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秦始皇如果多活三年,会不会亲眼见证帝国的覆灭?
摘要: 根据“正统”史观,秦朝的灭亡源于赵高为了自己的前途矫诏,赐死秦皇长子扶苏,扶持昏庸的二子胡亥继位。胡亥上位后倒行逆施。权臣赵高又指鹿为马,擅权乱主,引起天下骚动,最终牛逼闪闪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在不到3年就被推翻了。秦始皇和他做梦的二世三世直至无穷世的嬴赵家族就被楚人的怒剑屠戮殆尽,子孙连根毛都没剩下。但只要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坐镇 ...
根据“正统”史观,秦朝的灭亡源于赵高为了自己的前途矫诏,赐死秦皇长子扶苏,扶持昏庸的二子胡亥继位。胡亥上位后倒行逆施。权臣赵高又指鹿为马,擅权乱主,引起天下骚动,最终牛逼闪闪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在不到3年就被推翻了。秦始皇和他做梦的二世三世直至无穷世的嬴赵家族就被楚人的怒剑屠戮殆尽,子孙连根毛都没剩下。但只要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坐镇,各种宵小绝不敢起异心,即便起了异心,也会被祖龙的铁拳粉碎在萌芽之间。不过,秦始皇公元前210年驾崩,老秦弟国公元前207年崩盘。也就是说,这两件事的时间差仅仅只有3年。这就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如果秦始皇多活三年或以上,会不会亲眼看到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的覆灭,本人被祖安项羽下油锅直接煮了熬出一锅龙油?
这种可能性绝非并不存在,即便按照传统史观来看,秦朝之所以猝死,也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故此匹夫一呼,天下响应,帝国倾覆。而我大秦“仁义不施”并不是秦二世的“原创”,而是从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老传统。以秦昭襄王为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道: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水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
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是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可见,在暴秦和暴秦粉丝的眼里,所谓的百姓,不过是夺取“胜利”目标随时可以牺牲的“物品”,是一盘大棋的棋子(或者连棋子都算不上),整个国家就是按照军事目的组建起来的,种田打仗送死,除此之外,百姓没有任何用处。对待自己的国民尚且如此,谁也不能指望这种屎玩意会对六国遗民有什么“仁义之心”。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军国主义,然而,军国主义远不足以形容爆秦手段的“强悍”,应该称之为军国-奴隶主义才合适(军国主义用军事手段凝聚国民,起码是士兵还不是奴隶,但我大秦就不一样了)。而在吞并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国-奴隶体制发挥到了最大程度。完成吞并后,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自然也不能放松对民众的管理,而是继续用严厉的手段臣之畜之。故而,引起六国人民不满的最大原因残暴统治,一直写在爆秦的基因里,绝非二世首创。另一方面,六国的遗民始终心怀故国,在爆秦的暴政下,这种意愿自然会更强烈。毫无疑问,无论是秦一世还是秦二世的统治时期,反抗的动机一直都存在着。
好了,现在已经找到了动机。那么,六国遗民有没有将动机付诸行动呢?答案也是有的,正如史记所载
“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项梁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世世为楚将,封於项”,像他这样的楚国贵族,一直在暗地里积蓄力量,蛰伏待机,以推翻暴秦的统治。而从以下段落可以看出,楚国旧贵族的雄心壮志: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当然,司马迁是如何知道这段私密对话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真实反应了楚人的心态:他们始终以秦和秦的代表为目标,无论这个代表是秦一世还是秦二世,必欲灭之而后快。好了,现在我们既看到了动机,也看到了实际行动。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诸侯能否对抗秦一世熊霸天下的实力?这一点,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没戏。对此,我们仍就可以秦二世之所以失天下的条件进行对比,看看有哪些条件相同,哪些条件发生了变化。
首先看不同点。从项梁的那声“族矣”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地人民对秦始皇的惧怕。司马迁在史记中纪录的一些鬼神之兆,也都将秦覆灭的“天命”指向了秦一世咽气之后,即所谓“祖龙死而地分”。可见,秦一世的威慑力确实让很多人心怀忌惮,不敢立刻发难。而且,古人非常相信类似于“命运”“势”之类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无论秦始皇有多残暴不仁,但他是上天选中的“真龙天子”。凡人是无力与之争锋的。这点,秦二世是不具备的。但,古人并不会被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或“势”所束缚。所谓时也势也。“势”就像流水一样,时刻都在产生着变化。那么,秦一世的“势”有没有产生不利于他的变化呢?还是拿秦二世做对比。根据传统史观,秦二世败亡的一个致命因素是高高在上,不与下接。导致阉宦专权,四方军情紧急而浑然不知。我们先不说这种情况是否和历史完全一致,而只看这种“高高在上”的情况是否在两世秦黄身上都存在。
答案还是肯定的,同样是司马迁的记载: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能知道秦一世行踪的只有身边几个贴身太监,有敢泄露的全部杀死。很自然,朝中大臣也不知道自己的boss在哪,甚至没法确定这人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旨意是不是真的,但他们早就被严厉的皇权训得服服帖帖,压根不会也不敢质疑。这就直接导致了以下情况的发生:
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这段司马迁记载的前后矛盾,一开始说丞相李斯也知道,也是他做出了秘不发丧的决定,后面则说只有亲近的几个阉人知道。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影响一个事实:即秦一世的行踪和真实情况确实没多少人知道。赵高等早就垄断了群臣和皇帝间的联系渠道,有足够的空间从容居中行事。
中国古代皇帝或国王往往自称“寡人”,所谓寡人,就是diao民口中的独夫。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就必须要树立一个高大神秘的光辉形象。而为了维持这种形象,就必须保持和臣民的距离,天天和黔首韭菜打成一片,时间长了,这些匹夫肯定会蹬鼻子上脸,乃至平起平坐,无父无君,这是独夫们最不能容忍的情况。在古埃及,这种情况也很普遍,法老的“神王”形象在民间得到了无比的崇拜。可见,高高在上而导致的下情不明绝不是秦二世的专属。在秦一世晚年,几个宦官控制一切联系渠道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秦二世拿不到正确情报,秦一世就能拿到,恐怕在这只暴君的积威之下,会隐瞒的比秦二世时期更厉害。这一点同样可从下列记载中得到旁证: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秦一世刚愎自用且贪恋权势,刚愎自用的人最忌讳听到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此前做出的决定出现了问题。也许有人会质疑,早年秦一世横扫六合的时候可是从善如流的。这点也不足为凭,此一时彼一时,东方不败在推翻任我行之前多么励精图治奋发向上,一旦上位,则沉溺于享受权力,只愿意听谄媚歌颂之辞,最后被大敌越狱潜入身边还不自知,终至败亡,为天下笑。秦一世在吞并六国后,骄傲日滋,不可一世,到处刻碑勒石以记功,所喜的也都是谀颂赞扬之辞。还是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
连生死常事臣下都不敢说,更何况吃紧的军情?在这种说错一句就掉脑袋的环境下,下属不敢将真实情况上报,营造大秦盛世氛围的企图是可想而知的。
显然,秦二世因之而败亡的消息不明,被宦官愚弄的情况,秦一世是其始作俑者,如果二世能因此垮台,他爹也不是不能。
传统史观认为的秦二世败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老生常谈的穷奢极欲,胡搞八搞。但这点就算是真的,同样也不是秦二世开的头。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巡行天下这种好大喜功,极费人力物力财力的行为,就是秦一世最爱的操作。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秦二世在这里说的很清楚,营造阿旁宫是完成先帝的“遗志”,是为人儿臣者当尽的孝心。更何况,秦一世为了身后享福,还造了一个极尽奢靡的墓地: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如果司马迁的描述可信的话,像这样的开山修墓工程才是真败家行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富有四海的皇帝只是穷奢极欲的话,是败不光这么大的江山的。隋朝二世而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挖运河及无谓的大规模战争等。秦二世再败家,既没有搞什么天大的工程,也没有发动无谓的战争,这个原因十分牵强,且即便这个原因成立,在秦一世的时候那就更加“成立”了。
总而言之,秦一世晚年因为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神志的糊涂,能力也一路下滑,以至于自己对继承人的安排都得不到执行,破坏的过程也极为简单。他的身上也兼具了秦二世败亡的穷奢极欲、消息不通被太监架空等问题。倘若此时有人登高一呼,“楚人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盛况谁能说不会发生呢?而即便秦一世的实力强于秦二世,但面对项羽、刘邦这样的枭雄人物,就真的能轻松平乱吗?恐怕未必。
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是“如果”。对一生追求长生不死的秦一世来说,早死三年也许让自己避免了一次极大的羞辱和更为惨烈的死亡(秦二世尚有勇气自杀,这位怕死的熋主秦始皇可不一定)。
原标题:《秦始皇如果多活三年,会不会亲眼见证帝国的覆灭?》
这种可能性绝非并不存在,即便按照传统史观来看,秦朝之所以猝死,也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故此匹夫一呼,天下响应,帝国倾覆。而我大秦“仁义不施”并不是秦二世的“原创”,而是从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老传统。以秦昭襄王为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道: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水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
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是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可见,在暴秦和暴秦粉丝的眼里,所谓的百姓,不过是夺取“胜利”目标随时可以牺牲的“物品”,是一盘大棋的棋子(或者连棋子都算不上),整个国家就是按照军事目的组建起来的,种田打仗送死,除此之外,百姓没有任何用处。对待自己的国民尚且如此,谁也不能指望这种屎玩意会对六国遗民有什么“仁义之心”。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军国主义,然而,军国主义远不足以形容爆秦手段的“强悍”,应该称之为军国-奴隶主义才合适(军国主义用军事手段凝聚国民,起码是士兵还不是奴隶,但我大秦就不一样了)。而在吞并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国-奴隶体制发挥到了最大程度。完成吞并后,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自然也不能放松对民众的管理,而是继续用严厉的手段臣之畜之。故而,引起六国人民不满的最大原因残暴统治,一直写在爆秦的基因里,绝非二世首创。另一方面,六国的遗民始终心怀故国,在爆秦的暴政下,这种意愿自然会更强烈。毫无疑问,无论是秦一世还是秦二世的统治时期,反抗的动机一直都存在着。
好了,现在已经找到了动机。那么,六国遗民有没有将动机付诸行动呢?答案也是有的,正如史记所载
“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项梁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世世为楚将,封於项”,像他这样的楚国贵族,一直在暗地里积蓄力量,蛰伏待机,以推翻暴秦的统治。而从以下段落可以看出,楚国旧贵族的雄心壮志: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当然,司马迁是如何知道这段私密对话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真实反应了楚人的心态:他们始终以秦和秦的代表为目标,无论这个代表是秦一世还是秦二世,必欲灭之而后快。好了,现在我们既看到了动机,也看到了实际行动。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诸侯能否对抗秦一世熊霸天下的实力?这一点,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没戏。对此,我们仍就可以秦二世之所以失天下的条件进行对比,看看有哪些条件相同,哪些条件发生了变化。
首先看不同点。从项梁的那声“族矣”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地人民对秦始皇的惧怕。司马迁在史记中纪录的一些鬼神之兆,也都将秦覆灭的“天命”指向了秦一世咽气之后,即所谓“祖龙死而地分”。可见,秦一世的威慑力确实让很多人心怀忌惮,不敢立刻发难。而且,古人非常相信类似于“命运”“势”之类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无论秦始皇有多残暴不仁,但他是上天选中的“真龙天子”。凡人是无力与之争锋的。这点,秦二世是不具备的。但,古人并不会被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或“势”所束缚。所谓时也势也。“势”就像流水一样,时刻都在产生着变化。那么,秦一世的“势”有没有产生不利于他的变化呢?还是拿秦二世做对比。根据传统史观,秦二世败亡的一个致命因素是高高在上,不与下接。导致阉宦专权,四方军情紧急而浑然不知。我们先不说这种情况是否和历史完全一致,而只看这种“高高在上”的情况是否在两世秦黄身上都存在。
答案还是肯定的,同样是司马迁的记载: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能知道秦一世行踪的只有身边几个贴身太监,有敢泄露的全部杀死。很自然,朝中大臣也不知道自己的boss在哪,甚至没法确定这人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旨意是不是真的,但他们早就被严厉的皇权训得服服帖帖,压根不会也不敢质疑。这就直接导致了以下情况的发生:
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这段司马迁记载的前后矛盾,一开始说丞相李斯也知道,也是他做出了秘不发丧的决定,后面则说只有亲近的几个阉人知道。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影响一个事实:即秦一世的行踪和真实情况确实没多少人知道。赵高等早就垄断了群臣和皇帝间的联系渠道,有足够的空间从容居中行事。
中国古代皇帝或国王往往自称“寡人”,所谓寡人,就是diao民口中的独夫。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就必须要树立一个高大神秘的光辉形象。而为了维持这种形象,就必须保持和臣民的距离,天天和黔首韭菜打成一片,时间长了,这些匹夫肯定会蹬鼻子上脸,乃至平起平坐,无父无君,这是独夫们最不能容忍的情况。在古埃及,这种情况也很普遍,法老的“神王”形象在民间得到了无比的崇拜。可见,高高在上而导致的下情不明绝不是秦二世的专属。在秦一世晚年,几个宦官控制一切联系渠道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秦二世拿不到正确情报,秦一世就能拿到,恐怕在这只暴君的积威之下,会隐瞒的比秦二世时期更厉害。这一点同样可从下列记载中得到旁证: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秦一世刚愎自用且贪恋权势,刚愎自用的人最忌讳听到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此前做出的决定出现了问题。也许有人会质疑,早年秦一世横扫六合的时候可是从善如流的。这点也不足为凭,此一时彼一时,东方不败在推翻任我行之前多么励精图治奋发向上,一旦上位,则沉溺于享受权力,只愿意听谄媚歌颂之辞,最后被大敌越狱潜入身边还不自知,终至败亡,为天下笑。秦一世在吞并六国后,骄傲日滋,不可一世,到处刻碑勒石以记功,所喜的也都是谀颂赞扬之辞。还是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
连生死常事臣下都不敢说,更何况吃紧的军情?在这种说错一句就掉脑袋的环境下,下属不敢将真实情况上报,营造大秦盛世氛围的企图是可想而知的。
显然,秦二世因之而败亡的消息不明,被宦官愚弄的情况,秦一世是其始作俑者,如果二世能因此垮台,他爹也不是不能。
传统史观认为的秦二世败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老生常谈的穷奢极欲,胡搞八搞。但这点就算是真的,同样也不是秦二世开的头。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巡行天下这种好大喜功,极费人力物力财力的行为,就是秦一世最爱的操作。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秦二世在这里说的很清楚,营造阿旁宫是完成先帝的“遗志”,是为人儿臣者当尽的孝心。更何况,秦一世为了身后享福,还造了一个极尽奢靡的墓地: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如果司马迁的描述可信的话,像这样的开山修墓工程才是真败家行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富有四海的皇帝只是穷奢极欲的话,是败不光这么大的江山的。隋朝二世而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挖运河及无谓的大规模战争等。秦二世再败家,既没有搞什么天大的工程,也没有发动无谓的战争,这个原因十分牵强,且即便这个原因成立,在秦一世的时候那就更加“成立”了。
总而言之,秦一世晚年因为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神志的糊涂,能力也一路下滑,以至于自己对继承人的安排都得不到执行,破坏的过程也极为简单。他的身上也兼具了秦二世败亡的穷奢极欲、消息不通被太监架空等问题。倘若此时有人登高一呼,“楚人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盛况谁能说不会发生呢?而即便秦一世的实力强于秦二世,但面对项羽、刘邦这样的枭雄人物,就真的能轻松平乱吗?恐怕未必。
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是“如果”。对一生追求长生不死的秦一世来说,早死三年也许让自己避免了一次极大的羞辱和更为惨烈的死亡(秦二世尚有勇气自杀,这位怕死的熋主秦始皇可不一定)。
原标题:《秦始皇如果多活三年,会不会亲眼见证帝国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