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就,为研究原始社会史,特别是为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考古资料。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使命,除了发现和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外,还应该进一步利用新石器时代文化资料去研究有关的社会历史问题。例如,探索农业和制陶、纺织、冶金等手工业的起源;探索文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的起源;探索村落的发展和城市的起源;探索氏族组织和氏族制度的兴亡;以及探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总而言之,就是要探索人类由蒙昧到文明的社会发展过程,或者说根本问题是要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由于上古史文献匮乏,商代以前的社会状貌被历史传说蒙上一厚层神秘莫测的灰尘,中国文明之源更深藏于历史的迷宫之中。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为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河南僵师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也使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全国各地发现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资料,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利用考古资料去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有关问题,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开展。如佟柱臣的《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吴汝祚的《从钱山漾等原始文化遗址看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钟麓的《从江苏原始社会后期考古资料看私有制的产生》、鲁波的《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私有制的起源》和于中航的《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等。这些于1975—1976年在《考古》和《文物》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根据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资料,从不同的侧面去探讨我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尽管资料有限,有的论证可能尚不充分,然而研究的方向是对的。学者们的观点新颖,给人予启迪。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又有一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文章发表。佟柱臣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通过对中国“七个新石器文化系统”的器物形制变化规律的分析,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若干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其中夏人建立的夏王朝,在我国三代历史上,是最早出现的国家,也是最先进入文明的社会’”。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文,对中国的“五个文化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明确指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化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上述两篇论文都强调了中国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多系统多中心的事实,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一元论而是多元论的。笔者曾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一文中,把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黄河、长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区域和九个原始文化区,提出:“中国文明虽是土生大长的,但说它起源于一时一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各地文化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上面提及的四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区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种看法可称为‘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论。’”同时还指出“中国文明起源,从上述资料看,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当然各地原始文化发展不平衡,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也不是一刀切那么整齐划一。”苏秉琦先生近几年来一直注重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迄今虽未发表专论,但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及有关问题。例如,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曾谈及“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遣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他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中,再次谈及中国文明问题时说:“中国之大,并不只有中原和北方两个古文明中心。中国文明起源很难说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没有,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在此期间,亦有一些考古学家维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发祥地的传统观点。安志敏的《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认为“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点着眼,一般把夏、商、周的所谓‘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具体代表。不过从考古学发现的实证看,中国文明至迟开始于商代”。同时,邹衡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通过对文字、金属器和城市等文明“三要素”的考察,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文明时代。”夏鼐先生谈到二里头文化时,认为“至少它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并强调说:”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

从上面的概述得知,八十年代关于中国文明研究的文章,所谈的已不再是一两个遗址或一两个局部问题,而是对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有的文章提出了中国文明可能始于五千年前和有多处文明发祥地的新观点,并对现有考古资料进行有关问题的研究,同时开展了对“文明”涵义及其所必备的条件进行讨论,使这一课题研究深化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认为,当前,我们还需要很好地对待两个问题:

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统一对“文明”涵义和进入“文明”必备条件的认识。西方学者摩尔根、柴尔德、克拉克洪等认为文明的标志主要是文字、城市或宗教性的礼仪中心。夏鼐先生认为中国商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这些要素亦为历史证明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邹衡先生曾指出:“关于文字的发明和使闲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一说法,的确存在例外。秘鲁的文明仅有结绳纪事而无文字。印加人没有书面文字,却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和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古代匈奴已建立国家而没有文字。”笔者在《“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曾指出所谓文明“三要素”或“四要素”都具有局限性,在研究中把它看作文明唯一尺度是欠妥的,“至少是片面的,必须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作为本质特征,也作为文明的标志。”也就是说,探索文明起源实质上是探索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及其导致氏族社会的彻底瓦解。因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政权,它是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的。

其次,“文明”孕育于“野蛮”,研究文明必须到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去寻找。上面谈到苏秉琦、佟柱臣、严文明诸位先生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而系统地深入研究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方向和途径完全正确,今后仍必须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但是,目前不是研究本身够不够的问题,而主要是考古资料尚不充实的问题。这就首先要求进一步做好新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是一项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文化堆积的层次,灰坑和墓葬的边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十分清楚。新石器时代的任何迹象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遗迹现象和遗物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当时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战争和宗教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意识、只有通过一些遗迹现象究知。必须改变那种重视遗物忽视遗迹的不良倾向。应该十分注意有关婚姻家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有关文字、金属冶铸、城建、祭祀等方面的遗迹现象。倘若这方面的资料丰富了,并参照有关原始社会的历史文献,那么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特别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将是很大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