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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世纪西北印度佛足迹图像
（一）2－7世纪佛像流行期的佛足迹图像
基于印度独立佛足迹图像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4世纪），为佛足迹图像最重要发展期。这一阶段，以人物形象表现的佛陀造型流行开来，佛陀象征性表现逐渐衰退。西北印度和东南印度出现并流行佛足迹石，标志着佛足迹图像作为一种独立信仰形式确立。它脱胎于佛陀象征性表现阶段的佛足迹图像，可能又受到中印度贵霜朝佛坐像脚掌图样影响。佛足迹石图像超出佛陀替代物的含义，代表佛法或佛教的用意日趋明朗化。因此，独立的佛足石迹图像，不仅意味着佛教教主的存在，应该看作佛教真理或广义佛教的象征。第二阶段（5－7世纪），西北印度、中印度发现少许实例，东南印度彻底衰歇。
（二）西北印度佛足迹图像
1. 2－4世纪的情况
纪元1世纪，西北印度与中印度相继纳入贵霜帝国（1－3世纪）版图，两地分别出现犍陀罗（Gandhara）、秣菟罗（Mathura）佛教艺术中心，最早的佛像在这两个地方出现并流行开来。
（图六1） 秣菟罗Katra出土佛像
（图六2）秣菟罗Katra出土佛像局部
在中印度秣菟罗雕刻中，尚且没有发现属于贵霜朝的独立佛足迹石图像，但结跏趺坐佛像两脚掌上经常刻画车轮与三宝标，如秣菟罗Katra出土结跏趺坐佛像的脚掌图像（图六1、2，秣菟罗博物馆藏），与西北印度独立的佛足迹石图像一致，很可能为后者图样的来源。
中印度佛陀象征性表现阶段的佛足迹图像只浮雕车轮，三宝标图像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发展。大约在西北印度成立的禅观经典《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记述：“足跟亦有梵王顶相”（1） ，基于佛足迹图像通常在足跟部位表现三宝标的情况，应即此所指，但难以澄清梵王顶相名称的由来。
（图七）吉祥寺藏犍陀罗佛足迹石局部
西北印度佛足迹石已知四例。实例一，方石，残存上半。就泛青色片岩质地与图像风格判断，属于犍陀罗雕刻（图七，东京吉祥寺藏。长81.5厘米，残宽46.5厘米，厚约5厘米。左足残高35厘米，右足残高37厘米）。左右脚心车轮均表现24根辐条，佛足迹石两上角各自表现一三宝标。
（图八）犍陀罗sikri佛足迹石
采自 《パキスタン·ガンダーラ雕刻展》 图版16
例二，出自犍陀罗核心地区的sikri （图八，拉合尔博物馆藏。长100厘米，宽78厘米，厚38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编集《パキスタン·ガ ンダーラ雕刻展》图版16，东京：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02年），残存左脚大部分，可能为一双足迹的一半。脚心浮雕车轮，24根辐条，足跟为三宝标，脚趾端刻画正反向卍字符号。可能由于长期以来处于埋藏状态，图样清晰可见。
方石，雕刻一双足迹，斯瓦特所出，具体地点不明（斯瓦特考古博物馆藏。《図说世界の仏足石―仏足石から见た仏教》图版120）。脚心浮雕车轮，每轮约42根辐条。脚跟浮雕三宝标。两脚大拇指表现三宝标，左右脚其余四趾分别表现逆时针、顺时针方向的卍字符号。以上三件足迹石脚掌图样减地平雕，完成于2－3世纪前后。
（图九）斯瓦特Tirat佛足迹石
采自 《ブッダ展――大いなる旅路》 图版3
例四，梯形石。表现一双足迹，出自斯瓦特的Tirat（图九，斯瓦特考古博物馆藏。长95厘米，宽50厘米，厚5.5厘米。东武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名古屋市博物馆等：《ブッダ 展――大いなる旅路》图版3，东京：NHK、NHKプロモーショ，1998年）。脚心刻画车轮，每轮约32根辐条。该足迹石可能因长期暴露在外而严重磨损。脚掌图样线刻表现，约完成于3－4世纪。
以上四个实例一概凹面雕刻，继承了桑奇大塔佛足迹图像传统。具体地说，例一两足只表现车轮，与前述桑奇大塔北门立柱图像相同，推测受到中印度影响。例二、三脚掌组合表现车轮与三宝标，在犍陀罗结跏趺坐佛像中难以见到这种现象，推测来源于中印度贵霜朝佛坐像的脚掌图样。例四尽管只表现车轮，但足迹石变成梯形，而且脚掌图样用线刻方式表现，暗示其年代相对较晚。例二、三脚趾出现卍字符号，表明其在继承传统佛足迹图像过程中获得新发展。前引与西北印度关系密切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出现“自有众生乐观如来脚指端蠡文相，如毘纽羯磨天所画之印”记述，将来不排除发现具海螺图像的实物。与前述中印度佛陀象征性表现阶段组合表现的佛足迹图像比较，这些佛足迹石图像车轮辐条数量增加，千辐轮含义变得显著。脚掌图样构成包括两种形式，一者只表现车轮，另一者为车轮、三宝标与卍字符号组合。除卍字符号以外，均来源于中印度佛足迹图像传统。凹面雕刻、减地平雕，以及车轮、三宝标与卍字符号组合，成为西北印度2-4世纪佛足迹石图像的根本特征。实例二、三图样比例协调，雕刻工整，明显提高了对佛足迹自身的重视，这也是佛足迹石图像作为独立信仰形式所具有的一般化特征。
西北印度佛足迹石数量有限，但十六国、北朝至初唐，中国僧侣的游历记述提供了不少有关的佛足迹信息。尤其是斯瓦特的佛足迹图像，引起僧侣们特别的重视和浓厚兴趣。东晋法显《法显传》记述其足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2） 。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收录《宋云家纪》增加了具体地点及“起塔笼之”记述（3） 。初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述佛足迹在大盘石上，为如来降伏毒龙所遗留，又积石为室，香花供养（4）。时至今日，难以澄清三者记述是否为同一物象，但都述及其足迹随人心念而有长短细节，表明后者参考了前者记述。以建筑笼罩、香花供养，说明当时佛足迹信仰深入人心，透露了人们崇敬有加的心情。
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独立的佛足迹图像脱胎于佛陀象征性表现，更多地寄托着人们对佛陀的情感和宗教热情，难以从中看出其他用意。玄奘所谓如来降伏毒龙之后遗迹，为唐初传闻记述，不足以说明当初情况。唐代佛教类书收集的佛陀圣迹故事，主要取材于游历僧侣和使节见闻记述，不免带有若干演绎痕迹，但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和参考（5）。
2. 5-7世纪的情况
与犍陀罗毗邻的阿富汗东部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Jelalabad）附近的Magadha，曾出土两件分别表现左脚、右脚的残损足迹石（图十，喀布尔博物馆藏。前揭《図说世界の仏足石―仏足石から见た仏教》图版126、127），作长方体状。均残存脚前掌和脚趾部分，脚趾表现卍字符号，两者方向相反，无法确认脚心与足跟当初是否刻画图样。
其足迹石依然为凹面雕刻，连同卍字符号，继承了此前的西北印度传统。其具象化的脚趾造型有别于2-4世纪西北印度实例，再结合此地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纳入伊斯兰文化势力范围的背景，推测应为5-7世纪前后作品。此地中古称作那揭罗曷国，据《大唐西域记》记述，那里曾经存在佛足迹石，而且似乎与如来降伏毒龙事迹关联（6）。
（图十）安德胡伊 （Andhui） 的佛足迹石
采自 《ハイバクとカシュミル－スマスト》 图版91
另一件传出阿富汗西北边境安德胡伊（Andhui）的佛足迹石（图十，马扎里沙里夫博物馆藏。水野清一编：《ハイバクとカシュミル－スマスト》（アフガニスタンとパキスタンにおける石窟寺院 の调査，1960页53文字，图版91，京都大学，1962年），平面作长方形，除脚趾没有表现卍字符号以外，与上述两件作品一致。前两件作品分布在西北印度范围，后者地处兴都库什山以北，属于中亚范围，反映了5－7世纪前后佛足迹图像由西北印度流入中亚的情况。
综合佛足迹石实物与相关文献记述，可以推测受中印度影响，在2世纪前后，西北印度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已经流行，至少持续到7世纪上半叶玄奘游历时代，绵延五六个世纪之久。凹面雕刻以及车轮、三宝标与卍字符号组合，成为西北印度佛足迹图像典型特征。十六国、北朝僧侣记述侧重人们如何崇敬供养，唐初又增加了降伏毒龙内涵。（未完待续）
注（1）（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第十五卷）卷一《序观地品》：“自有众生乐观如来脚指端蠡文相，如毘纽羯磨天所画之印。自有众生乐观如来足下平满，不容一毛，足下千辐轮相，毂辋具足，鱼鳞相次，金刚杵相者。足跟亦有梵王顶相，众蠡不异（页648下）。”
注（2）《法显传》：“ （乌苌国），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章巽《法显传校注》页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十六国·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发足长安，西行求法。《法显传》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成书（据《法显传》跋语）。
注（3）《洛阳伽蓝记》卷五：“（乌场国）王城北八十里，有如来履石之迹，起塔笼之。履石之处，若水践泥，量之不定，或长或短。今立寺，可七十余僧。”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页2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洛阳伽蓝记》成书于东魏、北齐之际（据《洛阳伽蓝记》序）。
注（4）《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阿波逻罗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大盘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随人福力，量有短长。是如来伏此龙已，留迹而去。后人于上积石为室，遐迩相趋，花香供养。”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页277，中华书局，1995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前又洛阳奉见日，勅令法师修西域记，至是而成。乙未，又表进曰，‘沙门玄奘（中略）所闻所履，百有二十八国，（中略）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孙毓堂、谢方点校本页134、135。由此可知，《大唐西域记》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
注（5）诸如关于斯瓦特佛足迹记述，（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水北岸大石上，佛伏龙已，留迹示之，随心长短。” 范祥雍点校本页30，中华书局，2000年。《释迦方志》道宣序：“洎贞观译经，尝参位席，傍出西记，具如别详。但以纸墨易繁，阅镜难尽，佛之遗绪，释门共归。故撮纲猷，略为二卷。”此书与《大唐西域记》的联系亦可见一斑。道宣生卒为596－667年。上述记述显然依据《大唐西域记》改编，同时受到《法显传》影响。（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九〈感应篇·圣迹部〉：“又有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为天说本生处。”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页893，中华书局，2003年。《法苑珠林》成书于唐总章元年（668）（李俨序：“法苑珠林总一百篇，〔中略〕于大唐总章元年岁在执徐，律惟沽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毕”）。该记述不知所从来。
注（6）《大唐西域记》卷二：“ （那揭罗曷国）城西南二十余里至小石岭。（中略）东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罗龙之所居也。（中略） 如来已鉴，愍此国人为龙所害，运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龙见如来毒心遂止，受不杀戒，愿护正法。因请如来常居此窟，诸圣弟子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将寂灭为汝留影。遣五罗汉常受汝供，正法隐没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奋怒，当观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当止。（中略）影窟门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来足蹈之迹，轮相微现，光明时烛。（中略）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是如来经行之处”（《大唐西域记校注》页224、225）。《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窟外方石有佛足迹，轮相发光” （范祥雍点校本页28），内容来自《大唐西域记》记述。《法苑珠林》卷二九《感应篇·圣迹部》又完全因袭《释迦方志》文字（《法苑珠林校注》页892）。
来源 | 《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