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学长期以来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早期王朝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关键环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1年，夏文化研究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学界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接续努力，众多关键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对夏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接续努力 厘清文明起源脉络

　　1959年夏，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踏上寻访“夏墟”之路。他根据文献记载，广泛勘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论断，在随后不断丰富的考古发现中得到确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和学者不懈的努力，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为夏文化探索工作提供了扎实的考古依据。

　　在河南大学于今年暑期举行的第五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介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确证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前奠基，八千年前起源，六千年前加速，五千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前中原崛起，四千年前王朝建立，三千年前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而夏王朝建立就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关键时期。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发现的10余座大型城址昭示着中华文明这一时期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年代距今3800—35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遗址表明，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

　　事实上，自夏文化研究开启以来，学界关于一些关键性遗址的性质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争议不断。但随着大量重要遗址的相继发现，以及基于这些遗址的历史序列逐步建立，不但夏文化面貌得以不断丰富，曾经争议也逐渐达成共识。比如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终结了二里头遗址为商汤亳都的论断、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终止了郑州商城为隞都的争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广阔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晚期文化、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的观点逐渐被学界所认可。现在进行夏文化研究普遍以二里头是夏代晚期都城这一认识为基础，二里头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陶器等成组出现反映了文献所载夏商王朝的更替。夏商文化在考古学遗存上存在着明显不同，二里头宫殿居中而商代都城重大建筑基址偏东北，二里头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组合以酒礼器为主、二里岗文化墓葬随葬品组合以炊食器为主，二里头文化崇拜龙、二里岗文化崇拜虎。

　　21世纪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深化了对夏文化的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进行发掘。考古工作者在王城岗的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龙山城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故学者刘绪教授推断此为“禹都阳城”的地望所在，而碳十四测年技术也准确推定了早期夏文化的年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介绍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以来所取得的考古新进展。据悉，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北部存在大型夯土基址佐证了王城岗遗址在颍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环嵩山地区“雏形国家组织”的出现，禹州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存和高级陶礼器、玉器的发现确认了瓦店遗址的重要性，新密古城寨东城壕考古工作反映出了当时城建规划、土木技术的进步，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等聚落考古学研究对活化夏文化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夏文化遗存新发现分布地域广、核心区位凸显、文化交流因素丰富，周边地区文化参与了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第一王朝在中原的诞生。

　　文献与考古参照考证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在传世文献中留下重重疑窦，而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却穿越数千年揭示了这一上古时期的真实面貌。“夏文化”研究为开拓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提供丰富案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认为，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是在造律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主导、联合了周边文化共同南下的背景下形成。他将此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与江汉三苗集团的征伐相联系，认为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的中期，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因素占据该地区主流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禹联合伯益伐三苗的反映，后石家河时期文化的晚期所发现的新砦文化因素可能是启率领的夏部族对伯益部族进行追剿的反映。

　　在地处里下河平原的南荡遗址同样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南下轨迹。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敏认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应为上古有虞氏部族创造，其在豫东地区的突然消失意味着有虞氏的举族迁徙和大逃亡，而南荡遗存则是王油坊类型在迁徙过程中的文化遗留。有虞氏部族在南荡短暂停留后继续南下，为之后的宁镇皖南地区青铜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形成了点将台文化。南荡遗存的发现与点将台文化的确立，为寻求句吴文化起源以及有虞氏与句吴的渊源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句吴文化始于文献记载的“太伯奔吴”，可认为是有虞氏迁徙至宁镇皖南地区，成为句吴族群的族源和句吴文化的发端。

　　夏文化影响深远

　　二里头文化从时间与空间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牙璋体现了这一时期夏文化的礼器和礼仪制度。从空间大尺度的物质遗存类型调查中，学者们发现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邓聪教授为深入调查东亚牙璋情况，和团队成员涉足中国黄河、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对牙璋实物进行细致的拍摄和分析。他认为，自夏代晚期开始，大部分牙璋的扉牙是张嘴的龙头及龙身的表现，可称之为“龙牙璋”，是成熟宫廷礼仪文化的物质使者，也是中国龙的政治文化网络形成的最早代表，可将夏龙牙璋视为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一种物质标志。

　　夏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认为，夏文化遗产所创造的早期王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政治经验、工程技术和文明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影响后世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历经后世无数次继承与革新，乃至传承至明清北京城。至晚到春秋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方人群中已经形成了对禹和夏的普遍崇拜和认同，归根结底源于文化上的认同。

　　发源于中原的夏文化也反映古代先民在人地关系中的智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豫秦认为，夏文化地区有承载力的优势，面对全球森林生态急剧衰减、空间资源总体生态脆弱性增强、人均耕地不足等问题，嵩洛地区作为生态过渡带具有海拔、交通、生业等优势，而洛阳盆地社会政治“制高点”地位是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结果。（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张娜 舒显坤）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