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政权的建立及统一的措施,在青铜器上也有着充分的反映。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进行了勘察,例如1974年发掘了咸阳第一号宫殿遗址,在宫殿附近发现了制陶、铸铁和冶铜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宫殿中心区的一处断崖上,南北长150米,东西宽60米的冶铜遗址内,有陶范,有总重量在千斤以上的、而大部分被烧熔的铜器,可辨认出的器物主要有建筑构件、度量衡器、货币、车马器、诏版,以及日用器皿等。

随着秦代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青铜礼乐器这时远比战国时期更衰落,与此同时则是日用生活器皿继续得到发展。七十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大坟头两地发现秦汉墓葬23座,其中第十一号墓由竹简文可知,墓主是秦狱吏喜,死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在随葬的70余件质地不同的器物中,包括铜器10件,器种有:鼎、钫、匜、鍪、勺、镜、剑和削刀。铜鼎、铜钫等器物表层均镀一层银白色的,可能是锡、银之类的物质,故使器物保存完好。从中可知道,秦代对铜器铸造业的重视和铸铜术发展水平的一斑。器形主要特点是:鼎作圆扁腹、三短蹄足、有高于盖面的二腹耳,盖上铸三环纽。钫的盖作盝顶状,腹上二铺首。匜作深腹、平底。鍪作扁圆腹,圜底,腹上有对称的大、小环耳各一个。这些铜器大多为素面,或在鼎的器腹上仅饰一道弦纹。战国时代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的金属细工等的精美型器物,这时很难见到了。云梦睡虎地铜器造型与花纹简朴的特点,在其它地区出土的秦代青铜器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1950年河南洛阳西工发现了一座秦代墓,墓内出土4件青铜容器,鼎一、一、壶二,鼎与的腹部仅腹中心有一道凸弦纹。盖饰变化的简化蟠螭纹,壶腹有用细线条钩出简单轮廓的阴线鸟纹。鼎的造型为双腹耳,马蹄短足。壶腹作长圆形,肩腹无明显分界,颈较长,有较高的圈足。

因秦代只有15年,遗留下的青铜遗物如果没有特殊的标记,就很难和战国晚期、汉代初期区分开来,故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和洛阳西工秦墓出土的青铜容器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作为秦代青铜器的断代标尺。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秦国的青铜乐器著名的有秦公钟和秦公鎛,由此可见这时青铜乐器的一斑。1976年在始皇陵封土西北约110米处的建筑遗址内,出土一件错金银钟,钟体满饰流畅的错金银蟠螭纹和云雷纹,钟纽刻小篆“乐府”二字。古籍和注家过去均认为“乐府”机构的设立始于汉武帝,《汉书礼乐志》记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唐颜师古注“乐府”在此时“始置之也。”由于始皇陵“乐府”钟的出土,纠正了文献不确切的说法。乐府钟制作精致,钟内壁上的花纹极纤细,反映了这时在掌握制模工艺和浇注铜水的温度上都有着很高的水平。

陕西临潼始皇陵的勘察与发掘是近年考古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之一,所得各类文物多达万件。尤其是三个兵马俑坑的发掘,出土了陶武士俑、陶马俑、本质战车、青铜制与铁制武器,等等。兵马俑排列成严整的军阵,再现了秦王朝统一六国的军事力量。而大量泥塑也是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俑坑中出土的武器中大部为青铜制,仅箭镞有铁质的或为铁铤铜镞。青铜制实用武器主要有刀、剑、戈、矛、镞、铍、弩机。“铍”的被认识是近年青铜武器考古收获中的重要一项。铍,形似短剑,以往称这种武器为短剑是错误的,实用时它应是在器身后部缚有长木柄的一种长兵器。铍有茎而无首,窄薄身而有六个面,没有中脊,格呈菱形,柄呈长方形。俑坑中出土的铜铍全长31.2厘米,最宽处3.16厘来,厚仅0.91厘米。铜铍实物的发现,与文献和云梦秦简的有关记载得到了相互印证。文献中谈到铍这种武器,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夹之以铍”,《秦律杂抄》:“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论比剑。”秦铍的发现与认识,对于检验传世或出土的“铜剑”,是剑还是铍,提供了可资对照比较的实物资料,并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兵器的种类。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有的铍上刻有“寺工”铭,该名是秦汉时中央所设管理百工的官所或官名。

秦铜铍虽已埋于地下2100多年,但出土时仍明亮如新,锋锷锐利。秦俑坑内出土的铜镞,经有关部门化验其成份,证明镞首与铤部所含铜、锡、铅的成份比例不同,首部含锡、铅量高于铤部,加强了硬度,可增强镞的穿透力。由此不难看出,秦代青铜冶铸的水平。

1980年冬始皇陵一号与二号铜车马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又一重要成就。铜车马和车上的驭官俑的大小大致是真车马、真人的二分之一,车、马与人皆青铜铸造,每辆车马都是两服、两骖。车、马、俑人均着彩绘。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軎、辖等均金银所制作。我国过去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商周等时代的车马坑的车,大多为木质的,因而不易保存至今。秦陵一号与二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破碎,在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下,一号、二号铜车马现已复原,复原后的铜车马“驷马雄立,驭手安坐”,车窗门可以启闭,车轮转动可行。铜车马的出土为研究秦代的舆服制度和铸造工艺都有着重要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年轻的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并统一货币。我们主要从青铜器角度,简略谈一下秦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的一些情况。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直接刻或铸在官定的量器或衡器上,有的先刻在一块铜版上,这种具有诏书的铜版称为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量或衡器上。传世或出土的秦代量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商鞅方升的底部,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的诏文,量的形状呈长方体,有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秦权上也刻有二十六年昭文,诏文内容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字为小篆字体。从商鞅方升上加刻的始皇二十六年诏可知,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量器。据对方升实测推算,秦1尺=23.1厘米。方升的容量为201毫升。在西安西郊阿房宫北面的高窑村曾出土一件呈半圆形,顶上有半环纽的高奴铜权,在权的器表上铸有阳文六行16字“三年,漆工,亟诎造,工隶臣平,禾石,高奴。”高奴铜权上不但加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文,而且也加刻秦二世元年诏文:“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上也铸有始皇二十六年诏,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沿袭秦孝公时商鞅所制的度量量标准。秦代的铜权另有一种外形呈瓜棱状,权顶上铸一圆形纽的。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进行封建割据,齐、楚、燕、韩、赵、魏、奏几个大国都各自铸货币,货币的形式、使用货币的单位等都不尽相同。由于各国铸币,因而在铜质币上,尤其是铲式币上常常铸出地名,据有的学者统计,铲币上的地名多达一百多个,从中可看出铸钱的地域性。

战国时代的秦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从现在流传下来的秦国货币,主要形式是圆形铜货币,币制单位为两、锱、铢,l两=4锱=24铢。在圆形铜质币中,有一种直径约3厘米,边缘无廓,中心部分为方孔,牙孔两侧有小篆“半两”二字,《史记·平准书》说此种币“重如其文”,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始皇统一后就是将这种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推广开来,作为全国的币制统一形式。这种定型化的圆形钱形式,因使用方便,使货币形式从此固定了下来,在我国曾流行了两千多年。秦朝货币的统一,可视为我国古代的最早的一次货币立法,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交流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

秦始皇为了政令的推行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书同文”的统一措施,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朝统一文字以秦文字为基础,统一于小篆,作为汉字规范化的标准文字。以后由于政事频繁的需要,又出现了隶书。小篆又称秦篆,宗周时代的虢季子白盘铭文已有了小篆的意味,而战国中叶的石鼓文,虽属大篆字体,但已非常接近真正的小篆字体了。流传下来的秦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字体,应是小篆的标准字体,整体结构有致,整齐划一。在铜器上,例如1950年洛阳西工出土的“轨”铭铜器,字的书法秀丽,笔划匀称、端正有力。秦代隶书的字体,从秦权、量器等上的文字看,书体较草率,字体拐角处多为方折,字的结体长方与大小也不尽相同。

秦朝对度量衡、货币与文字的统一,无疑对促进当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而且对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也起到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