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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中原和新疆出土印太玻璃珠 实证海陆丝路贸易发展繁荣

摘要:   小小的玻璃珠如今看来很稀松平常,但在距今两千年前后,用来贸易的印度-太平洋(印太)玻璃珠却非同一般,它们是古代不同地区间人员往来互动、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凭证。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展示本次研究的中原出土印太玻璃珠。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团队最新通过 ...

  小小的玻璃珠如今看来很稀松平常,但在距今两千年前后,用来贸易的印度-太平洋(印太)玻璃珠却非同一般,它们是古代不同地区间人员往来互动、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凭证。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展示本次研究的中原出土印太玻璃珠。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团队最新通过对中原和新疆出土的30多颗汉唐时期印太玻璃珠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原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和新疆地区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繁荣提供重要实物证据。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展示介绍本次研究的中原出土印太玻璃珠。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在2022年6月11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杨益民团队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对中国这两处出土印太玻璃珠考古研究成果进行解读。

本次研究的新疆(上)和中原(下)出土的印太玻璃珠。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原最早印太玻璃珠实证汉代海上丝路兴起

  杨益民介绍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乔保同合作,对王莽新政至东汉时期河南南阳出土的21颗玻璃珠进行科学分析,研究认为是中原发现的最早的印太玻璃珠,从而实证20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该研究成果论文已在国际科技考古学术期刊《考古科学学报:报告》发表。

  论文第一作者徐思雯说,作为一种典型的贸易珠,印太玻璃珠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地区流行,这类玻璃珠由拉制法制成,直径通常小于6毫米,珠体颜色单一。这次研究通过一系列高科技仪器分析,确定玻璃类型、呈色机制、来源以及潜在的贸易路线。

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印太珠(图中比例尺均为1毫米)。 图片来自杨益民团队

  分析显示,南阳出土21颗玻璃珠均属于钾玻璃,其中浅蓝色、深蓝色和黄色玻璃珠属于高铝低钙型钾玻璃,应原产于东南亚或中国南方;红色玻璃珠为中等钙铝型钾玻璃,其化学成分与印度阿里卡梅度(Arikamedu)遗址和泰国富考通(Phu Khao Thong)遗址密切相关。玻璃的红色、黄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等色调,分别由金属铜颗粒、铅锡黄II型颜料、铜离子、钴和锰离子导致。该研究还表明,汉代广西先民可能已掌握印太玻璃珠的制作工艺。

  徐思雯指出,来自海外的玻璃珠沿海上丝绸之路传至广西合浦一带,这里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内河运输的起点。此前,印太玻璃珠在江河沿线(如益阳、长沙、永州等城市)时有发现,表明其在汉代主要依靠水路运输。

  她认为,南阳的印太玻璃珠很可能就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两广,然后沿南流江、北流河、珠江、桂江、湘江、长江、汉水北上,最终经由白河到达南阳。鉴于印太玻璃珠的时空分布特点,说明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依靠江海联运将海外商品输入中原。

  新疆玻璃珠研究表明拉制法技术已西传萨珊

  在对中原出土玻璃珠进入研究的同时,徐思雯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博、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助理韩宾博士合作,对新疆吐鲁番约公元7-8世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15颗玻璃珠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它们是来自古波斯文化巅峰时期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的印太玻璃珠,表明萨珊先民已经掌握由东方传过来的玻璃珠拉制技术,相关成果已在国际材料学专业学术期刊《国际陶瓷》上发表。

  徐思雯说,印太玻璃珠成分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多为矿物钠铝玻璃和矿物钾玻璃,具有萨珊玻璃成分的印太玻璃珠在公元4世纪前后出现,而萨珊地区的玻璃制品以玻璃器为主,拉制玻璃珠十分罕见。

  学界对于萨珊印太玻璃珠来源主要持两种观点:一是居住在波斯湾一带的印度工匠所制;二是东南亚进口萨珊生产的初级玻璃进行再加工,之后再出口至各地。不过,这两种观点虽各有千秋,但在南亚/东南亚以外是否存在生产此类珠子的玻璃作坊仍有争议。

  徐思雯指出,本次中国新疆出土玻璃珠研究利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手段,对阿斯塔那古墓遗址出土的15颗玻璃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阿斯塔那玻璃珠在形态上属于印太玻璃珠,其中13颗成分上为植物灰钠钙玻璃类型且属于萨珊1型玻璃,而这一时期东南亚盛行的矿物钠铝玻璃类型印太玻璃珠却在新疆颇为罕见。植物灰钠钙玻璃玻璃珠在新疆的主导地位和微量元素的特征证明,该印太玻璃珠产自萨珊帝国,体现出玻璃珠拉制技术已实现由东向西的传播扩散。

  这项研究还对添加到阿斯塔那玻璃珠中的着色剂和钴料特征进行研究发现,橙色是氧化亚铜导致;蓝绿色是铜离子显色;铅锡黄Ⅱ型晶体呈黄色,并与铜离子一起形成绿色;铁硫络合物形成黑色;深蓝色的珠子是由钴离子引起。此外,萨珊玻璃中使用的钴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根据萨珊玻璃的钴料成分特征与地中海东岸地区玻璃的钴料展现出同时性变化,研究判断萨珊帝国的一些玻璃作坊很可能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进口钴料来制造深蓝色玻璃。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印太珠(图中比例尺均为1毫米)。 图片来自杨益民团队

  汉唐印太玻璃珠实证海陆丝路贸易发展繁荣

  杨益民表示,西汉在征服南越国之后,汉武帝派“黄门译长”下南洋,正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尽管古代文献记载了相关贸易活动,但中原地区考古出土的能够反映海上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实物证据并不多见。

  此次研究出土的玻璃珠外形虽微不可言,但背后牵扯的是自印度洋至太平洋交错繁杂的贸易网络与变幻的国际形势。目前,尽管具体的作坊和确切的贸易路线尚不清楚,但最新研究已经证明在中外复杂的贸易网络中存在不同规模的交流行为,南阳出土玻璃珠研究还填补了两汉时期日益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原地区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影响的空白。

  徐思雯补充指出,新疆的玻璃珠贸易与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公元4世纪后,南亚北部小国林立,西亚地区萨珊帝国崛起。萨珊玻璃的盛行反映出萨珊帝国在西亚和中亚的垄断地位以及萨珊帝国和中国之间陆上丝路的繁荣。而且陆上玻璃珠贸易不同于同时代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晋唐时期海上丝路贸易以南亚的矿物钠铝类型玻璃为主导;陆上丝路贸易则展现植物灰钠钙类型的萨珊玻璃向东传播的历史。新疆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刻反映出这一玻璃制品差异及其制作技术的传播路线。

  杨益民还透露,在中原和新疆出土汉唐玻璃珠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对国际上1986年首次定义的印太玻璃珠,在互联网上的中文词条予以编辑和科学核定。

(图文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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