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舒小峰：以小见大 谈谈基建考古
基建考古是配合基本设施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是当前各考古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本次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考古本科生在通州进行的考古实习，就是配合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考古项目。为此，我们特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于2022年7月30日下午为师生们分享北京市基建考古的相关成果与经验。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王晓琨副教授主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孙勐老师、黄星老师及中国人民大学吴桐老师、2019级全体考古本科生等参与。
图一 海报讲座
讲座开始前，考古实习领队王晓琨副教授向舒小峰副主任介绍了发掘情况，并一同参观工作站１号楼大厅内的“遇见千年之城”实习成果展，就学生实习与基建考古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图二 王晓琨副教授向舒小峰副主任介绍考古实习情况
下午3时许，讲座正式开始。舒小峰副主任围绕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工作的开展，结合个人经历与思考，为同学们依次分享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图三 会议开始时的现场
一
“基建考古是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经常性任务”
01
考古工作分类：专业角度与工作角度
考古工作的分类存在不同角度。从专业角度来看，可以按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期考古、秦汉时期考古、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等，也可以按具体技术与所关注的问题划分为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天文考古、水下考古等；从工作角度来看，主要常见科研考古、基建考古这两大类。基建考古是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文物，应当立刻停工，由文物部门组织考古工作。[1]此外还有一项类似于基建考古的工作，一般称为抢救性考古发掘。这类工作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涉案，如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发现盗洞，如果不进一步发掘，墓葬很可能会被破坏。[2]二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如金陵遗址附近的农民在山上挖蓄水池，导致完颜阿骨打的陵寝遭到局部破坏，经过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后，完颜阿骨打夫妇的石椁及出土文物才得到保护。[3]
02
长风破浪，知难而进：北京地区基建考古的三个发展阶段
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工作是配合基本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而开展的，日常任务量相当大。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期，北京地区考古工作基本上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围绕北京市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而展开。由于缺少前期考古调查与发掘，建设单位往往是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地下存在遗址遗迹，随后立刻安排停工，主动报告上级单位、和文物部门沟通，再由文物部门安排考古力量（即当时的北京文物工作队）察看现场、提出处理意见、开展发掘工作等。如大葆台西汉墓就是在早期部队建油库时发现的。“那时候大家还比较老实，一说停工，都规规矩矩停工，配合考古发掘非常主动。”舒副主任说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设施建设规模一般不大，施工设备较原始，工程进展速度较慢，群众配合度也较高。因此但凡被发现的遗迹与文物，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
图五 舒小峰副主任讲述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工作往事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2014年。这一时期，北京地区考古工作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不断展开，开发规模、强度、面积越来越大，呈现出“推平头”、“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然而在如此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之下，文研所每年接到的发现文物报告却不足前些年的十分之一。
舒副主任表示，有相当数量的遗迹在被发现以后，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停工，故意隐瞒不报；其中出土的瓷器、钱币、金银器也被哄抢一空。还有一批人游走在各工地之间，收购瓷片和文物，乃至形成地下文物交易等灰色产业。这种情况屡打不绝、屡禁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文物局及文物研究所从上到下大声疾呼，要求制定相应的地下文物保护法令。在北京市人大和政协的密切关注与大力支持下，经过专家多年调研论证，《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终于在2013年正式通过，并于2014年3月开始实施。舒副主任开玩笑称，在那个时期，地上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就是在和房地产商及建设单位“斗智斗勇”。虽然当时文物部门“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终于在2014年3月迎来胜利的曙光。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出台是一项划时代的举措，这是全国首部以省级政府令的形式，践行“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机制的地下文物保护法规，要求在土地出让前先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考古调查、勘探。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从此由原来的“被动跟进抢救”，变成现在的“提前主动完成”，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
“多年来，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展现出自身特点”
01
困境：早期发现少，晚期发掘难
北京地区有几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历史，但在封建社会早期，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北京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在早期历史遗迹方面，北京地区虽然有大葆台西汉墓[4]、老山汉墓[5]两处汉代诸侯王墓葬，以及隋唐的史思明墓[6]、刘济墓[7]等重要发现，但总的来说数量较少、文物保存状况不理想，和河南、陕西等中原地区相比，还是显得分量不够。舒副主任提到，除却人为破坏等原因，北京地区的气候特点也是导致文物不易保存的原因之一。南方气候湿润、地下水位高，西北气候干旱、地下水位低，文物都能得到较好的保存；而北京地区四季分明，易产生冻融现象，地下水位持续波动，文物能保留下来已属难得。
图六 大葆台西汉墓
北京地区考古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增多，但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存大多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原则上不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古发掘。[8]在金陵遗址中，除了曾对完颜阿骨打陵墓做了抢救性发掘外，其他工作都仅限于考古调查和勘探；一些明清郡王墓、公主墓，大多也都处于保护状态，而不进行主动发掘。于是造成北京地区早期少有重要发现、晚期难做考古发掘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科研考古就不能像其他省市一样，围绕重要墓葬和遗址遗迹开展。因此，北京市文物研究院选择的角度最终定在了大遗址保护。圆明园、西周琉璃河燕都遗址、路县故城遗址、元大都土城遗址、明城墙遗址等，未来将支撑起北京地区科研考古的重要方向。事实上，大遗址保护也是全世界考古与遗址保护的热门话题，大遗址保护在北京地区的科研考古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三
“多年来，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取得了重要成果”
01
考古数十载，薪火代相传
北京地区考古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步入正规化，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舒副主任提到，文研所曾经有一位老所长于杰，组织全所的骨干力量在北京地区山前台地做了连续普查，发现了若干新旧石器时期乃至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迹。今天为人所熟知的上宅遗址、东胡林遗址、雪山遗址等，都跟于杰先生任所长期间与全所人员一起开展的先期调查工作分不开。可以说，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积累而成的。舒副主任笑着说，今天北京市文物研究院从（组成人员）年龄上看已经很年轻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现在这批同志专业水平高、工作热忱高，这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是值得鼓励的。
02 任务艰巨，成绩喜人：
从一组数据认识十八大以来北京基建考古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舒副主任和师生分享了一组数据，以反映近年北京考古工作开展情况：
十八大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发掘面积达60万平方米，相当于84个足球场，位列全国第一。
“咱们北京市域面积才1.68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文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才三十多人，有考古领队资质的也就十多个人。”舒副主任笑着说，“但十几年来，这支队伍干了这么大的活儿，真是让人吃惊和钦佩！”
舒副主任回忆起，当年孙勐老师、尚珩老师一行人在通州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做考古发掘，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刘玉珠同志到工地视察。“那会儿正值严冬，天寒地冻，但咱们工地还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尚珩老师向刘玉珠局长汇报工作时冻得直流鼻涕，但一说到发掘就特别兴奋，说得停不下来！……我当时跟刘玉珠局长讲，咱们的考古队员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工作，每当有一点发现都特别激动。这些年我们北京地区能取得这么多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图八 2017年2月2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北京市通州区调研城市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
03 行而不辍，成果丰硕
回顾十一个北京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在北京市文物研究院的努力下，北京地区基建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舒副主任为师生们简单介绍了十一个北京地区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区楼盘在先期考古时，文物部门发掘了1573座平民墓，时代从唐朝延续至明清，重要遗存包括元代圆形四角攒尖顶砖室墓，[9]清墓所出刻有“奉天诰命”的铜鎏金凤冠等。该墓群年代很可能在明朝嘉靖年间扩外城之后，[10]对认识北京城变迁和周边墓地形成有重要指示作用。
图九 东城区望坛项目元代墓葬北壁仿木结构尖形顶
通州北运河故道及小圣庙遗址。通州北运河故道总长3000米，宽160-320米，应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的大运河故道，是元、明、清三朝大运河漕运兴衰的明证。另在配合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建设时，于图书馆下发现小圣庙遗址，这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构建通州地方志有重要作用。
图十 小圣庙遗址
密云区中医院新院古城墙。建设中医院新院院址时发现一段古城墙，判断可能为唐代檀州城城墙。檀州城位于唐朝版图东北方向，是经略东北亚、朝鲜半岛的重要区域，过去仅见文献记载，首次发现有考古实证。
清华大学新馆。清华大学在建设新土木馆、化学馆时分别发现有古墓葬、古桥、古河道。墓葬时代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多单人墓穴，并显示出统一规划布局的特征，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太监墓，对研究“中关村”（“中官村”）地名由来有重要参考作用。
石景山南宫古寺、古墓群。石景山南宫住宅小区开发项目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完整寺庙净德寺，周围还有若干墓葬及窑址。[11]由于发掘时近隆冬，考虑到现场开馆无法保障文物安全，文研院将墓葬遗存整体打包运至首都博物馆实验室，现今所有文物均已提取完成，大型棺椁也都得到有效保护。
图十一 石景山五里坨地块进行控规调整
房山汉代广阳城遗址。广阳城遗址规模与路县故城大体相当，周边有若干墓葬，位于沙地下方约三四米处。此次发现为房山的文化内涵增添重要一笔，有望在未来形成一条北京往西南连接北京、涿州、雄安三地的文化之旅。
房山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房山在建设金融小镇时，于坟庄发现两百余座明清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确认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的存在。
图十二 刘济墓发掘现场全景
城市副中心考古。以路县故城遗址为标志，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舒副主任称，在座的同学们现在也是路县故城遗址的发掘者和保护者。
图十三 路县故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十四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师生参与路县故城遗址发掘工作
除以上八项外，还有冬奥场馆、世园会、南水北调等考古项目。舒副主任表示，檀州城、广阳城、路县故城等遗址，今后都有望成为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内涵的地标性文化公园。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基建考古！”舒副主任笑着对同学们说，“基建考古工作是经常性的，更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