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林丽娟：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医学残篇中的希腊药方举例
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医学残篇中的希腊药方举例
林丽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图1 SyrHT 1与SyrHT 388缀合图
© Depositum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Orientabteilung
在上世纪初德国组织的吐鲁番探险中，探险家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助手巴图斯（Theodor Bartus）曾在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发掘出大量叙利亚语残篇[1]。其中一份残篇SyrHT 1（=T II B 17）于上世纪末被匈牙利学者马洛特（Miklós Maróth）比定为医学残篇[2]，而另一小件残篇SyrHT 388（= T II B 66）则新近被指出可与SyrHT 1缀合为同一页[3]。根据马洛特的研究，西旁出土医学残篇的主要内容是若干防治脱发和毛发过盛等系列针对头皮疾病的药方，很可能来自一部按照“从头到脚”（a capite ad calcem）顺序罗列疾病和医方的医学手册开头部分。而考察药方中所罗列药材，又可发现其中不少来自希腊– 罗马传统，辛姆·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据此指出西旁修道院的基督徒群体所使用的医学文本“属于西方传统，其中结合了希腊医生的知识和流行的、半魔法的元素（......belong rather to a western tradition which combines the learning of the Greek doctors with more popular, semi-magical elements）”[4]。不过，吐鲁番叙利亚语医学残篇依循的是何种希腊医学范例，其药方可被追溯到希腊传统中哪位医生的医学理论，尚未见充分讨论。本文接续前人的讨论，将举出残篇中的两则药方作为范例，来证明吐鲁番叙利亚语医学残篇可在古希腊医学传统中找到一系列平行文本，其中相当部分可见于盖伦医书中对前人药方的摘录[5]。
例 一
在缀合图第七行至第十行出现了第一则保存较为完整的药方，阴影部分为药方标题，阐述药方主要目的，之后黑字部分为治疗方法。第八行至第十行行首残缺字母及第八行中间模糊字母可据语境基本可靠地复原。该则药方录文如下（第七行和第十行来自其它药方的信息暂略）：
7. ……为使其生长
8. 【迅速】，抑或使其滋长【和使其】变黑：研磨劳丹脂[6]，佐以葡萄汁[7]或
9. 【以】柽柳[8]直至黏稠，涂抹之前先洗
10. 头。
首先讨论文本可疑之处。“柽柳”（tamarisk）疑为“香桃木”（myrtle）之误。香桃木，元《回回药方》中称其为“木儿的子”（《回回药方》173/13）[9]，对应其波斯语名称مورد（mord）音译；阿拉伯人则称之为آس（ās），对应古典叙利亚语ܐܣܐ（āsā）。在《酉阳杂俎》卷一八中，“香桃木”又被称为“没树”：“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縒。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10]这里“阿縒”即为古典叙利亚语ܐܣܐ（āsā）音译[11]。“柽柳”和“香桃木”分别对应希腊语词μυρίκη 和μύρσινος/μυρσίνη/μυρρίνη。盖伦医书《单方药力论》（De simplicium medicamentorum temperamentis ac facultatibus）中曾对μυρίκη和μυρρίνη做出区分（12.80-82K.）[12]，这一区分也反映在6世纪叙利亚学者塞尔吉乌斯（Sergius of Reshaina）对盖伦医书的翻译中（BL Add. 14661, 33v）[13]:
“Μυρσίνη/μυρρίνη，此即是香桃木（ܐܣܐ，myrtle）……Μυρίκη，此即是柽柳（ܥܪܐ , tamarisk）。”不过，形式上的相近导致二词后来常被混用。在希腊传统中，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辞书》（Suda）中曾混淆香桃木（μυρρίνη）与柽柳（μυρίκη）（M 1438, M1457）[14]。而在叙利亚传统中，也出现了ܐܣܐ和ܥܪܐ混同使用的现象，部分字典词条认为二者均可以表示香桃木，参《叙利亚语简明词典》426页对于ܥܪܐ的释义：perh. Myrica, myrtle以及《德语–阿拉美语，阿拉美语–德语词典》[15]266页：Myrte f (oso, ĉaro, muryo) ܐܳܣܳܐ ,ܥܰܪܳܐ ,ܡܽܘܪܝܳܐ。此处“柽柳”一词出现于“香桃木”所应出现的位置，或许可被归因于这种混同。如将“柽柳”改为“香桃木”，则以上药材搭配和使用方法可在包括盖伦在内的许多希腊医学家作品中找到平行文本。描述最为详实的是盖伦《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De compositione medicamentorum secundum locus，以下简称为Comp. Med. sec. Loc.）所提及以下医方，盖伦将其归于希腊医生卡帕多奇亚的赫拉斯（Heras of Cappadocia, 20 BC–20 AD）名下：
πρὸςτὸ μὴ ἀποῤῥεῖν τὰς ἐν τῇ κεφαλῇ τρίχας. [16]λάδανον ἀποβρέχων ἐν οἴνῳ αὐστηρῷ λέαινε, ἐπαλλὰξ[17] παρεπιχέων μύρσινον ἔλαιον[18] καὶ οἶνον, ὡς μέλιτος σχεῖν πάχος καὶ χρῖε τὴν κεφαλὴν πρὸ βαλανείου καὶ μετὰ βαλανεῖον. (Comp. Med. sec. Loc., 12.430.8-12K.)
此则药方与前述吐鲁番医方分享共同的治疗目的（治脱发）、相似的药材（劳丹脂、香桃木油、葡萄汁/酒）、相似的治疗方法（研磨至浓稠）和相近的用法（浴后涂抹）。不过，两则药方也存在一些差别，比如区别于吐鲁番方所使用的葡萄汁，赫拉斯方使用的是干型葡萄酒（dry wine），且更细致地描述劳丹脂应先于干型葡萄酒中浸泡过，之后应加酒与油捣至“蜂蜜的粘稠度”。依据吐鲁番方，此药应浴后涂抹，而赫拉斯方则认为应在沐浴前后均使用。
盖伦同部医书中还提到两例相似医方，分别归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 51-30BC在位）[20]和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宫廷医师克力同（Statilius Crito，公元1至2世纪）名下：
克力同所作药方，适用于护发、生发及抑制脱发……另一方：先将劳丹脂泡于干型葡萄酒中，压碎，加以香桃木油配制，并在沐浴前涂抹于头发上。
除了盖伦医学著作之外，类似药方还可见于被归在希波克拉底名下的医学著作《论妇科疾病》中：καὶ ἢν ῥέωσι τρίχες, λήδανον μετὰ ῥοδίνου ἢ ἀνθινοῦ μύρου τρῖβε, καὶ μετ᾽ οἴνου χριέτω “如若脱发，压碎劳丹脂，佐以玫瑰或百合香油，加葡萄酒涂抹”（De morbis mulierum 2.189）[21]。这意味着以劳丹脂加葡萄酒和香油的配方可被追溯到最早的希波克拉底文本之一，早至公元前5世纪。
综合以上药方内容可见，在悠久的流传过程中，这一医方曾被归于不同医学家名下，发生过种种细节上的变动，但其主要成分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类似的医方还可见于1世纪希腊医生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所著《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 1.64.5, 4.134.2）和《易得药方》（Euporista vel de simplicibus medicinis, 1.90.1）以及伪托盖伦（Pseudo-Galen）所著《论易得药方》（De remediis parabilibus, 14.322.2-3K.,14.503.2-3K.,14.581.-3K.）。此外，一系列古代晚期知名希腊医生如4世纪奥利巴修斯（Oribasius）、6世纪阿米达的埃提乌斯（Aetius of Amida）、特剌勒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以及7世纪埃伊纳的保罗（Paul of Aegina，《回回药方》中之“补里西/卜里西/卜黎西”）所著医学著作中也收录了这则医方[22]。这些平行文本的数量及其涵盖的时段向我们展示出这一药方悠久和复杂的流传史。值得一提的是，在冯·勒柯克吐鲁番探险几乎同一时间，德国考古学家奥托·鲁本森（Otto Rubensohn）在上埃及地区的大赫尔莫波利斯城（Hermoupolis Magna）也发掘出一份希腊文纸草文书。这份被断代至公元3世纪晚期或4世纪的纸草文书新近被比定为一份医学文献，当中引用了盖伦《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针对头皮疾病的两则药方（12.430.8-15K.），其中一则正是我们此处讨论的吐鲁番医方的平行文本，即前述赫拉斯方（12.430.8-12K.）。这些证据向我们表明，在前现代世界，这则医方曾广泛流行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无论是古代晚期的埃及还是中古时期的吐鲁番。
例 二
10. ……针对脱发：包等量劳丹脂、苦艾[23]于一片
11. 麻布中，浸泡于油中五（？）日[24]，然后使其沉淀，将其涂抹于
12. 头上，则头发不会脱落，也不会产生头皮屑，一如所料。
此则药方同样可在盖伦医书《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中找到平行文本，一则被归于叙利亚医生阿奇格涅斯（Archigenes，卒于117年）名下的药方：
阿奇格涅斯即元代《回回药方》中之“阿儿可阿你思/阿而可阿尼昔”（64/8，68/4）。对比两则药方可见，二者分享同一目的（防脱发）、同种药材（等量劳丹脂和苦艾，油）、同种配置手法（包于麻布中和浸泡于油中五日）以及同一用法（涂抹于头上）以及同一疗效（头发不再掉落，也不再生头皮屑）。不过，两则药方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比如希腊语药方中提到的“十只软杜松子（ἀρκευθίδας δέκα λείας）”不见于吐鲁番方，而在用法上，吐鲁番本强调应在涂抹前先“使其沉淀”。
另一相对简短的近似药方可见于伪托盖伦《论易得药方》:
以上两则平行文本向我们印证了这一药方曾在希腊医学传统中被传抄和使用。除此以外，这则药方也可在叙利亚语医学传统中找到平行文本。叙利亚语传世医方书数量较少，较为代表性的是英国东方学家巴奇（E. A. W. Budge）于上世纪初刊布的叙利亚《医学之书》（Book of Medicines）[25]，其中不少医方可在希腊传统中找到对应。除此以外，法国东方学家吉纽（Philippe Gignoux）新近基于两部存世抄本（BNF syr. 423，Ming. syr. 594）刊布了一部出自佚名作者的叙利亚语医方书[26]，也正是在这部书中，我们发现了以上药方的另一个叙利亚语译本：
比较吐鲁番本，可发现这一译本表述更加详实，比如此本和希腊本一样明确指出应浸泡药材于橄榄油中，并且其中包括了杜松子这味本可见于希腊传统但不见于吐鲁番本的药材，尽管并未给出具体数量。此外，希腊传统和吐鲁番本中的“麻布”在这里被表述为“质地稀疏的布料”。考察两则叙利亚语医方的具体用词，可见针对同一希腊语词，二者采取了不同译法：“等量”或对应希腊语ἴσα，在两种叙利亚语译本中分别被译为ܡܢܘ̈ܬܐ ܫܘ̈ܝܬܐ（同等部分；equal parts）和ܫܘܬ（同等地；equally）；“包”对应希腊语ἐνδήσας ，分别被译为ܐܣܘܪ（包/捆、固定；to bind, make fast）和ܨܘܪ（ 包/捆紧；to bind fast）。而数字“五”对应希腊语数词ε'，分别被译为叙利亚语数词“五” 和古老的阿拉美计数符号[29]。这些具体译法上的微妙差别，暗示了这则希腊语药方及其不同版本可能至少曾两次被译进叙利亚语，而不同译者面对同一希腊语词时采取了不同翻译策略。
结 论
以上我们通过两则例子证明吐鲁番叙利亚语医方存在希腊源流。这首先表现在两则药方均可在古罗马医生盖伦所书写的希腊语医书当中找到平行文本。在其《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中，盖伦曾按照“从头到脚”顺序罗列诸种疾病及其医治方法，搜集和摘录了大量前人医方。以上所举吐鲁番医方可在该书开篇防治脱发部分找到近似医方：药方一之诸种大同小异之版本曾被分别归于卡帕多奇亚的赫拉斯（12.430.8-12K.）、克利奥帕特拉（12.433.14-16K.）和克力同（12.435.15-16K.），而药方二的平行文本则被归于阿奇格涅斯（12.432.1-3K.）。除了盖伦医书中所保存的医方，两则药方也可在其它希腊医书中找到对应，特别第一则药方的流传悠久而广泛，类似药方可见于从希波克拉底《论妇科疾病》（前5世纪）到埃伊纳的保罗医书（公元7世纪）诸多希腊医学经典中。而第二则药方的特别之处则在于，其不仅在希腊传统中可以找到平行文本，也能在叙利亚语传世文献中找到对应，这提示我们希腊语医方著作在译进叙利亚语传统时并非采取单一路径，而是存在更为复杂的状况。
相比希腊语平行文本，吐鲁番叙利亚语医方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简化特征：不仅在内容上更为简洁，也往往未对医方来源和作者做出说明。类似特征也可见于其它叙利亚语医方书如《医学之书》[30]。由于残篇保存下来的信息十分有限，我们难以对这一残篇中所抄写文本的编者身份及其材料来源做更准确的推测，比如这一文本的编纂者是否使用了盖伦医书的希腊原文或译本，还是主要依赖一部摘录和汇集前人成果的医方汇编手册。同样难以确认的是编者自己是否知道这些药方的真正来源，因为研究表明，一些希腊医方尽管经由盖伦医书流行于后世，但其真正作者已不再为人所知[31]。尽管如此，正如前文所展示的，古老希腊医方的主要内容依然经由吐鲁番叙利亚语医方残篇保留了下来。
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医方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叙利亚基督徒曾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包括盖伦全部著作在内的大批希腊语医书曾于6至9世纪被译进叙利亚语，而以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Ḥunayn ibn Isḥāq, 809-873 AD）为代表的叙利亚基督徒亦在8至10世纪的巴格达翻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将希腊医学著作翻译介绍进阿拉伯语，促成了以阿维森纳《医典》为代表的伊斯兰医学经典的诞生[32]。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从希腊语翻译和改写而来的叙利亚语医书并未保存下来[33]。在存世医方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叙利亚《医学之书》中保存了盖伦医书《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相当篇幅的平行文本，但这些文本多出自该书中间部分，而开头和结尾部分不存[34]。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医学残篇的珍贵之处恰恰在于，其对应平行文本刚好出自叙利亚《医学之书》所未能保存下来的《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开头部分。而这份断代早至9至10世纪的珍稀文书之出土于吐鲁番，又进一步向我们表明，叙利亚基督徒在这一时期不仅在巴格达翻译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也将他们所翻译的希腊医书传播到了中亚和今日之中国境内。
原刊朱玉麒、李肖主编《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3-382页，略有改动。
[1] 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26, p. 88.
[2] Miklós Maróth, “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 aus Turfa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1.1 (1984), pp. 115–125.
[3] Erica C. D. Hunter, “Syriac, Sogdian and Old Uyghur Manuscripts from Bulayïq”, 收入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79–93页，缀合部分见84页。
[4] Nicholas Sims-Williams, “Medical Texts from Turfan in Syriac and New Persian”, 收入《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13-19页，此处引文见14页. See also idem, “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 Two Texts from Turf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3 (2011), pp. 353–374.
[5]关于SyrHT 1与SyrHT 388的完整录文、注解和分析参见拙文Lijuan Lin, “Hippocrates and Galen in Turfan: Remarks on SyrHT 1 and SyrHT 388”, Aramaic Studies 18.2 (2020), pp.213-239。
[6]本文中出现的药材中译名参考了宋岘《回回药方考释》中提到的译法。Ladanum，希腊语原文为λάδανον/λήδανον，对应波斯语لادن（Lādan），元《回回药方》音译为“剌丹”，《法汉词典》译为劳丹脂，是更为通行的译法，参见宋岘《回回药方考释》，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309页。
[7]ܡܐܪܝܬܐ指未发酵前的葡萄汁，参佩恩·史密斯（Jessie Payne Smith）所编《叙利亚语简明词典》（Jessie Payne Smith,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3）该词条：“ must, the juice of the grape as it flows from the wine press.”
[8]《回回药方》中称之为“哥子马祖”，音译自其波斯语名称كزمازك（kazmāzuk），参见宋岘《回回药方考释》，111页。
[9]参见宋岘《回回药方考释》，239—240页。
[10]【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80页。
[11] Diego M. Santos, “A Note on the Syriac and Persian Sources of the Pharmacological Section of the Yǒuyáng zázǔ”, Collectanea Christiana Orientalia 7 (2010), pp. 217-229 (228); Hidemi Takahashi,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Daniel King (ed.), The Syriac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625-652 (634).
[12]盖伦《单方药力论》原文参见Karl Gottlob Kühn (ed.), Galeni opera omnia, vol. 12, Leipzig: Car. Cnoblochii, 1821-1833, pp. 1-377. 本文所引用盖伦著作（包括伪盖伦著作），均依据屈恩（Kühn）所刊布的版本，此处12.80-82K.，K. 指的是Kühn，12.80-82指的是屈恩本第12卷80至82页，以下同。
[13]有关这部古老的叙利亚语译本，参见拙文《巴格达翻译运动中的希腊哲学和医学——希腊–阿拉伯学的学术史考察》，《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144-162页（158页）。
[14] A.S. Adler, Suidae Lexicon, Leipzig: B.G. Teubner, 1928-1938: M 1438=Adler III 427.9-10, M1457=Adler III 428.17. 也可参见 G. Simeonov, Obst in Byzanz.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rnährung im östlichen Mittelmeerraum, Saarbrücken: AV Akademikerverlag GmbH & Co. KG, 2013, p. 70.
[15] Sabo Hanna and Aziz Bulut, Wörterbuch Deutsch-Aramäisch, Aramäisch-Deutsch, Heilbronn, 2000.
[16]此处及以下依吐鲁番叙利亚语医方体例将药方标题用红色标出，以与后文药方内容相区别。
[17]ἐναλλάξ in F. Corazza, “New Recipes by Heras in P. Berol. Möller 13”,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198 (2016), pp. 39–48 (41).
[18]μύρσινον in Corazza, “New Recipes”,p. 41.
[19]此处及以下希腊药方中译文，若无特殊标注，皆由笔者从希腊文译出。
[20]一部有关化妆术（cosmetics）的作品曾被归于克利奥帕特拉，一般被认为假托女王之名而作，参见比如Vivian Nutton, Ancient Medic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13, p. 181.
[21] Paul Potter (ed. and trans.), Hippocrates vol. 11: Diseases of Women 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参见Oribasius, Eclogae medicamentorum 5.1, Synopsis ad Eustathium filium 8.24.7; Aetius of Amida, Iatricorum 6.56.41-42,47-48; Alexander of Tralles, Therapeutica 1.451.8-10; Paul of Aegina, Epitomae medicae 3.1.5, 3.1.8.
[23] Absinthium，希腊语原文为ἀψίνθιον，在《回回药方》中称为“鲁迷阿福散汀”(368/1)，即“罗马苦艾”（افسنتين رومي, Afsantīn Rūmī）音译，或“阿福散汀”（64/15）。可参宋岘《回回药方考释》，336页。
[24]此处残篇数字“五”（ܥ）之后似仍有字迹，但漫漶不清难以释读，从平行文本来看，此处本应为“五”，其后字迹或为抄工抄错后涂改。
[25] E.A. Wallis Budge, Syrian Anatomy,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 or “the Book of Medicines”, 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26] Philippe Gignoux, Un livre de pharmacopée en syriaque, Louvain: Peeters, 2019, pp. 66-67.
[27]吉纽所刊布文本在断句和读解上存在两处讹误，已据抄本更正，详参Lin, “Hippocrates and Galen in Turfan”, 脚注28，29。
[28]此则药方的前半部分提到了制作橄榄油的方法。
[29]这种阿拉美计数体系也可见于吐鲁番出土的新波斯语医方残篇，参Sims-Williams, “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 p. 363.
[30] Siam Bhayro, “The Reception of Galen’s Artof Medicine in the Syriac Book of Medicines”, in: Barbara Zipser (ed.), Medical Book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Bologna: Pàtron Editore, pp. 123-144.
[31] Ann Ellis Hanson, “Talking Recipes in the Gynaecological Texts of the Hippocratic Corpus”, in: Maria Wyke (ed.), Parchments of Gender: Deciphering the Bodies of Antiqu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71-94(76).
[32]参比如Grigory Kessel, “Syriac Medicine”, in: Daniel King (ed.), The Syriac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438-459.
[33] Kessel, “Syriac Medicine”, p. 440; Manfred Ullmann, Die Medizin im Islam.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Abteilung i: Nahe und der Mittlere Osten, 6.1, Leiden: Brill, 1970, p. 100.
[34] J. Schleifer, “Zum Syrischen Medizinbuch”, 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 und verwandte Gebiete 4 (1926), pp. 70-122 (70-71); J. Schleifer, “Zum Syrischen Medizinbuch. II”, RSO 18 (1940), pp. 341-372 (341-344); Rainer Degen, “Galen im Syrischen: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syrische überlieferung der Werke Galens”, in Vivian Nutton (ed.), Gale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Submitted at the 1979 Cambridge Conference, London: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81, pp. 131-166 (147-148); Grigory Kessel, “Inventory of Galen’s Extant Works in Syriac”, in J. C. Lamoreaux(ed.), Ḥunayn ibn Isḥāq on His Galen Translations,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68-192. 关于叙利亚语存世医方书的整体情况，参考Kessel, “Syriac Medicine”, pp. 449-451.
封面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照片版权属于Erica C.D. Hunter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