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经文

　　关于《赵城金藏》的问世，有一个传说。

　　金代熙宗皇统年间，潞州（今山西长治）崔员外之女崔法珍，幼时聋哑，后经山西洪洞广胜寺高僧精心诊治，得以痊愈。一次，崔法珍前往广胜寺看望病重的救命恩师，师傅在弥留之际道出毕生研习的佛经无法刻印成书的遗憾。崔法珍当即断臂明志，誓将恩师的遗愿完成。

　　从此，在今天的山西、陕西地区，一个断臂女尼四处募化，集资刻经。整整25年过去了，这部宏伟的佛学大典在山西解州中条山的天宁寺完成。经书为卷轴式，共计6980卷，每卷长约11米，原本首本被运回广胜寺供养保存。

▲广胜寺飞虹塔

　　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寺上寺弥陀殿的十二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引起社会的关注。其后由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派研究人员蒋唯心在广胜寺逐卷检查，并发表调查和研究报告，轰动学术界，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在那样一个祖国被列强侵噬的特殊时代，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无疑是一个灾难的开端。

　　1938年2月，日寇侵占赵城后，当时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为了其安全，将它藏于寺内飞虹塔的二层楼上，且封死了塔口，谢绝游人观瞻。

▲1933年《赵城金藏》在广胜寺发现时所使用的木质藏经柜

　　日本侵略军也知这部经书的价值，自1940年起便多次到广胜寺询问经卷下落。至1942年，日本政府从国内派出一支所谓“东方文化考察团”来到中国，并声称要于农历三月十八广胜寺庙会期间登塔游览。考察团显然是冲着《金藏》而来的。

　　不知所措的力空法师，急走10多公里，来到设在兴旺峪的抗日县政府。县长杨泽生非常重视这一情况，一面安慰力空，一面向县委书记吴辰报告，并提出立即抢运佛经的建议。吴辰当即召开县委会，商讨对策，并同时向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史健请示。史健答复，要求由县委组织抢运，且一定要在敌人登塔前把《金藏》转移出来。

　　在广胜寺西北15公里的赵城县城（赵城、洪洞于1954年合并为现洪洞县）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正西7公里的明姜镇有一个小队，西南15公里的洪洞城内驻有一个大队，正南7公里的苏堡镇有一小队，沿同蒲铁路还有五六处碉堡，最近的一处据点离广胜寺只有2公里。在这般情形下要从广胜寺将四千经藏运出来，无异于虎口夺食。

　　1942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二，距庙会日尚有6天。这天晚上，抢运指挥部设到了广胜寺北边的郭家节村，抢运开始。杨县长坐镇指挥，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带领一个连的部队包围了离这里最近的一处据点，并封锁了西、南两个方向的道路，还派区分队和民兵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以吸引其注意力。县公安局长刘骞带领从党政机关及根据地村庄挑选出的百余名共产党员登塔抢运。

▲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了

八路军获知日寇妄图盗取《金藏》的消息后，

成功抢救经卷的过程。

　　为缩小目标，抢运队伍编成若干小组，并拉开距离，轻步前进。力空及几十位僧人也参加了抢运。黑暗中，经过一夜的奔波，四千余卷《金藏》便这样被转移到了后方。全国解放后，《金藏》又运抵北京图书馆保存，成为其镇馆之宝。1934年、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曾以此藏为底本出版了《宝藏遗珍》和《中华大藏经》，这是后话了。

　　从广胜寺到郭家节村，是一条崎岖小道，南山底村就在其间，是抢运佛经的必经之路。就在抢运佛经的第二天早晨，南山底村冯玉玺的父亲冯俊从田埂的小径旁，捡回了两卷被丢失的《赵城金藏》。

　　当时，冯家谁也说不上两卷《金藏》的珍贵，不知道其真正价值在哪里。因经卷前边刻有佛祖讲经图，所以虔诚善良的老人们将它视作天赐的护身符，保护供奉着。1943年冯玉玺参加了抗日组织离家而去，两卷经藏便留给了家人。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第二期全国省市区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已任山西新华书店经理的冯玉玺参加了这次学习。一次，与他同班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了古籍的价值来，郑对《赵城金藏》很是了解。

　　“我家在抗日时期也有过两卷《赵城金藏》呢！”冯玉玺脱口而说。“那赶紧找找，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同学们议论纷纷。

　　越说其珍贵，冯的压力越大。整整过了40年了，又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特别是经过了“文革”之“扫四旧”等大的变革，它还会安然无恙么？回到太原，冯玉玺立即给远在洪洞的哥哥冯玉璋写信。冯玉璋很快回信：佛经尚在，保存得也很好。

　　冯玉玺又马上与有关方面联系，商议经藏的出路。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博物院告诉他，这是北京图书馆的事，可与之联系，并说已将信转到了北图。冯马上又给北京图书馆去信。北图的回信带有调查性质，要求将两卷《金藏》的名称、编号、卷次等告知。冯按其要求回了信。

　　两卷《金藏》的情况是：一卷《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一卷《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微”字号，第二卷。还附带告知了哪一卷有几张，哪一张有残缺等。

　　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的薛殿玺、王玉良两专家来到太原，随冯玉玺回洪洞老家“取经”。北京图书馆的两位专家已有准备，要与“献经者”商讨一番报酬问题。没想到问题一提出，冯的哥哥冯玉璋便说：“国家的东西，拿走吧！”便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了，这使两位专家大感意外，也深受感动。

两卷《金藏》是存放于山西博物馆，还是北京图书馆？最后还是由刘舒侠部长与有关方面协议后，决定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1982年8月15日，两卷《赵城金藏》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冯玉玺悬挂着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历经40年沧桑，两卷佛经终于有了归宿。

▲1949年《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会议纪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事实上，早在战争年代，自《赵城金藏》发现后，一些市井无赖想方设法，从广胜寺偷出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高价出售，许多藏书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买一两卷置于案头玩赏。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有远见卓识，陆续从私店手中收购了191卷，减少了这部珍贵典籍的流失。

　　1952年赵城县好义村，张奇玉之侄张筱衡把家藏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第1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赵城金藏》，而且是当年蒋唯心考证时尚未发现的珍籍。而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叔弢、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

　　1959年9月，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团在萨迦北寺图书馆发现《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现存540卷，原藏于燕京大宝集寺，是天宁寺藏经板转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北大宿白先生据此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在《现代佛学》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

　　故事并没有结束，想来是《赵城金藏》与山西的渊源颇深，1976年山西博物院从太原崇善寺征集到一卷《赵城金藏》，卷首为广胜寺印制的《说法图》，是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补雕的印本，应当是早年在颠沛中散失的经卷。

　　今天，《赵城金藏》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分别在国家图书馆、山西博物院收藏和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