五’时期末全国考古人员总数超过10000人”。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讲话后，我写了一篇以“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为题的学习长文发表在“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作为考古人，我们一方面为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自豪，也更觉得担当和责任的重大，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确实能为考古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为我们大家的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慈溪是浙东地区古遗址古墓葬丰富的地区，除了唐五代烧造秘色瓷的上林湖越窑，还有童家岙河姆渡文化等古遗址。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以浙东滨海的姚江河谷地带为核心分布区，东达舟山群岛，沿东南海岸在台州、温州也有发现。翠屏山南麓姚江河谷是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核心分布区，童家岙遗址位于翠屏山西北麓，面向钱塘江大喇叭口，遗址保存良好。近些年，由于地表下8米余姚井头山八千多年前贝丘遗址被发现，相信慈溪境内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肯定会越来越多。翠屏山北麓商周石室土墩墓分布较多，1984年上半年，也就是我还在观城中学就读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彭东、东安发掘清理了11座土墩，东安土墩墓就在我幼儿时父母教书的洪魏小学南边洪家村青山山脊上，《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年专刊，发表了杨楠先生执笔的简报，土墩墓中浅坑壁加筑石框与石砌墓道以及土墩石室墓的凸形、刀形结构及其挖坑建室的现象，在浙江地区尚属首见。东埠头茂山遗址，位于小时候常去看病的东安卫生院所在的茂山南麓，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小的弟弟任永江先生发我一张村民童欢吉采集的打制石器照片，说是打井所得，我当即建议马上进行考古试掘，2021年在前期试掘的基础上，研究所安排丁品先生负责对茂山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原来是一处堆积非常单纯的钱山漾文化时期遗存（距今4400年前后），明确了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年代上要早于以侧扁足鼎和弧背鱼鳍形足鼎大量共存为特征的一类遗存，很好地呈现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从侧扁足鼎阶段到弧背鱼鳍形足鼎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文化面貌基本不见宁绍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因素，丁品先生认为结合年代，推测茂山钱山漾先民可能从嬗变后的环太湖核心地区（如良渚古城一带）迁徙而来，这对于良渚古城遗址在良渚文化末期发生种种嬗变有极大的启发。

　　慈溪是我家乡，我愿意为家乡文物考古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笔者负责或主要负责出版的考古报告和专著

　　附：作者方向明，1967年5月生，浙江慈溪人，无党派人士，198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1989年至今就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又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浙江省考古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批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第五批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国史前玉器考古学研究。参加奉化名山后（1989）、萧山跨湖桥（1992）、良渚瑶山（1996-1998）、中日合作桐乡普安桥（1995-1998）等重要考古发掘，曾负责良渚庙前第五~六次（1999-2000）、湖州毘山（2004-2005）、海宁小兜里（2009-2010）、桐庐方家洲（2010-2011）、安吉安乐第三次（2014-2015）、德清中初鸣（2017-2019）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参与负责浙江省社科联“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项目。负责或主要负责出版大型考古报告《反山》、《瑶山》、《庙前》、《毘山》、《小兜里》等五部，协助所部负责统筹《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至十一辑、《浙江考古新纪元》、《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等出版。出版《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神人兽面的真相》等专著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其中《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卷，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宏观梳理，是中国古代玉器史的系统开篇之作，主要负责或参与的《瑶山》荣获浙江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2-2003年度）专著类一等奖，《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荣获2015年“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良渚文明丛书”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