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一重要论述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文物保护、文物研究的价值以及在当前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文物和文化遗产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可作出的巨大贡献。

　　相比于考古报告中复杂的地层关系、系统的类型学分析，一般公众还是更关注挖出了什么“宝贝”，每当有精美的玉器、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瓷器出土，即使不懂考古的群众，也乐于去欣赏、讨论这些古人留下的瑰宝。可以说，文物在公众中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这也是《国宝档案》《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产生强烈反响的原因。

　　文物作为文明载体全面“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将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贡献推介给公众的最佳媒介。作为考古工作者、文物研究人员应积极发掘文物的多方面价值，利用文物传播中华文化、中国精神，让文物“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

　　器以载道，考古工作者有责任将文物中的“道”传递给公众，揭示文物审美价值之外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让作为文明发展亲历者的文物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进而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下面笔者尝试从文物（彩陶、玉器、青铜器各一例）的角度管窥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庙底沟彩陶：距今五千多年前，以“花卉纹”为代表的庙底沟彩陶纹饰出现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袤的区域中，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在彩陶纹饰上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有学者称之为“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王仁湘），对于这一时期，有学者提出了“庙底沟时代”（韩建业）或“彩陶中华”（王炜林）的概念，认为“如此大的空间上所体现出来的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显示出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传播力，打开了彩陶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在上述区域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整合的恢宏画卷。庙底沟文化与周边文化经过不断碰撞和融合，逐渐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王炜林）虽然也有学者对庙底沟文化是否具有引领作用提出了反思（李新伟），但各地彩陶的相似性至少证明了各区域文化的频繁互动，以及当时已客观存在文化间相互沟通的路径和渠道；在审美方面呈现出一体化倾向的背后，反映的则是精神领域某些共同意识的出现，文化认同初现萌芽。

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精品龙形牙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牙璋：虽然个别问题仍有争论，但考古证据已大体上呈现出牙璋的发展脉络：距今约4500年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约4000年前向西传播至陕西，乃至甘青；约3700年前，又由西向东传至二里头；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西南方向由四川盆地传播至越南，东南方向传播至湖南、两广甚至香港（邓聪）。“牙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政权象征物。史前牙璋发展到夏王朝时期已具备核心礼器功能，在其随后的扩散中产生巨大影响力，背后必然蕴含着深邃的历史内涵”（孙庆伟）。“以中原为中心的二里头牙璋特殊风格，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反映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文化首领的象征，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雏形，横空出世……夏商牙璋分布，展示了政治文化上初期东亚及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分布共同区域，可能分享着近似国家政治思想的理念，显示‘吾土吾民’共同意识的逐步形成”（邓聪）。二里头风格牙璋的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而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区域文化对二里头文化核心礼器的接受与认同，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反映的正是“中国观念初现”（郭伟民）。

司母戊大方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青铜鼎：陶鼎作为炊具最初出现于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后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商代，铜鼎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祭祀礼器，是商人祭祀祖先的重要载体。西周中晚期，“列鼎制度”逐步形成，“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二也”，是对当时“正统”社会秩序的强调。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鼎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物（如“鼎祚”“鼎运”亦然）；而王孙满的回答中，指出了鼎作为“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祭器性质，并暗示了鼎与“天命”“德行”的相关性。而秦始皇“泗水捞鼎”而不得的故事也正是这一观念的延伸。又如成语“革故鼎新”中（《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鼎”被赋予改革、进取之意。再如《说文解字》中“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的定义，又使“鼎”有了和谐有序之意味。鼎从生活用具，到祭祀祖先的祭器，再到标明身份的礼器，后又被赋予“政权”“天命”“德行”“改革”“和谐”等等观念，文化寓意丰富而深刻，如今虽然日常生活中已鲜有用鼎的场合，但与鼎有关的词语、成语却仍然在当今有力地传承着“鼎”文化（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三足鼎立、人声鼎沸、鼎鼐调和、钟鸣鼎食、拔山扛鼎……），鼎可视为是“中国精神价值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我们看到文物承载着久远的文明史实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文物是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者、是礼制传统的传承者，因此，我们应“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让文物亲自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作者系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