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立足红山文化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 ...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第一时间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想结合我所从事的红山文化研究谈一些学习体会。

  1.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红山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密切相关,其发现、命名和研究,影响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整体格局。

  早期以“证经补史”为主要目的的中国考古学从兴起时就将目标集中在历史记载最为丰富的中原地区,而作为历史记载中的边陲、蛮荒之地的北方地区则较少得到关注。在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除了1930年梁思永先生在昂昂溪发掘之后,返京途中在热河林西(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开展过短期的调查工作之外,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由瑞典人完成。虽然如此,调查的发现还是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李济先生提出探寻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起源要将探索的视域投向更广阔的空间,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得以被纳入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范畴。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博物馆俯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礼仪活动遗址,其发展程度及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1979年东山嘴遗址发现了方形建筑基址、圆形祭坛和大型陶塑人像残件。不久之后,在牛河梁遗址又发现了集中出土人像、动物像的“女神庙”,人体塑像的出现是宗教祭祀对象出现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所反映的史前社会宗教的发展和繁荣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除此之外,牛河梁遗址依托山岗建筑的集埋葬和祭祀功能于一体的“积石冢”与后世帝陵相仿;三重同心圆结构的祭坛与天坛相似,一个超越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古国”呈现出来。边陲之地惊现“五千多年文明的曙光”,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关键。

  2.红山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直根系”

  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引发了对文明和文明起源的进一步思考,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便是以此为契机展开的。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来形容以玫瑰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和以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的历史性碰撞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影响。“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边缘区的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仰韶文化一起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得到了初步的肯定,距今五千年前后多地繁荣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从“一烛独照”到“满天星斗”,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和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国家博物馆文物 红山文化 玉龙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国的材料,提出了突破传统的文明三要素桎梏的新的文明社会标准,依据此标准,多个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统一王朝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交流与互动不仅限于物质文化、也涉及精神文化领域。这表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关注除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之外,也将精神文明相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纳入文明的考量范围。

  因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的发现,红山文化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所体现的高度的等级分化、高等级的礼仪建筑等都显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坛庙冢等皆属祭祀礼仪性遗存,在牛河梁遗址区域内并未发现与坛庙冢同时的居住遗存。遗存性质相对单一、缺乏与牛河梁遗址规模相当的大型居邑,一度成为“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观点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在短期内仍然无法确知发达的礼仪建筑背后人群的生计方式、人群的居住方式、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再分配等社会特征,但同时,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在不断更新我们对红山社会的认识:

  墓葬设施的等级规范、玉器使用的规范和标准化特征显示牛河梁遗址是统一的多群体社会,存在统一的社会秩序、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体系;

  山台的砌筑规范和对称布局显示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的有机整体,牛河梁遗址功能互补的多个地点可能也是如此;

  多个地点发现的通过垫土、铺石所砌筑的,规模宏大的社会公共礼仪空间显示社会的高度组织和广泛动员的能力;

  牛河梁遗址与胡头沟遗址的相似性和等级差别则提示着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纵向社会体系的存在,使用玉器的规格差异类似“以等邦国”之“六瑞”;祭祀礼仪行为遗存与《周礼》所记的祭祀活动相似,显示红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出现了“礼制”的雏形;

  ……

  这些认识提示着我们可能并未高估红山社会。红山文化虽然偏居东北,却很早就加入到区域文明的互动中,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重“礼”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马鞍桥山遗址发现了与牛河梁遗址相似的祭祀礼仪活动遗存,不仅为牛河梁遗址的祭祀礼仪传统找到了来源,将其形成的时间推进到距今六千年前后,也为认识红山社会祭祀礼仪行为及礼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3.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阈做好红山文化研究

  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就红山文化的研究而言,红山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社会在制度和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红山社会的世俗居住模式是怎样的?如何动员足以完成牛河梁遗址大型社会公共建筑的人力和物力?是否存在一个与牛河梁遗址相对应的大型都邑,如果存在,位置在哪里?是什么维持了社会的团结和统一?是何种原因影响了红山文化“重礼仪、轻世俗”的传统的形成?

  希望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框架下,通过一系列科学设计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积累更多的资料,可以逐步回答这些问题,进一步探索区域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动力机制,及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作用。【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课题考古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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