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著名的中国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就把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在注重文献史料的同时,开始对古代烧瓷遗址进行调查,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瓷器的科学断代与窑口的划分,是研究陶瓷发展史的基础。一方面,要对古代烧瓷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这是为了能够弄清各窑烧瓷的历史以及烧造器物的特征,以便正确划分其窑口。另方面,要注意墓葬内出土的瓷器,特别是有确凿纪年墓所出土的,这是用以排比研究、作为鉴定窑址和瓷器时代的科学依据。如考古工作者在调查河北曲阳定窑窑址时,发现大量的支圈窑具和口沿无釉(文献上称它为“芒口”)的碗、盘器皿残片,经研究证明,口沿无釉是由于采用了支圈窑具,将胚体口沿扣入支圈内覆烧所形成的。定窑瓷器胎釉经化验,内含有铁和钛,在氧化焰中烧成后,釉色白中泛黄。这是不同于其它瓷窑产品的基本特征。而支圈覆烧法又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依靠出土的定窑瓷器来加以印证。如在河南安阳北宋后期墓出土的定窑碗以及河北曲阳北镇窖藏出土的大批定窑瓷器,均具口沿无釉、釉色白中泛黄的特征。这与定窑遗址出土的用支圈覆烧法烧制的器物完全相同。说明北宋后期定窑已采用覆烧法,釉色也是白中泛黄的了。这种把古代烧瓷遗址的调查与墓葬出土同类器物相互印证的方法,是科学断代与正确鉴定其产地的一个基本方法。

文献史料对研究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些文献记载的内容还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加以证实和补充。如关于文献记载的“秘色瓷’”,根据宋人赵德磷的“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之秘色”。而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以及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的记载,“秘色瓷”并非始于五代,在唐代就有“秘色”之名。由于法门寺塔基出土了一批精致的越窑青瓷,“物帐单”上又把这些青瓷称之为“秘色瓷”,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当时所谓的“秘色瓷”’就是越州窑青瓷,而且在唐代确把它称之为“秘色瓷”了。从而使长期存在于学术界的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唐人陆羽《茶经》中记载的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与洪州窑等唐代六大青瓷窑,除鼎州窑外,均已发现并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些瓷窑烧瓷的历史以及烧制器物的特征,均与《茶经》记载相符,说明《茶经》的记载是可信的。在全国各种地方志书中所记载的瓷窑,有些已经发现,有些还有待今后考古工作来加以证实。实践证明,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既可印证历史文献的内容是否属实,又可弥补有些文献的疏漏之处。

窑址调查所获得的瓷片标本与窑具,是研究古代烧瓷技术的重要依据。瓷器的烧制技术是我国科技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悠久,烧制技术世代相传。我们从遗址中获得大量的瓷器残片与当时烧瓷所用的窑具,通过科学化验与测试,能够了解古代烧瓷的技术与成就,而窑具又是研究古代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如发掘出土了商周时代青釉器物,使我们得知早在26()0年前我国就已掌握1200℃的高温。这些器物的某些物理性能及胎的矿物组成已接近原始青瓷。再如从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采集的青瓷片经测试证明,它的烧成温度已达1300C,瓷胎已烧结不吸水。它的显气孔率较元、明时期的厚胎制品还要小。由于烧成温度高,透光性也较好,这表明我国瓷器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北方青瓷的发展要晚于南方,然而白瓷却首先在北方出现与发展起来。唐代邢窑白瓷窑址的发现,证实了《茶经》的“邢瓷类银”,“邢瓷类雪”说法。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窑址星罗棋布,分布在全国南北各地,经调查除烧制青瓷、白瓷、黑瓷外,还出现了不同装饰和彩瓷。北方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的装饰是以印刻花为其代表,磁州窑又以白地黑花釉下彩见长,而钧窑又是以釉而独树帜。南方龙泉窑青瓷继越窑而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又相继发展起来。元代以后,由于景德镇创造了青花瓷器,我国瓷器的生产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景德镇。

科学工作者对我国各地瓷窑考古发掘出来的历代陶瓷标本,进行科学化验和物理性能的测试证明,由青瓷发展到白瓷,是经过陶瓷胚胎中的氧化铁含量的逐渐减少,氧化铝含量的逐渐增加,使胚胎中的莫来石针状晶体生成较多,因而胚体在高温中不变形,提高了胚体的机械强度,并由在氧化焰中烧成,逐渐发展到在还原焰中烧成。这些在陶瓷原料与烧成上的发展变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烧造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

国外发现的我国瓷器也要用窑址出土物来证实。唐代是我国瓷器大量外销的开创时期,外运的瓷器最初是作为礼品赠送的,后来才逐渐通过贸易的形式从礼品转变为商品了。

我国瓷器的外销,在海上交通未打通以前,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即由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西亚直至波斯等地。由于陆路运输交通困难,所以当时出口的数量很少。海上航运开通,为瓷器的大量外销创造了条件。晚唐以后(大约公元9世纪),我国瓷器多数从广州出口,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再至阿拉伯(大食)。上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不少的我国古代瓷器。

这些瓷器是在什么地方烧制的,又是在什么时间以及通过什么路线销往海外的等等问题,只有通过对古瓷窑址调查与发掘来加以解决。我国瓷器发展到了唐代,形成了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两大瓷窑系统。在上述国家早期遗址中出土的青瓷与白瓷,就与越窑青瓷、邢窑或定窑白瓷祖同。可见当时的越窑青瓷与邢窑或定窑白瓷,不仅供应国内,而且已销往海外。然而在国外的遗址中除了青瓷与白瓷外,常常与一种加彩的瓷器同时出土。这种加彩的瓷器又是哪个窑的产品?加彩的瓷器在国内出土不多,更由于它的窑址未被发现而得不到证实,因此,有时把它误定为“唐三彩”。在国外虽然唐三彩有所发现,但不如这种加彩瓷器出土的多而有所怀疑。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在距长沙的铜官镇瓦渣坪地方,发现了烧这类带彩瓷器的窑址,接着故宫博物院的同志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才证实了国内唐墓出土的以及国外遗址中出土的加彩瓷器,就是湖南长沙窑的产品。长沙窑的发现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宋代以后,我国瓷器的外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烧制外销瓷的窑也从内地转移到沿海地区,外销瓷的种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龙泉窑青瓷的兴起逐渐替代了越窑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器。同时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也加入了外销瓷的行列。内地的定窑白瓷与长沙窑瓷器却步步退出外销的历史舞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兴起的许多专烧外销瓷出口的瓷窑。以后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外销瓷的主流,瓷都——景德镇也从此闻名于世。宋以后由于我国外销瓷生产的转移,浙江的龙泉窑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成为当时外销的大宗商品。因此,在继唐代越窑青瓷,邢窑或定窑白瓷与长沙窑瓷器“三组合”之后,就是宋代龙泉窑青瓷与江西青白瓷“二组合”,其中包括福建、广东瓷窑仿龙泉窑青瓷与江西看白瓷在内,这种区别在一些国家不同遗址出土的瓷器中已得到印证。这些出土的瓷器既是我们研究外销瓷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