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港宣慰司，为明朝行政建置，治所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首任旧港宣慰使为施进卿。 

1405年，海外华商施进卿协助郑和舰队航行，期间也参与平定陈祖义的海盗军团，之后施进卿派遣女婿前往大明朝见成祖。为了嘉奖施进卿的“忠义之举”，成祖赐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 [2] 

旧港宣慰司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朝廷对汉人穆斯林直接赐封爵位，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在海外的“飞地”管辖。 [2]  明朝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满刺加建立城栅、仓库，以之作为经营西洋的中转站，是郑和下西洋的又一重大活动。

历史背景

众举道明

旧港，一作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巴邻旁（Palembang），在当时是商人汇集的区域。三佛齐，当地汉人称之为“旧港”。前代至洪武间为一国。今为旧港宣慰司地，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腊、爪哇之间。 [3] 

明朝初年，苏门答腊岛这块地方有一个叫做三佛齐的国家，大约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爪哇国出兵灭掉了三佛齐古国，引起了当地的混乱。因为苏门答腊这地方土地肥沃，所以不少下南洋的华人就在那里安了家，从事水稻等生产。“有南海人梁道明者，弃乡里往居之，闽广之从为商者数千，推道明为酋长，而施进卿副之。”梁道明领兵守卫三佛齐北方疆土，对抗满者伯夷。十年间有几万军民从广东、福建渡海投奔梁道明王，雄视一方。当时指挥孙铉出使海外，正好偶遇其子，挟与俱来。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梁道明国王的同乡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带敕书前往招安；梁道明国王和臣子郑伯可一同入朝贡方物，受赐而还。四年，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陈士良，梁道明遣侄子梁观政并来朝。 [4]  [30]  [33-34] 

智除海盗

陈祖义也是广东人，因为犯事举家逃到旧港，投渤淋邦国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自封酋长，据《瀛涯胜览旧港记》记载，陈祖义虽朝贡，而为人“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

永乐三年六月（1405年7月），郑和舟师首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年）返航回国。返途中，郑和派人招抚陈祖义。陈祖义认定郑和的船队“有宝物”在船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众，但操船者初涉远洋，大多为河塘之师；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马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5] 

陈祖义没有料到，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因为郑和船队经过占城以后，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陈祖义的投诉。更幸运的是，陈祖义的阴谋被旧港的华人领袖施进卿知道了，他把消息告诉了郑和。郑和立即作了反偷袭的准备与部署。 [5] 

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指挥战船从待机点迅速包围敌船，用火攻烧毁海盗船，经激战，杀海盗5000余人，烧毁敌船10艘，缴获7艘，此后郑和的海军又设法将陈祖义等三人生擒，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施进卿因揭露陈祖义阴谋有功，受到明朝政府嘉奖，被封旧港宣慰史。此次战后，“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称赞。 [5] 

秋毫无犯

郑和船队从占城出发，驶往目的地旧港。航行中，郑和船队“遇夜泊，船听中军船招宗喇叭响，各船依序随宗安插，不许私求稳便远泊，因而疏虞” [6]  。所经地区， “番人皆张目结舌，悉皆称赞天兵之力、之神，蛟龙走兔虎奔” [7]  ，国外民众看到中国气势磅礴的大型战船群和船上精良的武器装备，都不禁慨叹： 其“威武之振，前代罕见” [8]  。跟随郑和多次下西洋的这支水上亲兵部队，也是跟随他在明初多次战争和 “靖难之役” 硝烟中锻造出来的精锐之师。

船队到达旧港，进行了物资补养、船质检查和修补的工作。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 记载 ： “中国明朝皇帝的舰队在三宝垄停泊了一个月，以休整船舶。 ”

建立机构

1424年，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去世后，旧港宣慰使继承权发生争执。其子施济孙请求承袭父职，朱棣派郑和去旧港宣旨任命施济孙为新一任旧港宣慰使。 [9-11] 

施二姐根据施进卿“本人死，位不传子” 的遗嘱，实际控制着旧港宣慰使的行政权限。施济孙为了抢夺权利，派丘彦成到朝廷请封。郑和船队到达旧港后，了解了事情真相，没有封施济孙为旧港宣慰使，而是改封施二姐为旧港宣慰使， “是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 。

终被吞并

明朝宣慰使施二姐在旧港的统治一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其辖制地区被满者伯夷接管。正统八年，明英宗命郭琰督造下西洋海船，欲遣下西洋和番都指挥马云再下西洋，下番海船造好后因沿海民变而搁置。明英宗复辟甫数月启动下西洋计划，张昭反对，下西洋逐罢。施二姐后移居爪哇的港口华人新村。她把那里建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和贸易港口，施二姐因此被满者伯夷封为蕃舶长，管理此地海上贸易。 [5]  [19]  [23]  [28]  [35] 

范围

洪武三十年(1397年)，爪哇攻破三佛齐，三佛齐国中大乱。因爪哇国不能对三佛齐国故地进行有效的控制，致使“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梁道明、陈祖义华人头目等割据三佛齐故地。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剿灭陈祖义等头目，以施进卿为旧港宣慰司，《明史》云“然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其地狭小，非故时三佛齐比也。”按《瀛涯胜览》记载，此时旧港宣慰司“东接爪哇国，西接满剌加国界，南距大山，北临大海。”其地人烟稠密，田土沃美。气候暖，春夏常雨。土沃宜稼。语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盛而贸金多也。 [30-31] 

民族编辑 播报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

施进卿本人原籍广东，此前长期住在占婆，信仰伊斯兰教。关于施进卿的身世，有一说他本身是回回人，另一说则认为他本是汉人，家族在占婆首府占城居住期间受占城穆斯林商人影响而皈依伊斯兰教。

西汉时期，汉武帝郡县四至，七次巡海，凭借海路拓宽海贸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汉朝发达的海上贸易更是催生了临淮海贼的出现。内地沿海地区经历孙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 ，至唐朝杜环、杨良瑶、达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区逐渐形成重海贸、流行学习诸蕃外语和追逐海外时尚的风俗传统，所谓“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蕃语。”即此种海贸风俗的体现。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记载，当时南印度有一座中国人建的土砖塔，“高数丈”。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咸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经到了南宋末期。这说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国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明人穆斯林职官马欢记载，当时在马来群岛的华人，以爪哇岛为例，大多已经接受伊斯兰教。沿海居民为更好生存，被迫远走他乡等因素，有可能这批华人是宋末至明初移居南洋的闽粤移民。在这些海外华人中，施进卿相对是个例外，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国生活，而是出身占城的华裔。 

因此，在施进卿受封的1405年，到施进卿次女施二姐1440年被满者伯夷打败后移居爪哇，这35年间旧港宣慰司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虽然实际上这个“宣慰司”是以公议为执行决策的“共和”政体，且以明朝为宗主国，但由于其时间短，三任宣慰司都是施进卿家族之人，因此有人把这个“宣慰司”视为施进卿家族的“小王国”。 [2] 

在施进卿家族执政期间，华人穆斯林得以有短暂的发展期，从而衍生出四个比较活跃的家族：彭、颜、施、陈。他们利用兼容的文化身份——华人与穆斯林，长期协助明朝与马来群岛诸苏丹国之间的联系，从而让苏门答腊成为一个重要的海贸枢纽，使得穆斯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得以进一步的壮大、发展。虽然满者伯夷之后的入侵使得旧港宣慰司成为历史，施进卿家族也随着移居到爪哇岛而逐步消弭，但华人穆斯林的移居，逐步形成另外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进而推动满者伯夷的转型。其中“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圣教，语番语，食番食，衣番衣，读番书，不屑为爪亚，而自号日息尘（教徒），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亚无异。日久类繁，而和兰授与甲必丹，使分管其属焉"。过去中国人都是盘髻的，自清朝以后，清政府强迫他们改变发式，所以清朝以后来到印尼的华人都留辩子。但也有一些华人来到印尼之后就剪辫子的。因为在海外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们留辫子，而他们剪辫子是为了表示不臣服于清朝。但大部分人以辫子是祖宗留下的传统为理由，并不剪辫子。根据巴达维亚荷兰殖民者的观察，侨居印尼群岛的华侨为了躲避荷兰东印度公司向非穆斯林居民征收的人头税往往以改奉伊斯羊教为避税的手段，这一趋势在1740年"红溪惨案"后尤为明显。而华人宗族社区要得到华人穆斯林社区庇护的条件就是剪辫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亦因此不时地提及这些"MohammedaanscheChinees " (华人穆斯林）或"GeschorenChinees"(剪去辫子之华人)。南洋华人们在此留下众多铭刻。 [2]  [17-18]  [20-22]  [29]  [36] 

文化

和汉唐时期西域佛教一样，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证据。 在伊斯兰教的输入方面，郑和船队的分船队曾经到达天方国，带回了该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加强了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区的联系。郑和船队也在海外传播佛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还有推测称，以天妃信仰为代表的道教也随郑和船队在海外传播。 [26]  [32] 

语言

明初是中世纪亚非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代。明太祖出使西洋琐里、琐里、埃及、阿拉伯满觊（麦加）等国；明成祖派遣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不断派使团沿陆路向中亚、西亚出使，并接待外番的来访。外交活动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又是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民族间的人们的交流。不管是官方的外交活动还是民间交往都离不开语言的交流。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乃明成祖御制之碑。锡兰山碑是罕见之物不仅仅因为它来自遥远的中国，还因为此碑铭文中除了汉文以外，还使用波斯文与泰米尔文。它显示波斯语是郑和船队在海外时所使用的主要的外交语言。 [24] 

政治

于苏门答剌和满刺加都是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一个控制北方，一个控制南方。葡萄牙人曾说，马六甲海峡是威尼斯的咽喉。印尼历史学家说马六甲海峡是印尼的咽喉。因此， 这条海峡自古以来就是东西贸易航线上的命脉。这是郑和的地缘慧眼，与后世各家见解其次，郑和也充分利用了人缘关系。首先，他在苏门答剌协助王子把篡位的依斯干达赶走，恢复王子的王位。在满剌加，他更 是无微不至地协助开国君主拜里米苏剌把满刺加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东西贸易中心；消除了满者伯夷及暹罗对满刺加的武装侵略和威胁。这种恩人的关系，奠定了郑和与以上二国的极友好合作的良好关系。故两个知名的官厂也在上述地方设立。 [27] 

官厂乃郑和船队设置的海外基地。从向达整理的 《郑和航海图》 看， 郑和船队在满剌加、 苏门答剌， 设有官厂。《西洋番国志 · 苏门答剌国》 述及： “其国乃西洋总路头” 、 “永乐十三年太监正使等到， 为发兵擒获苏干剌送京， 王子位始固， 以此感恩意义， 常贡方物” 、 “此处是总路头， 所以番舡多经， 物货皆有。” 正因为如此， 下西洋船队在二国建有官厂。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 郑和发愿时， 身心不适，完成调停使命后，留驻在船队设置于南洋满剌加或苏门答剌的官厂，主持工作， 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12] 

军事

明朝时苏门答剌（今印尼巨港）、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是作为与旧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官厂，在两地设置官厂。官厂乃郑和船队设置的海外基地。从流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看，郑和船队在满剌加、苏门答剌，设有官厂。《西洋番国志·苏门答剌国》述及：“其国乃西洋总路头”、“永乐十三年太监正使等到，为发兵擒获苏干剌送京，王子位始固，以此感恩意义，常贡方物”、“此处是总路头，所以番舡多经，物货皆有。”正因为如此，下西洋船队在二国建有官厂。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郑和发愿时，身心不适，完成调停使命后，留驻在船队设置于南洋满剌加或苏门答剌的官厂，主持工作，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5] 

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满刺加国》中记载：

中国下西洋船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宝船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于暹罗等国回还船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斯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储，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宗回还。

郑和在这里建立摆栅城垣，立四门更鼓楼，晚上巡逻警戒。城垣里又设立重栅小城，建造仓库。下西洋所需的钱粮货物，都在这些仓库里存贮，以备随时之用。郑和去各地的船只，回航时都在这里聚齐，打整番货，停泊候风，一旦南风正顺，即刻起锚扬帆，开航回中原地区。

外交

满剌加，位于今译作马来半岛的西南端，濒临马六甲海峡。现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所在地。中国史书称之为麻喇加、麻六甲、马拉加等，明代则称为满刺加。

满刺加本是隶属于暹罗的一个小国，每年要向暹罗缴纳金四十两，否则便遭侵袭。永乐元年（1403年）冬，明成祖派遣中官尹庆出使其国，赠送其酋长拜里迷苏刺礼物，并“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拜里迷苏剌遣使随尹庆入朝．并贡方物。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使者至京师，史载：“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山为一国之镇。明王朝遂诏封其酋长为满刺加国王，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浩浩荡荡的船队特地到达满刺加，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再次对满刺加进行正式册封，宣读中国皇帝诏敕，赐其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郑和一行启程回国，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随郑和一行前来中国访问，明成祖给予隆重的接待和特殊的礼遇，并赐予满剌加使团丰厚的礼物。

郑和船队每次出使西洋，人数多在二万七八千人左右，历时一年半以上，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仅日常的生活消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字。同时，由于郑和船队出发和返航都是凭借海洋季风，在下西洋的途中很需要一个候风停泊地，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等候季风，以便继续前行或者启程归国。再加上郑和使团出使的地区很多，除了主力船队在主航线上到达一些主要地区外，沿途还要分派出一些分支船队到达其他一些地区。为了回中原地区时间的统一，也需要建立一个返程集中地。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在下西洋的中途建立一个中转站或者停靠站便成为郑和的一项重要工作。

满刺加中转站的建立，既是郑和下西洋的必要，也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没有中转站，势必要影响到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次数和到达地区的数目，也会因此而缩小郑和下西洋对海外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在满刺加建立中转站是明成祖朱棣发展大明海军的决心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重要体现。满刺加国的故地马六甲仍然留有三保山、三保城、三保井、三保庙等古迹，体现了当地人和中国人对郑和下西洋的怀念。 [14] 

地位

大明水师之规模，在中古史上近乎奇迹，凡大小舰只百余艘，文官将士近3万人。其行程遍及印度洋沿岸各国，远至红海与马达加斯加。明朝始终以“四海一家”作为与海外各国和平交往的行动宗旨。明太祖建国之初，既为东洋、西洋文化交流遣使埃及，并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翻译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科学著作。明成祖更进一步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基于明初“四海一家”理念所体现的友爱胸怀及恢宏气度，这种宗旨也通行于东亚及东南亚世界。晚明士大夫更进一步提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不以中西之人地而有别”的交往理念。一系列举措确立了大明在南洋的地位，令海外贸易大兴，并开启了华人大规模移民南洋的时代，与汉武帝之凿空两域意义足可相匹，海外藩王相继来朝，皆仰慕中华的强盛，竟遗令不肯归国，请留葬于中华之地，其气象之伟大，永远今后人追想。 [15-16]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