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汉代六畜——四张面孔下的动物世界

摘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说法,那么何为六畜?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可见马、牛、羊、鸡、犬、猪为六畜在南宋已是定论。由此向前追溯,汉晋时期郑玄、杜预在给最早出现“六畜”说法的《周礼》《左传》作注时,也明确六畜当为马、牛、羊、鸡、犬、猪。近期,“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 ...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说法,那么何为六畜?

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可见马、牛、羊、鸡、犬、猪为六畜在南宋已是定论。由此向前追溯,汉晋时期郑玄、杜预在给最早出现“六畜”说法的《周礼》《左传》作注时,也明确六畜当为马、牛、羊、鸡、犬、猪。

近期,“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正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对外展出,此次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虽是以人,或类人神仙为主题,但其中直接与六畜相关的文物也有数十件,足见六畜在汉代人生前身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家马由东欧或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在我国境内率先出现于陕甘青地区(近年来古DNA分析认为家马的出现可追溯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到距今3300年左右,马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已变得较为常见,比如殷墟就发现了多座车马坑。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车马坑(《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2015-201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9年第4期)

马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普遍应用于长距离运输,尤其是与车相配合,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土西汉遣册中记录的肉食来源有牛羊狗猪鸡等,但马却十分少见,也足以体现马作为珍贵劳动力的价值。

同时在汉代,马种的引进与改良是实现军事战术和武备变革的关键。

狮子山汉墓飞骑所跨陶马,低身广躯,敦实强健,体长明显要大于体高。而到东汉,雷台汉墓中随葬的铜马,颈部弓起,四肢细长,体长与体高更加相近。

从文献记载角度看,新马种的出现,与从西域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和阿克哈·塔克马有关。这类马匹长于奔袭作战,也才能支持汉朝与匈奴的长期战争。

飞骑铭骑马俑 徐州博物馆藏

铜轺车 甘肃省博物馆藏

六畜中的牛,泛指黄牛。一万年前,黄牛在西亚、北非地区被驯化(此外可能还有一处独立起源中心,即7500年前驯化于南亚)。

距今4500-4000年,家养黄牛在我国黄河流域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开始集中出现,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就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规整埋葬的现象。

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出土黄牛遗骸(《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黄牛在被成功驯化后,很快就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发挥作用。

农业种植少不了牛耕;祭祀仪式中,牛、羊、猪三者齐备,才可称之为“太牢”;牛肩胛骨既是早期文字书写的重要载体,也是早期农业耕作所用骨耜的基础材料。而到汉代初年,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牛车暂时取代马车,成为主要的出行工具。

汉代饮食中对牛的利用也相当多样。同样是来自出土西汉遣册中的记载,牛肉的烹饪方式有熬、煮、炙、腌,或制成肉脯、肉酱;牛肉可以单独制羮,也可以与蔬菜、谷物混合熬煮;除了牛肉外,牛的内脏下水也可呈上餐桌。

不过牛肉仍是汉代肉食中最珍贵的一类,汉代也曾有禁止屠牛的明确法令,其在简牍中记载广泛,当与墓主身份等级有关,或仅是身故后的美好愿望。

牛肉酱千万石陶壶 河南博物院藏

六畜中的羊,包括绵羊和山羊,绵羊由已经灭绝的赤羊或盘羊驯化而来,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来。绵羊和山羊可能都是距今10000年左右在伊朗扎格罗斯山及周边地区最早驯化。

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肃和青海一带,主要是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之中有发现羊的骨架、下颌骨等。

到汉代养殖业进一步发展,也包括官方养殖体系的完善。从史书和简牍记载中可知,汉代官方六畜驯养机构主要为厩和苑。二者区别可能在于“厩”以圈养为主,养殖对象多为马,为人工饲养,“苑”以放牧为主,养殖对象除马以外,还包括牛、羊,更多是放养式。

彩绘木羊 甘肃省博物馆藏

由于“羊”与“祥”发音相近,汉代以羊为母题的文物很多,如羊纹金饰、羊形灯具、羊母题画像石、含“羊”字铭文的铜镜。汉代诗赋中更有“金羊载耀,作明以续”的称颂。

羊尊铜灯 河北博物院藏

羊头纹金杏叶 扬州博物馆藏

家鸡由红原鸡驯化而来,不过关于它的起源时间、地点,以及传播仍然颇具争议。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几处新石器遗址中均发现过鸡骨,但驯化证据不足。

真正较充分的驯化证据见于距今3600年的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在这处遗址中,鸡骨与属于家养的狗和猪的骨头一同被发现,之后家鸡在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遗址中频繁出现。

以鸡为代表的禽类,在汉代的造物体系中常与熏炉相融合,作为熏炉盖纽出现。这或是之后东晋郭璞《玄中记》记录的“天鸡”神话原型,“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则鸣,群鸡皆随之鸣”。

云纹透花铜熏炉 河南博物院藏

与“天鸡”相比,斗鸡活动就要接地气得多,汉代市井走卒、闾巷少年、江湖游侠、宫廷贵胄无不对斗鸡活动趋之若鹜。曹植更是就斗鸡活动作了细致描写: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

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曹植《斗鸡诗》

四川成都石羊乡出土新莽陶罐斗鸡图 (《成都石羊乡出土王莽时期斗鸡图》,《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驯化动物之一。现代基因证据显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狗都是由灰狼演变而来,目前已知较早驯化狗的DNA证据来自三万年前的欧洲和我国南方。

而我国最早的狗骨骼实物证据出现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年代距今约10000年,发现的下颌齿列长度要明显小于狼的,是相对确凿的动物驯化证据。而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已出现刻意的家狗埋葬行为。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狗下颌骨 (《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遗址出土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与斗鸡一样,斗狗也是汉代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汉代立国之初,中央朝廷就设“狗监”一职,专门管理皇帝的猎犬。汉武帝在位时曾建“犬台宫”,供文武百官观看斗狗,以为娱乐。除犬台宫外,《三辅黄图》中还记载有走狗观。

灰陶狗 河南博物院藏

袁靖认为狗的驯化,与它易于近人的天性关系密切,这一带有宠物性质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而汉代家犬也是属于个体的重要私产。

扬州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简牍奏疏之上,多封内容都与丢狗案件有关。汉代栎阳城的一处墓地中,M27是独立的宠物狗墓葬,并随葬有丰富的陶俑。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M27狗与陶俑(《西安市阎良区秦汉栎阳城遗址墓葬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9期)

家猪的祖先是野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发现有九千年前的家猪遗存。国内发现最早的家猪骨骼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年代与国外相近,表明两地对猪的驯化可能是独立起源。

略晚于贾湖遗址的河北磁山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中也都发现家猪骨骼。不同地区不同遗址家猪骨骼的出现,说明即使在中国,猪的豢养也有可能是多地起源。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猪骨标本(《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1期)

猪是汉代食用最广泛,价格相对也最低廉的肉食种类。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河西猪肉单价要略低于鸡肉,其中又以普通猪肉、猪脂最为便宜,猪头、内脏等价格也颇高。

这催生了成熟的屠宰行业,汉代庖厨图中,屠猪是最常见的要素之一,吹气剥皮的屠宰技术也做成了陶俑生动表现。

除了日常食用外,无论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还是甘肃武威出土的一系列汉代医简中,都记载了猪的油脂入药,可外敷创伤,内治风寒。

乐舞杂技画像石局部庖厨屠猪 山东博物馆藏

 

复釉陶宰兽俑(济源博物馆官网,http://www.jysmuseum.com/bencandy.php?fid=89&id=1349)

《三字经·训诂》中对六畜职能有精辟的论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六畜”各司其职,为汉代各阶层、各行业人群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增添了乐趣。

(本文原标题为《天下惟宁丨汉代六畜——四张面孔下的动物世界》,全文原刊于苏州博物馆官方微信平台,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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