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人类骨骼考古与中华文明历史研究

摘要:   总书记在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同时,总书记还强调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 ...

  总书记在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同时,总书记还强调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这些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于考古事业的关心和对考古学发展趋势的高瞻远瞩。

  考古学科自诞生起就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并深入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科技考古作为充分体现这一交融的一类分支学科,已从考古学中的“小众”成为新时代考古学发展的主流。

  人骨是考古工作中最常见的非文化遗存之一,因其包含创造文化的主体——“人”的诸多客观信息,从我国考古学诞生之时起就成为了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研究材料。在考古学中专业研究出土人骨遗存的分支学科,就称为人类骨骼考古学(简称“人骨考古”)。人骨考古是广义的科技考古门类中的一个学科,是考古学和医学、生物学、统计学交叉而形成的。随着我国考古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出土人骨材料的积累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成果,人骨考古为探索中华文明之源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进程作出贡献。

  要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和传承过程,就要考察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上的中华大地长期处于多民族共存的状态,无论是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演变而消失的古代民族,还是自先秦至汉代形成后绵延至今的汉民族,都是构建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也是如今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源头。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学”研究方法,人类骨骼考古学者构建起了概括古代人类体质特征和研究不同人群体质特征差异的“古人种学”方法。经过三代人骨考古学家的努力,我国学术界确立起了以“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和“古蒙古高原类型”为主的古人种类型体系,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了诸多对比分析。这一体系秉承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并可以此作为古人种研究的坐标系来探讨中华大地上各地域先秦居民和后世居民的关系。对秦汉以后历史上存在过的匈奴、东胡、鲜卑、靺鞨等民族进行的人种学考察,则帮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在文献记载之外,以人骨遗存这一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这些民族的构成、来源及流向。我国学者还从古人种学角度考察了汉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发现从仰韶时期经过龙山时期和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汉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及其直接后裔北方汉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与现在的北方汉族有所区别,这种变化是自汉代以后就开始的,可能最晚至宋代才基本形成了如今的种系特征格局,其间发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成因。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若干重点项目的开展,人骨考古学者也将视野投向了辽宁朝阳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荥阳官庄、巩义双槐树、邓州八里岗、江苏兴化蒋庄等出土人骨较多且与早期中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的重要遗址,在古人种学、古病理学、古人口学、同位素考古等领域进行探索。其中,古病理学和古人口学是近年来在国内兴盛起来的人骨考古的分支领域,前者可研究过去人类的健康、疾病和人们对待疾病的方式,后者可研究过去人类的人口结构、寿命和人口增长情况。基于分子生物学、医学影像学、三维成像技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在人骨考古中的应用,古病理学的发展愈发迅速,现已成为人骨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古人口学的发展则仰赖人口统计学和数学建模方法在考古中的应用,刚刚兴起不久。

  文明的起源与人类定居生活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这三者相辅相成,而后两者正是城市和国家起源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的增长和人群间交流的增多还造成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近年来,我们发现了汉代结核病和唐代密螺旋体病的证据,大幅提早了这些疾病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这其中不仅暗含着这些传染病与文明的并存关系,也蕴含着古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而对内蒙古哈民忙哈史前遗址涉及瘟疫的研究,则投射出瘟疫对文明影响的古今之变。

  对人类群体健康水平的考察更能体现出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人骨考古擅长在此以小见大。以龋病为代表的牙病研究可反映人类饮食结构,进而考察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人群龋齿患病率最高,并随着时代发展而进一步增加,以畜牧或渔猎采集经济为生的古代人群龋病患病率较低,这一规律充分体现在对北方农耕-游牧文明交错地区的人骨研究中。2018年,由我国学者主导的“全球健康史计划亚洲模块”启动研究,这一项目将考察亚洲地区发现的一万年来的人骨遗存,调查多种重要的健康指标,用古流行病学和古人口学统计的方法研究亚洲人类健康水平的发展历程,最终我们可从中发现从一万年前的中华文化开端到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开端的过程中,健康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的特色。

  自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的人骨考古就掀开了新的一页。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专门强调了考古与自然科学技术结合的必要性,对整个科技考古门类来说是鼓励也是鞭策,我国的人骨考古也应当从此迈上新的台阶,提高理论水平,创新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以更积极的行动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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