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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小兵马俑”:铜梁出土石仪仗俑

摘要: “卒礼者,以生者饰死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古人的丧葬观念讲求“事死如生”,往往将生前所享用的物品体现在墓葬随葬中,以表达生人对死者冥间生活的美好祝愿。笔者在工作中发现,重庆铜梁地区不少明代墓葬中随葬石仪仗俑,包括有肩舆俑、侍俑、鼓乐俑等。此类石仪仗俑被民间戏称为“渝西小兵马俑 ...


“卒礼者,以生者饰死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

古人的丧葬观念讲求“事死如生”,往往将生前所享用的物品体现在墓葬随葬中,以表达生人对死者冥间生活的美好祝愿。笔者在工作中发现,重庆铜梁地区不少明代墓葬中随葬石仪仗俑,包括有肩舆俑、侍俑、鼓乐俑等。此类石仪仗俑被民间戏称为“渝西小兵马俑”,本文就此类仪仗俑的规制及意义做简要探讨。


一、墓葬及仪仗俑介绍

已公开发表的重庆铜梁地区出土石仪仗俑的明代墓葬共16座,其中陈公家族墓地2座、李三溪夫妇墓2座、张文锦夫妇墓2座、铜梁丝厂陈氏家族墓地4座、李氏家族墓群5座以及青龙嘴墓地1座。(图一)

图一 铜梁石仪仗俑分布图

李三溪夫妇1号墓出土“明奉训大夫云南阿迷州知州三溪李公墓志铭”,记墓主“讳弟字道生,别号三溪”,逝世于嘉靖庚申(1560年),出土一套完整仪仗俑(图二),包括1件8人肩舆俑(图三)、22尊仪仗俑、2匹马、2件谷仓、1件供桌、1张床。从墓志铭可判断李三溪当时官阶为从五品,是另一位与铜梁有关的明代官员张佳胤的老师。仪仗队伍中前后簇拥着一批侍从,有骑马前导及持旗、鸣锣俑,后有骑马捧物俑,有戴素冠的文吏,也有戴圆盆帽、披盔甲的武士,侍从们的帽子有圆形平顶帽、圆形尖顶帽、圆盘尖顶帽和圆盆帽等。石俑神态各异,雕刻细致,是研究明代民间服饰较好的实物资料。

图二 李三溪夫妇1号墓仪仗俑群
图三 李三溪夫妇1号墓出土八人抬轿俑

张文锦夫妇墓出土了2套完整的石仪仗俑,其中1号张文锦墓出土了1件4人肩舆俑、22尊仪仗俑、2匹马、伞盖、书桌、交椅各1件(图四),石俑完整成套,前面有鸣锣、击鼓、吹奏俑开道,中间是4人抬轿俑,有提衣过沟的,有张嘴喊号子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后面有牵马俑、侍从俑、书案、床、粮仓,雕刻的丫鬟的发辫、老妪的发髻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二号墓出土的张文锦妻子沈氏的仪仗队伍包含了1件八人肩舆俑(图六)、57尊仪仗俑、23匹马、2件伞盖、书桌、交椅各1件(图五),前面鸣锣、击鼓、吹奏乐队12人,中间是8人大轿,加上2个扶轿的,共10个人,抬轿的最后一个人边走边提鞋,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轿子前后有2顶圆形伞,轿子前有2排文官,后面有3排武将,穿的是盔甲,手上拿着各种不同的兵器,不同人物服饰、形态各异。整个造型小巧玲珑,雕刻精细,堪称国内少有,深刻反映了封建官宦人家典型的墓葬风俗。这两套仪仗俑规制相差较大,究其原因应是二人入葬时身份有所不同。从墓志记载内容可知:张文锦葬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其子张佳胤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朝廷敕赠张文锦为兵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沈氏葬于万历五年(1577年),此时张佳胤任督察员右副都御史,官阶为正三品,沈氏则被封为太恭人,官阶为正四品。因此,这两套仪仗俑规格应是按照不同的官阶制作。

图四 张文锦夫妇1号墓仪仗俑群
图五 张文锦夫妇2号墓仪仗俑群

图六 张文锦夫妇2号墓出土八人抬轿俑

青龙嘴墓地1号墓还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仪仗俑群(图七),未随葬墓志。包括1件4人抬轿俑、16尊仪仗俑、3匹马。最前面是一骑马前导俑,这批石俑雕刻较为粗糙,多身着长衣,头戴圆盆帽,表面多风化痕迹,对比张文锦夫妇墓1号墓出土的4人抬轿俑,推测此墓墓主官阶应为正六品。然而,石俑制作工艺较前两者差,墓主具体信息也不明,因此无法判断石俑制作工艺发展脉络。

上述石俑的大小一般高20厘米左右,骑马俑高多在40厘米左右,肩舆俑高达40-50厘米。石俑的制作工艺有些许的区别,张文锦夫妇墓和李三溪夫妇墓中的仪仗俑雕刻精美,活灵活现;青龙嘴1号墓则雕刻较为粗糙,只能简单看出石俑动作和类别,有可能是因其下葬年代不同,石俑制作工艺成熟度也不同。
图七 青龙嘴墓地1号墓仪仗俑群

二、相关问题思考

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百官车舆制度,《明史》载:“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缦。轿同车制。”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规定:“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从上述仪仗俑中的肩舆俑来看,正六品官阶随葬4人抬轿俑,从五品、四品随葬八人抬轿俑,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僭越违制的行为,但是在墓葬中,肩舆俑又按照官阶不同进行相应规制的随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非三品不能乘轿,但是在铜梁当地,墓葬中随葬这类肩舆俑的现象应是当地氏族生人对墓主夸张的美好祝愿,希望墓主在冥界的生活更加奢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也出现了不少由俭到奢,由奢至僭的生活变化,上述肩舆俑规制也侧面反映出铜梁地区当时的官阶陪葬制度和陪葬礼仪。

上述家族墓葬出土地点集中于现铜梁区巴川街道附近,其中青龙嘴墓地稍远,位于巴川街道西南方土桥镇。墓主主要是当地陈氏、张氏、李氏等三大家族的成员,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三大家族生活区域在巴川街道附近,并家世显赫。李氏与张氏均为品官家族,从陈平洲墓所出墓志“大明故逸民陈公平洲先生墓志铭”可知陈氏家族应为当地地主富户。然而,从重庆其他区域已发掘的明代墓葬来看,随葬品种类多为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等,陶瓷类器物一般为生活用具,俑较为少见。那么铜梁地区石仪仗俑随葬品又是何原由呢?

重庆巴南区出土过1处嘉靖时期(1522-1566年)品官墓葬——巴南石马湾李文进墓,该墓为双室石室墓,墓室外部有拜台,出土了石马、石羊、石虎等石像生,形制较大,长宽多在1-2米(图八、九、十)。结合各种证据推测,墓主应为嘉靖年间官至总督、都御史的李文进,官阶为正三品,该墓为李文进夫妇的合葬墓。然而,该墓未见铜梁地区明代墓葬所出石仪仗俑。同为嘉靖时期的品官墓葬,两地随葬品截然不同。有理由认为,铜梁地区的明代墓葬石仪仗俑应是该地特殊的墓葬习俗。

图八 巴南区石马湾李文进墓全景

图九 巴南区李文进墓出土石马

图十 巴南区李文进墓出土石羊

重庆璧山、永川地区也出土了明代家族墓地和墓群。如璧山生基湾墓群有纪年题刻“万历二十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出土随葬品有铜簪、瓷碗、谷仓罐等:永川烂屋基明墓群所出随葬品有陶碗、铜簪、陶盏、谷仓罐等,未出土石质仪仗俑。

从以上论述可知,在重庆地区其他明墓少见石仪仗俑出土。曹者祉、孙秉根主编的《中国古代俑》一书中称,明代墓葬一般只随葬仪仗俑,少数配置侍俑。基本为一墓一套仪仗俑。其实在明代,俑的质地种类也大大减少,只有陶俑和木俑在流行,而其他质地的俑已不流行。笔者推测,随葬石仪仗俑可能为明代中期铜梁地区几大家族约定俗成的礼仪,通过气势昂扬的仪仗俑,展示自身家族的显赫,表达生人对亡者冥界生活的祝愿。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1303.

2.张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

3.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86.

4.池雪丰:《明代丧礼仪节考》,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

5.王法东、李小涛:《从汉墓到明墓——根据陪葬品探究中国墓葬风气的演变》,《教育教学论坛》2019年第21期,89-90.

6.郑万泉、连锐:《略论四川明代品官墓葬》,《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80-89.

7.何文竞:《明代职官与平民墓类型初步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5.

8.谢浩:《三峡库区明代墓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9.叶作富:《四川铜梁明张文锦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16-25.

10.胡人朝:《四川铜梁县明代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2期,65-70.

11.叶作富:《铜梁县发现明代石椁墓》,《四川文物》1986年第4期,54.

12.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铜梁县博物馆:《铜梁县青龙嘴墓群M1发掘简报》,《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5,550-556.

13.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永川区文物管理所:《永川烂屋基明代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0,256.

14.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铜梁县博物馆:《重庆铜梁县渝遂高速公路沿线抢救性考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增刊,2006,94.

1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市巴南区石马湾明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16-21.

文稿:戴胜男

编排:刘 微

审核:林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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