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5月27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中外教育史研究的诸多面相”工作坊，围绕“考试制度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以及“国家政策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等话题，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林、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金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臧佩红，以及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程伟、王红雨和谭皓分别作主题报告。本次工作坊选题兼顾 ...

2022年5月27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中外教育史研究的诸多面相”工作坊，围绕“考试制度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以及“国家政策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等话题，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林、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金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臧佩红，以及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程伟、王红雨和谭皓分别作主题报告。本次工作坊选题兼顾古今、融通中外，力求呈现出中外教育史研究的立体图景。开幕式由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东海主持，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闫广芬教授致开幕词。主题报告部分由工作坊召集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英才副教授谭皓主持。在主题报告环节，围绕“考试制度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李林针对清代科举考试研究，就研究视野、进路及方法等方面的挑战展开审思。首先，他认为科举制度科举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着枢纽性的地位，虽可理解为考试或选官制度，但亦与学校、经学、史学、文化、族群、地理等诸多层面息息相关。例如，科举制度主宰由官学至书院在内的学校教育机构，推动诸如经学、心学等极具时代或地域特色的学术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互促互制，甚至还密切关涉地理问题，影响着人才的分布与家族的兴衰，特别是一些少数族群政权的建立；其影响不限于中国社会，远播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诸多方面。现有一些研究已跳出传统思维方式，从多个维度深化研究，形成不同主题的系列丛书，形成“科举学之大观也”。其次，在借鉴与吸收艾尔曼“平行路径”等前人研究及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科举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断代序列：1.605-1905年，科举与文科考试、儒学教育、儒经编撰与文庙建设关系密切；2.702-1901年，科举逐步呈现出与武科考试、武学教育、武经编撰相关的时代特点；3.金、清两代，科举呈现出翻译科举、特殊设学、经典译注等崭新特点。以上三者内部又各具时代特色，或在继承中发展，或在批判中流逝，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如文科大于武科、武科大于翻译科影响力的依次递减趋势；再就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等研究难度而言，又呈现出前述三者依次递增的相反趋势。再次，他还提出清代科举研究的四重挑战，一是宏观视野与微观技术之挑战；二是范式迁移与诠释能力之挑战；三是知识资源及语言工具之挑战；四是学科属性及学术评价之挑战。学界尚需在以上路径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打破思维局限，在专题或断代内扎实深耕，以求突破。
程伟以“科举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题，从科举学的性质、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几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他阐述了专门建立“科举学”的重要意义，即不统合成学则难于挖掘底蕴，深入研究，顾及诸多边缘研究；进而针对科举学的“学科”（discipline）与“专学”（research field）的性质，指出严格而言科举学如同敦煌学、甲骨学、红学、朱子学，未来可能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但目前仍是一门专学。辩证地说，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发展中的学科，或成长中的新兴学科。其次，就学术价值而言，他认为科举学既然命名为“学”，就是强调“学说”与“学理”，注重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还应强调“通”，即汇通、贯通、沟通不同学科，强调学科的交叉综合，使得科举研究的各层面汇聚交融，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科举制度不止为选官制度，其作为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与社会制度，影响广泛深远，可谓研究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与中外关系史的钥匙。再次，就现实意义而言，科举学的建立也具有探寻考试发展规律、为各类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以更好地服务考试改革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为振奋民族精神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
围绕“高等教育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金国“以生存境遇与办学转向：1929年的南开大学”为题，以1929年南开大学发生的三件大事为视角，运用政府、学校的官方档案与日记、年谱等私人资料互补互助，探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生存境遇，及其在维护办学自主权与获取办学资源上的困境与选择。一是1929年初，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改组，张伯苓及原对南开大学发展给予极大支持的董事会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郭秉文等均被除。在爬梳蔡元培改组中基会、张伯苓被除名的理由，以及胡适与孟禄等人对此表达不满的基础上，他比较了张伯苓被除名前后中基会对南开大学资助的变化，提出由此引发的中基会资助额度大幅下降及与南开大学互动减少等不利影响。二是同年南开大学的教授离职风波。他就此分析三点原因：教授加薪不均、南开大学强调实用性知识传授的办学理念与教授以学术为导向的研究旨趣存在冲突，以及国民政府统治下国立大学接受正常国库拨款、办学实力大增因而吸引更多优秀师资。三是同年3月，南开创办人严修逝世。严修生前利用声誉影响为南开大学获取办学资源尽心竭力，其逝世对南开大学损失重大，加剧了资源获取的困境与原有人际关系的断裂。这一系列事件强化、推动了南开大学的办学转向，使其在资源获取上由“北”转“南”，加强与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互动；在办学理念上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实行差异化办学，成立电机工程系与经济学院等。可见，南开大学的发展嵌套于社会环境的变革之中，社会环境形塑了南开大学的办学选择；相较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在生存境遇方面更易受时局事件影响，呈现出发展的不确定性；但在办学选择方面，私立大学却更具创造性，更加主动地建构“政府—学府—社会”关系网络。
王红雨以“北洋大学的学科设置与调整”为题，以北洋大学的学科发展为切入点，探讨清末以降中国近代大学学科设置的发展历程。她指出北洋大学创建于甲午战败后“中体西用”的国家改革战略受到质疑与抨击，无法满足当时教育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学科设置之初，北洋大学融入中学相关内容，例如在法科预科、工科课程中设置人伦道德、经学大意等内容。随后，在蔡元培推动设立大学区制、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医四科的背景下，北洋大学进行学科调整，专设工科加以扩充；至1917经蔡元培再次建议，北洋大学法科与北京大学工科交换，北洋大学的法科自此不再招生，遂成历史。总体而言，北洋大学同样面临办学自主权与资源获取的困境，其学科设置以社会需求为基准和底色，而政府权力制约则是其学科调整的时代动因。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遵循“实用原则”，以是否具备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实用性作为学科立废的标准。然而，大学的使命除培养实用人才外，还在于研究高深学问，追寻真理发展的无功利探索，以及培养学生心灵之完整，而这恰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最初移植西方大学模式过程中所忽略掉的。另一方面，北洋大学的学科发展证明，越是科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吸纳新学科、适应知识类型变化的能力越强；反之，越是科类单一的大学则抵制或无力接受其他知识类型的可能性越大，从而陷入发展瓶颈。
围绕“国家政策与外国教育史研究”，臧佩红以“甲午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缘起”为题，阐述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教育的成型过程和具体内涵。她指出，中日两国学界的日本史和教育史研究者或偏重日本史演进而不关注教育问题，或偏重教育本身而不关注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历程，从而对军国主义教育在战争中的作用研究不够深入。于是，她从教育政策、实践、内容、学校以及高等教育五方面，结合明治初年制定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政策，详细分析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如何渗透初等、中等、高等及师范教育之中，指出从甲午战前日本教育政策可窥见其“军事定位”，从教育实践可窥见其中的“军人占位”，从教育内容可探寻其中的“军人精神”，从学校教育方面可看出其对“军事训练”的重视，从高等教育可发现其对“军事服务”的侧重。总之，甲午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其在普通教育机构中培养军人精神、战斗技能以及军用人才，从而为日本对外战争输送“优质兵源”做足准备。可以说，日本教育全方位地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产生“联动”，逐步沦为其附庸。学界应注意日本近代教育与其政军关系的密切关联，方可更为全面地了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之路，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的本质。
谭皓以“教育交流的经济动力：从近代日本商业调查型留华学生说去”为题，从近代日本“商业调查型”留华学生为视角，窥探中日近代教育交流背后的经济动因。他指出，自1871年中日建交起，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出于各种目的对华派遣留学生，大致可分为“语言翻译”“军事侦察”“商业调查”“学术研究”四种类别。其中商业调查型占很大比重，这与明治初年制定的“殖产兴业”政策密切相关。起初大藏省、工部省等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移植西方先进技术方面各自为政，权限分散。明治政府遂于1881增设农商务省，统一管理农商事务。虽然日本在此背景下不断推动工业化发展，但至少在侵华战争爆发前，其重化工业方发展缓慢，仍以丝织品、棉纺织品等作为出口的核心产业。在此背景下，大藏省在1882年派遣井上陈政来华留学，在学习汉语之余调查中国宣纸及印泥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日后销路。井上1885年游历南中国多省，历时五个月，窃取到包括宣纸在内的中国各地各类造纸技术。井上后来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现场担任翻译，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农商务省派遣“实业练习生”也与甲午战争直接关系。《马关条约》使日本在华攫取商业特权，农商务省遂将各地工会所推荐的人员，以及各专科学校、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派往世界各地研习实业技术(以3年为期)，同时调查搜集相关行业商况及交易习惯，并撰写报告，为日本拓展海外贸易铺路。在19、20世纪之交，农商务省派遣了40多位实业练习生来华学习纺织、工矿、水产、商业等专门技术，并完成行业调查和报告撰写任务。谭皓选取坂本菊吉的《清国杭州织物业报告书》为例，展示实业练习生对华调查之明细。最后，他回到主题，阐释日本派遣留华学生、推动教育交流的核心动力，在于经济目的；指出人们往往将教育交流比作由文化高位流向低位的流动过程，但文化本身不能自主流动，必须借助人与物的交流方可实现。而人与物的交流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即经济活动。
在自由探讨与问答环节，诸位学者对上述汇报进行评议并发表感想。大家认为，本次工作坊是疫情以来少有的明确以教育史为主题的学术活动，独具特色且意义深远。报告者学科背景多元，研究主题多样，既有对中国语境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全球变局的现实思考；形式上两两成组对谈，主题集中，有利于深化思考。即使细微之处未必可全部领会，但可启发思路，开拓视野，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